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以前，我20岁，对文字之美极其敏感。那时，我喜欢川端康成，也喜欢苏童，他们那种忧郁到神经质地步的凄美，令我迷醉。然而，我渐渐发现，那种过于惊艳的语言，几乎必然地会导致严重的自恋，而写作者，将在越陷越深的自恋中，把自己臆想成全能的上帝，我认为这是危险的，它可能使你在似锦繁花中迷失写作最本原的目的。

　　此后两年里，我开始对先锋作家们普遍地感到失望：苏童永远在自怨自艾，马原早已无疾而终，格非陷入了自设的迷宫，至于余华，当我在读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之后，我再也不认为，《十八岁出门远行》是一篇多么出色的“原创作品”了。于是，我想摆脱先锋作家的影响，写一篇对自己的青春期作一个总结的小说，即《禁忌游戏》。然而，在逃离语言的诱惑的同时，我却陷入了另一种“形式之美”的禁锢，即逐渐沉醉于对小说结构的把玩。对结构的极度关注，令我几乎完全不再考虑语言之美了。

　　这样都不好。但我无力自拔。我发现，对于每一个真正热爱小说的写作者而言，或迟或早，都会遇到这个无法回避的磨难——在形式(包括语言和结构)与“内核”的侧重上，你究竟何去何从？我感觉，自己正渐渐接近了某种“内核”，但我却够不着它，这令我沮丧。随后，我大学毕业，进入共产党某宣传机关工作，先是为琐事忙碌，后是为住房奔波，99年又下派扶贫。所以，自96至99年，我没有写过一篇完整的小说。甚至也很少再阅读小说作品。

　　但那段时间，在偶尔的小说阅读中，有两篇小说触动了我。一篇是苏童的，名字记不大清了，象是叫《神女峰》，其中，苏童似乎企图对自己既往的模式来一个变革，但最终，他对语言惟美主义的过度依恋、对叙述手段的过于娴熟，反而伤害了他的目标。那篇小说，成了与太平军的“北征”类似的不了了之的奋斗，而苏童，此后也似乎再没进行过类似的“北征”了。

　　另一篇是余华的《祖先》，它发表在《江南》杂志90年代初的某一期上，但我直到90年代后期才在旧书市场看到。我买会那本旧杂志，一看，就被震憾了。《祖先》似乎同样没有引起评论者们的足够重视。但那其实标志着余华似乎打胜了他心中“形式与内核”的战争，他在那之后，写出《活着》这样真正优秀的作品，只是时间问题了。

　　余华，正因为触及了“内核”，所以他正在成为可能意义上的大师——尽管《许三观卖血记》削弱了这种可能；而苏童，正因为过于迷恋形式之美，所以他在写作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正在离大师的坐标越来越远。当然，我从来不认为“成为大师”应该是个目标——那本来就是一件无心插柳的事。况且，写作的态度、目的、受众本来就该丰富多彩，三流作家的大量存在，是永远的必然，是文明的规律。但是，我的确为苏童惋惜。

　　苏童和余华各自内心的“战争”，使我开始更认真地考虑，我必须找到一个支撑我的小说乃至我的灵魂的精神上的东西，我姑且称之为“内核”吧。每个人的内核是不一样的，我的是什么样的呢？可惜，到今天我仍不知道，这使我常常怀疑自己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及格的小说写作者的可能。不过，坦率地说，即使我真的及格，我一点也不打算当一个“作家”。有时我想，哪一天，我离开了现在的工作单位，我可能会去当律师，当广告人，当经纪人……如果以上都失败了(由于我虽然聪明，但性格怪异，故存在此可能)，我就当三轮车夫，或者去擦皮鞋，家里急缺钱的时候，我就去卖血。但是，我绝对不会去当“作家”！我这么说，大多数人会以为是指不“卖文”，这是从古代的士人到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习惯的理解。其实这么想就太狭隘了。“马无夜草不肥”，我当然也希望写作这棵“夜草”能使我富裕起来，为了发表，我同样愿意改变自己的趣味。所谓“卖血”，只是在我的文章经过我本人媚俗化的修改后仍然卖不出去，而同时我的“主营业务”又出现赤字的特殊情况下无奈的选择，否则我卖什么血呢？我又不是“多血症”！我想说的是，写作即便可以给人带来财富，也不应是一个职业！充其量只能是个副业！

