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寿
有关这本日记体小说的传说已经很多。人们纷纷猜测着这本日记里面的内容，刚开始说与八十年代在民间流行的手抄本《少女之心》的内容相同，后来就说是与《金瓶梅》类似，再后来说纯粹是一个同性恋患者的心理描写，总之，它的不能面世一直成为神秘的事情。经常有人来找余伟想亲眼目睹这本日记体小说的真面目，多家出版社也来找他，都被他拒绝了。还有人说它正在某个出版社出版，说封面上写着这是"中国第一本大学生性心理自传体小说"的字眼，甚至有人说世面上已经有盗版的书了，只是一面世就被查禁，销毁了。这倒是真的。有人的确给余伟拿来一本没有来得及销毁的《非常日记》，一看内容并不是真的《非常日记》。只有他知道这本日记体小说的内容和它的下落，以及作者悲惨的遭遇。
一
笑茵告诉余伟一件奇怪的事。他们女研究生楼上最近连连发生失盗现象，女研究生的内衣内裤一旦晾在外面，就被人偷盗了。她的一件内衣也丢了。
“真恶心！偷什么不好，偷人家那些东西！”笑茵摇着头，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我不这样认为。我在国外的时候……”
“你能不能不说'我在国外的时候'这几个字，多别扭！”笑茵嗔道。这是他们正式接吻确定恋爱关系的第七天。他们是在网上认识的，一周以后，他们就在现实中见面了。互相都很满意。笑茵唯一对余伟不满的就是，他老是把"我在国外"当做开场白。刚开始时，以女孩子的虚荣心，她还是颇有些自豪感，后来宿舍里的女生说他像《围城》里的某个人物时，她就也觉得他有些愚了。
余伟也不生气，继续说：
“在国外，这种现象实际上很多，尤其在美国等一些工业文明很发达的国家。很多的意思并不单是说发生的事件比我们多，还有他们比我们重视这方面的研究与治疗。我也曾临床接触过好多例。起初，我也觉得这些人的行为很恶心，后来我就不这样认为了。他们是有病，有心理或者生理方面的疾病。他们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我就不信，他们连自己的行为也控制不了。我看，他们是缺乏起码的道德羞耻感，已经构成犯罪，应该将其绳之以法。”
“太偏激了。你以为这些人不痛苦吗？你以为他们也想这样吗？他们也知道这样不合适，可是他们由不了自己。再说，这些人是怎么变成这样的？就是因为道德的束缚，使他们有了心灵上的疾病，如窥阴癖，露阴癖--你还没听过露阴癖吧，就是专门在异性面前露出他的那东西。你大概没见过吧？”
笑茵就笑，虽然没有回答余伟，但却想起了上初中天天挤公共车的时候。那时候，招手停啊什么的还没有，所有的人都挤公共车。班上有几个坏男生，一下课就在那里大声地说一些下流的事情。实际上有时候，他们是专门说给他们女同学听的。听他们说，他们经常在车上碰着一些男的，专门把那东西掏出来，在女人身上蹭。真恶心。她们好奇，可是既不敢看，又想知道是不是那样。最终还是没看到。上大学的时候，女生楼上住了一层男生。中间的楼层旁就是厕所，有很多男生在夏天的晚上，常常光着身子走来走去，若看见女生来了，还特意那样。有几个女生爱看。她们宿舍就有一个，一到晚上，她就讲一些男人的事情。说真的，她虽然觉得恶心，但听起来很过瘾。
余伟认为不能敌视那些人，他们就是因为被周围人歧视、无视，因为他们内心的自卑，还因为他们不幸的家庭生活才这样的，这不仅仅是他们的错，要说错的话，就应该还有社会、家庭和教育。
道理听起来是正确的，但笑茵还是气愤不过。无论如何，这件事发生在别人身上，这个道理就通了，可是发生在她自己身上，这个道理就有些强人所难了。
余伟为了说服笑茵，又说起一些他见过的变态狂的事情，说得笑茵越发害怕。她也想通了，不过，她不敢在宿舍里住了。
