這幾天網絡上都在炒作阿憶公布的“北大副教授工資單”。網絡上炒作的經常是無聊的甚至是無中生有的話題，不過這次的炒作是正確的，應該予以表揚。瞎貓還能撞死幾個笨耗子呢，何況咱們的新狼和餿狐啊。

我本來對此沒什麼要補充的，可是有一些網友和媒體來跟我核實，既然阿憶跟我是大學室友，於是我就仿佛具有了替阿憶驗明正身的義務。電影《冰山上的來客》中特務頭子帶着古蘭丹姆來到解放軍的哨卡，他向解放軍證明古蘭丹姆“是好人”，楊排長冷冷地說：“你證明她是好人，那麼你就是好人啦？”我又想起十七年前，我的敬愛的導師去向某領導證明“孔慶東絕對是愛北大、愛國家的”，他用自己的人格擔保“孔慶東絕不是壞人”，某領導冷冷一笑：“可是誰擔保你呢？”所以，我也擔保不了阿憶，我只能擔保一份我自己的“舉賢不避親”的傲骨就是了。

關於北大教師收入之低，待遇之差，本來是幾十年間“從來如此的”。我們這些號稱學習魯迅精神的學者竟然沒有人去抗議“從來如此便對麼？”我的導師一輩，有多少轟動國際的著作是在床板上寫出來的，因為十米斗室里唯一的桌子要讓給孩子寫作業。到了我這一輩，還有的博士論文是在縫紉機上寫出來的。我本人在鄧小平同志去世那一年，個人生活的最大理想是：五年之內一定要買一台電腦。不過，物質生活的簡陋，北大老師大多數是不在乎的。丁石孫、陳佳洱當北大校長時，房子都住得很小。我們中文系幾屆主任嚴家炎、孫玉石、費振剛，都住在使用面積只有50多米的房子裡，有的馬桶蓋上都堆着十幾本“走向未來叢書”。直到現在，據說北京市人民普遍超越了小康走向富裕階段了，我們的工資仍然低於北京市平均收入。而我們的工作業績就不說了，起碼勞動可以說是天下最累的之一吧，基本上沒日沒夜，干不完的活。特別是三四十歲的副教授和講師，那真是領導哪疼往哪貼的靈丹妙藥。像孟二冬那樣的教師一抓一大把，只不過碰上了胡錦濤總書記親自關懷，其實我們自己早都累麻木了，說實話，學校裡邊是不怎麼感動的。我們氣憤的是，陳景潤、蔣築英、羅健夫、孟二冬，這樣一代一代下去，我們跟礦井下冤死的工友就越來越近啦。

但時代畢竟不同了，過去人民都知道陳景潤艱苦。而現在，竟然有人以為阿憶到北大是“撈錢”，這就太沒有腦子了。北大里也有富豪老師，但人家的錢不是北大給的，也不是國家給的。我是北大校級的工會執行委員，了解一些內幕，我們的國家級勞模獲得了全國最高獎，也不過發了一千塊錢，我們都不好意思給老師送去——怕的是給咱國家丟臉啊！

社會上動不動就說北大清華拿了國家多少錢，我給你們算算。國家允諾給北大清華各18個億，於是那些沒見過錢的偽自由主義混蛋就大叫大嚷說不公正啦，不民主啦。他們連基本的算術都不及格。這18個億分三年給，每年6個億。實際上根本沒有到位，據說只到位了2億4。咱們假設都到位了，那麼北大師生員工總有3萬人吧？一年6個億，3萬人，平均1人只有2萬，分到12個月，每月只有不到2千。這裡面還要包括北大的水電費、衛生費、粉筆錢、黑板錢吧？那些不了解情況就以攻擊北大清華為樂的人，你們的良心何在？你們知道嗎？國家給北大的錢連基本工資都不夠，你以為18個億都給了你爸爸一個人嗎？

所以，北大各個院系必須自己創收給老師發工資和崗位津貼。校長、院長、系主任，都必須以“找錢”為第一天職。說出來，真是燙嘴啊。堂堂中華，斯文何在？我不想指責某些院系在創收方面做了影響正常教學的舉措，我也同意社會上在了解了真實情況之後對他們的批評。但是總體上說，北大人是在國家沒有保證我們吃飽肚子的條件下，為這個國家的輝煌而繼續“爬雪山、過草地”。我們不求表揚，但是總不能忍受那些誣衊吧。我對北大的領導也很有意見，因為社會上總說我們收入很多，領導們居然不出面為我們澄清，好像他們真的給我們發了錢似的。我一次出去開會，某著名人士問我：“你們系主任年薪500萬不止吧？”我回來告訴了我們年薪剛夠5萬的系主任，他一臉苦笑。因為他忙於行政，肯定不可能像我這樣在工資之外還能掙點稿費什麼的。我們的系主任、教研室主任，都沒有汽車，人們相信嗎？當然，我現在是買得起車的，但是我心理變態，就不買，因為在北京養車，一年要2萬元左右，恰好是我一年全部的崗位津貼。以我自己的課酬為例，我在北大開設的通選課是最受歡迎的，四百人的名額，會有六七百人去聽，傍晚的課，中午就開始為占座打架，管理教室的師傅對我意見最大。這樣的課我辛辛苦苦講一學期，得到的是北大最高的課酬——人民幣4千元，也就是說，到北大聽孔慶東講課，即使自費，也只要一學期10塊錢。

我以前不想說這些，即使媒體再三追問，我也王顧左右而言他，原因我已經在《千夫所指》的最後一頁寫清楚了：我不願意給北大領導丟臉。如果深究一下自己的心理，應該承認，我不如我的老同學阿憶有勇氣。當年我們上大學的時候，我就對社會黑暗面過於寬容，總是主張“團結一致向前看”，遠不如阿憶兄的愛憎分明。現在，既然阿憶挺身而出了，我也就不該繼續混在群眾隊伍里享受阿憶給我們帶來的同情了。我需要補充的是，我的基本收入跟阿憶差不多，他的那張工資單絕對真實，但是我們中文系還有許多年青老師的收入連這個都達不到，有的每月只有2千元左右。我們中文系，不但沒有給老師發過電腦，連個閃盤、連個手電筒都沒發過，報銷一張火車票，都要再三核實。我們中文系的老師沒有自己的辦公室，連一張屬於自己的辦公桌都沒有，連中學老師都不如。沒有地方指導學生論文，更沒有臉面會見外國朋友。一位德國學者來北京拜訪我，我請他在建國門吃飯，花了200多元，談天說地，然後無恥地指着窗外高聳的每平米6萬的豪華公寓說：“喏，我就住在那裡，我太太今天生病了，下次請你到家裡喝茶吧。”等他坐上出租車離去，我就鑽地鐵回西三旗了。北大領導多年前就許諾要為我們文史哲幾個系修建一座“文科大樓”，但是現在連磚頭也沒有看見一塊。

不過，說話總要客觀，我想阿憶跟我一樣，我們不恨北大，相反，我們知道北大為什麼這麼窮，我們知道是什麼力量使北大最王牌的院系過着最寒酸的生活，我們知道是什麼力量不但從政治上、而且從經濟上要制裁這些真心弘揚中華文明的學者。我們的物質生活，我們自己去改善好了。既然父母沒有力量讓孩子吃飽穿暖，那我們當孩子的，就自己去“半工半讀”吧，我們可以發牢騷，可以跟父母吵架，但總不能因此就“認賊作父”啊。我們願意跟北大一起，在艱苦中忍受着勞累和誤解、壓迫和陷害，為了減輕哪怕一點點下一代的苦難，我們願把那黑暗坐穿。

今夜，北大星光燦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