　　只有写作成为一个副业，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写作上的自由。我对于时下流行的那种“平静的、不露声色的、冷静的、有节制的、淡淡的……”叙述风格越来越深恶痛绝。当然，那种叙事方式不失为一种多年来积累出来的好方法，我时不时也要用一下。但如果把它作为一种标准，就太不尊重人权(含发明创造权)了！现在，文字稍微活泼、粗造或野蛮一点，就可能被认为是“文笔不老成、不老练”，我要敬告那些所谓作家，除了搞政治阴谋之外，没有一样东西的检验标准是“四平八稳，八面玲珑”。

　　我的某些文字将涉及“手淫”、“自残”、“性欲宣泄”等“上不了正台”的细节，我这么写，并非开玩笑，恰恰相反，对此我非常严肃——我一直认为，小说与生活之间，不存在谁高于谁的问题，小说也未必都要真实地记录生活，但是，真正的小说，应当“映射”生活。生活中真实发生过的，尤其是反复发生的事情，必定都反射着人性的某一面，因此都是小说的叙述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相信写作必须反映当下真实的生活——而当下中国最真实的生活，其实就是性解放的无所不包和无所不在。

　　当一种经济处于转型的时候，社会和人心的动荡不安，就如平静河面下涌动的暗流，貌似宁静，实则惊心。正是这一点上，可以解释为何我们近20年来性的泛滥比西方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此，我无意于褒贬，一切只是一个过程，性既不必神秘化，也大可不必妖魔化，它就像打屁一样，是很普通的小事情。而在人类浩大的做爱史和打屁史中，我们每个人都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参与者或者旁观者，我们无力改变什么，文人最大的弱点是很容易把自己幻想得很强大，似乎可以通过文字改变什么，但其实，我们都只是蚂蚁，除了守望，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但这种守望于我而言偶尔弥漫着淡淡的感伤，因为我知道，一切过程在结束后都是无聊的，失望的，无意义的。历时近30年并且将继续蔓延下去的中国性解放运动也逃不脱这个归宿。再也没有比在未了结之前就看到了结果更落寞的孤独了，如同一朵花正在绽放时你却看到了它凋零后的碎辦，除了叹息还能怎样。

　　我理解的性解放是广义的，不仅包括生殖系统的解放，也包括人性的解放，在人性的解放中，我尤其关注人性中恶的一面的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不明白，为什么人的性事，包括正常的性和变态的性，都可以被不少写作者，包括我，津津有味地写了又写，而相对善良的一些行为，比如自残或“非常态自恋”(如不少人对自己的鼻屎等的依恋)却反而似乎是个禁区。仿佛一写就很不洁。以至于我在写作这些不长的小说中，居然一再搁笔。这，究竟是人类的一种什么心态？难道有一些东西真的“只可做，不可说”？性事在中世纪也是不可大说特说的，那为什么现在却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变迁？那么，哪一天，“掏鼻屎”、“拉大便”等事情可以象今天谈论性事一样将其过程轻松而细致地说出来呢？说实话，我现在写到“拉大便”几个字，仍然感到有点难堪，是什么左右了我的这种羞耻感呢？

　　我其实是一个开朗而有点孩子气的人，但我似乎命中注定将会对非正常状态下的人和事特别地关注，对变态、对堕落、对背叛、对血腥、对丑陋和肮脏等等及其背后的动因充满好奇。这是性格，也是命运，由不得我自己决定。其实，古今中外，每一个如此性格的人都不得善终，比如波德莱尔，比如爱伦·坡，他们因为运气好而被后人记住，但更多的却因时运不济而被湮没。而且，不管他们是否死后留名，他们活着时都比旁人窘迫、孤独，受更多的非议——人们习惯了打着上帝的旗号说话的人，而对借助魔鬼的声音呐喊的人却视为异端。其实，借助魔鬼说话，更需要勇气，也更需要善良。

　　无论是在哪个朝代，哪种制度，甚至哪个种族里，真正的“另类”(原谅我使用这个用得太滥的词)绝大多数都是凄凉而苦楚的。只有那些把“另类”作为一个商标贴在身上的“伪另类”，才最能享受到当“另类”的好处。所以，争取当一个伪另类，无疑是我这种既有可能是真另类，也有可能是伪另类的人(毕竟，不到死那一天，无法做出盖棺定论)最明智的选择。我深知这一点，并决心为成为一个伪另类而奋斗不息。

　　好了，奇谈怪论，毕竟不宜说得太多，就此打住。这些文字对我而言，意味着近几年全部的心血，我最大的愿望是，它能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阻隔，传达给一些与我类似的人，某些隐秘的善意、感动、鼓舞……和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