晚上，笑茵的父母要见余伟。余伟请他们到欧亚中心去吃饭。笑茵的父亲是一个作家，那种老派的很严肃的作家。年轻时候写过不少政治诗，后来写小说，主要写他在插队时的经历，实际上是杂农村题材和城市题材为一体的那种小说。他总是觉得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身负重任，虽然他也没有写出多么出名的作品，但他的这种精神还是令余伟感动。他在性格上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话很多，总想和人交流。交谈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要表达他对社会和各种事件的看法。他很高兴，他读过余伟的很多东西，包括他的心理学博士论文。余伟也是个文学爱好者，大学时读的是中文专业，发表过一些作品。在国外读博士时，他给国内的一些报刊投过很多稿，发表得更多了。不过，都是些感想式的文章，思想的内容远远大于艺术价值。
吃饭的当儿，笑茵就把她们楼上发生的事当笑话告诉了父母。笑茵的母亲一听很害怕，担心笑茵会出什么事儿。她是一个公务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
笑茵的父亲一听，则大骂社会风气的恶化。他认为那种行为是不可饶恕的，但归根结底是社会造成的。他说：
“我插队的时候，倒是常常听说过这样的事。那时候吧，是社会不好，而且做那些事的都是些不怎么样的人。我上大学时，就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事。这种事怎么能发生在大学里呢？大家都在拼命地读书、学习，谁都很珍惜大学里的时光，哪里像现在的大学生，整天想着谈恋爱，浪费大好青春。你看，居然还有这样的事！”
“你呀，老觉得那时候好，现在社会环境不同了，你还是老脑筋。”笑茵的母亲嗔道。
他一听，更生气：
“咱家邻居那个演话剧的老周，还得过梅花奖。他有一个九岁的女儿。有一天，他气愤地说，他在楼门口曾看见几个小孩子在摹仿着电视里的床上镜头，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些孩子还不是咱们楼上的？他说，他现在就非常为自己的女儿担心，害怕出问题。可怎么能防得住呢？你总不能天天跟在她后面，也不可能禁止她跟社会接触。真是叫人担心哪！”
余伟说：“在国外，人家就不一样，很早就给孩子进行性教育。不管是学校里有这样的教育内容，即使是家长也不怎么忌讳，所以他们对性有一种开放的认识，不神秘，不像我们现在这样，把这种现象视为禁区。人有一种心理，就是越是禁区越要闯。”
余伟给他们讲他在国外目睹的种种现象，老作家大概早就不高兴了，委婉地打断他的话：
“现在的年轻人，一说就是国外，仿佛国外的什么都是好的，我们的什么都是错的。”
笑茵也白了一眼余伟。余伟感到很委曲，也很后悔，赶紧解释：“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是这种事情在国外是很普通的事，只是在国内才刚刚被人注意。实际上，这种事情在国内也不是头一例。早在五年前，我还在国内读硕士时就在一家小报上看到过类似的报道，只是当时人们把它当作一种可笑的事，却没有来研究而已。”
“研究是可以的，放纵就不行了。就说国外吧，从小就把这些事当成家常事说，孩子稍稍一大些，就有了性行为。你说这是好事吗？国外有多少人在研究这些东西，研究的结果怎么样呢？开放的越多，问题就越多。”老作家显然也在极力地克制着自己。
“但开放总比不开放好。”洋博士并不停止。
“那不一定。什么事情都有个度。我们老祖宗讲的中庸之道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要讲这个度，所以要有人来研究。”
气氛有些尴尬。两个女人感觉最不自在。第一次见面，就为各自的见解而争论，可见思想不是个好东西。但是男人似乎并不这样认为，非要在思想上战胜对手不可。
他们争论了很久，任凭笑茵的母亲怎么调停，两人还是不能停下来。他们后来还争论了英国的离婚运动，美国女人发起的走出厨房运动，等等。女人大概不能理解男人为什么这样非要在思想上争个长短。菜没吃多少，话倒说了不少，脸早就红了。笑茵拼命地给余伟眼色，余伟并不理睬。两个女人生怕两个男人因为争论而产生矛盾，所以就嚷着要回家，这才结束了这次见面。
回来的路上，两人一直沉默着。到北方大学一站时，余伟看了看笑茵，说：“到我那儿去吧！”
笑茵不说话，犹豫了一下，气乎乎地下车了。下车就意味着和解。笑茵问他为什么非要在第一次见面时争论呢？以后有的是机会。余伟说，他就是忍不住，再说了，如果我在未来岳父面前不拿出些本事和骨气来，他肯定也看不上我，现在至少打了个平手。笑茵终于也笑了。她觉得这个书呆子还是挺可爱的。一高兴，她就住下了。晚上，他们终于抑制不住地疯狂地做爱了，一共三次。他问她为什么在第一次接吻时他要的时候她拒绝了。她说她实际上挺保守的。他说，他就喜欢保守一些的女人。
第二天早上，宿舍里的女生问笑茵昨晚上到哪里去了。她说回家了。她们就笑。她就问她们笑什么。她们问她，你说呢。她红了脸，争辩着说，她就是回家了嘛。有人就笑着说，昨晚上她母亲很晚的时候给宿舍里打电话，问她回来了没有。她的心一激，继续听她们说。她们说，她们告诉阿姨，笑茵没有回来。她想，完了，让母亲知道了。这是最让母亲伤心的事。她坐到了床上。她们仍然笑着，看她这样子，就又往下说了。后来阿姨又打来电话，她们就说，笑茵正楼底下从余伟呢，阿姨再没打过电话。她笑了，脸红得连自己都觉得过分。的确，她实际上是一个传统的女人。过去她始终认为自己很先锋。
这一天，她们都很想念对方，但又都很满足，没有给对方打电话。
夜深了，余伟照例上网。早在美国学习的时候，他就建立了自己的专业网站，有英文和中文两个版，来浏览这个网站的人很多。北方大学的校长刘子奇教授也是在网上认识余伟的，他和余伟有过深入的交流，给余伟发过三个电子邮件，盛请余伟来北方大学工作。1999年秋天，余伟怀着感动终于来到了这所国内重点大学。刘子奇很重视余伟的网站，给余伟划拨了专门的经费来运作它。余伟回国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网上度过的，只可惜这里的网络建设太慢，上网的速度又跟不上，来浏览他的网站的人非常少。今天，他终于看到有一些学生在他的网站上发表作品了。他还收到几个电子邮件。其中有两个邮件很有意思。一篇是写一个独生子女上大学时的尴尬处境。她什么也不会做，但什么也不愿意居人之后。父母就住在本市，每天都要打电话，每周都要来一趟学校，给她买好用的东西，就连她用的牙刷也是她父母买的。她做的事，就是学习和花钱玩。她在进校的时候，高考成绩是全班最高的，可是一上大学她就厌恶学习了。一年以后，她成了全班倒数第三。她的心理彻底崩溃了，高傲与自卑，自恋与自弃，使她对未来充满了不信任。她不愿意在宿舍里住，也不想和父母一起住，于是就租了学校附近农民的房子住。她几乎和同学不来往，也开始厌恶父母对她的娇惯。后来，她和一群社会上的流氓混熟了，最后居然吸了毒。现在她已经是大三的学生，也已经知道自己的处境很危险。她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文章寄给余伟，希望他能帮助她，但她只给余伟留了个网名：独生子女。另一篇还是一个独生子女上大学失恋时的求救信。她说，她的男朋友在暑假回来把她抛弃了，和另一个女孩子谈上了。她本来就受不了，更何况那个女孩子比起她来简直太丑了。她说她自杀了一次，被救活了，可是她的男朋友并没有就此收心。她现在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了，希望余伟给她一点援助，最好把她的男朋友给"收"回来。她也没有留下真名，仍然只是个网名：情有独钟。
余伟苦笑不得，自言自语道：“独生子女，情有独钟……”他给独生子女和情有独钟各回了个短信，算是暂时的安慰与答复。
发了电子邮件后，他在电脑上郑重地写下一个文章的题目：《警惕：独生子女上大学的种种困境》。
突然，电话响了。是笑茵打来的。她急急忙忙地说：
“余伟，我非常害怕。”
“怎么啦？”
“刚才我上厕所时把门没有关，进来的时候也没有在意什么。结果我刚睡下不久，就发现有人在宿舍里找东西。我以为是我们宿舍的谁，问了一声，没有人回答，又问了一声，只见那个人从门里跑出去了。吓死我们啦！你快来吧！”
余伟赶紧出门，打车到了她们学校。
笑茵宿舍的人都起床了。旁边宿舍里的女同学也围在她们宿舍里，见余伟来了才散去。余伟问她们丢了什么，笑茵说是她的化妆品和内裤丢了，别的什么都没丢，甚至连放在桌上的钱包都没动。她连连骂那个贼太恶心，偷什么不行，偏偏偷内裤。看来小偷不是来偷钱的，而是专门来偷她们的内衣和日用品的，而且目标是笑茵。
笑茵吓得再也不敢睡觉了。余伟问她看到那个人是什么样子吗？她说个子不高。等她那么一喊，那人就飞快地跑了。等她们跑出来时，楼道里已经没有人了。她们就在楼道里喊，别的宿舍的人都出来了。看楼门的睡着了。一楼卫生间的窗户开着。
一个女生--大概已经有三十多岁了，听说她是从南方考来的，有一个孩子，和丈夫一直两地分居，她考研就是希望能改变命运，将来能和丈夫在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大学工作--她说，最近几天，她老是看见一个矮个子男子在楼道里转着，大概二十多岁，脸很瘦，眼睛很瘆人，像是那种白天不怎么活动，专门在晚上行动的人。她说得那些女生都格外害怕。
五点钟时，他们都累了，觉得这真是件没意思的事，便和衣躺着睡了。笑茵要余伟和她挤在她的床上，余伟不好意思，还是回去了。第二天中午，余伟去找笑茵。屋子里围着很多女生，都大骂那个小偷，有人认为这就跟强奸了人一样罪大恶极。余伟一想到笑茵的内衣，气也不打一处来。她们决定给学校武保处报案。
武保处的人来问了一下情况，也觉得可笑。不过他们说最近在好几个学校都发生过这样的事，但在每个学校只发生一次，而且作案时间都是星期六晚上。他们说，以后星期六晚上他们会采取行动的。
武保处的人走后，她们倒兴奋起来，因为她们觉得这是典型的性骚扰。她们中有很多人都有过这样那样的经历。有两个同学的内衣被偷过。有三个同学曾经遇到过相同的尴尬事件：有男学生把她挡在路上，说是自己乡下的妹妹到学校里来看她，没有袜子，要她们把袜子借给穿一下。她们觉得又气又可笑，最后竟把袜子“借”给了那个男生。笑茵说她已经遇到了两次。
余伟笑着问她们：
“你们在给他们脱袜子时，实际上心里很高兴，是不是？”
她们互相看着，大笑起来。他又问：
“你们觉得不光是可笑，还有一种自豪感？”
她们又互相看着，笑。他问她们：
“你们当时心里是不是还有一种恐惧感，生怕他有其它的不良行为？”
笑。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病人--在我们心理学界，把这种人称为病人，不把他当犯人--他在接受我的治疗时，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他说每当他要到了他喜欢的女性的内衣和袜子什么的，他就一晚上都兴奋，他闻着她们的味道，满足了。我问他怕不怕被抓起来送进监狱，他说很怕。大部分病人是没有勇气来治疗的，他们也把这个当作是一种犯罪，至少当作是一种道德沦丧的行为来对待，只有意识到自己是得病了，或者是在家人和朋友的劝导下才来治病的，但这样的人还是很少。社会对这种行为的认识有两种，一种认为是道德沦丧或犯罪，另一种认为是心理有病了。可是在我们国家，心理学的发展很慢，这些事情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尤其正在进行法制建设，很少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心理疾病。说真的，我很同情那个小偷。他并不想伤害谁，他很可能也只是爱着而已。”
这时候有人开玩笑地说：
“那他就成了你的同情兄。”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