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题目愈来愈长，加感叹词和标点符号，以至把标题变成“主谓宾定状”俱全的完整的句子，大约也是一种新潮流吧？于是我想来它个以毒攻毒，将此篇命名为：《哦，我的远在边疆的亲爱的可怜的维吾尔族兄弟穆罕默德·阿麦德哟，让我写一写你！》，后一想，如此创新，殊非正路，乃罢。
　　似乎自从日本电影《啊，海军》（还有《啊，野麦岭》）在我国放映以来，“啊”“哦”式标题就多起来了——来自东洋？电影《啊，摇篮》，小说《哦，香雪》，《哦，十五岁的哈丽黛哟》，《哦，我歪歪的小杨树》……流韵所及，当我这次来上海给《小说界》改中篇的时候，有人建议我把中篇命名为《哦，我的爱》，您受得了么？
　　我看不惯“啊”“哦”。想不到在这个短篇上竟向“啊”“哦”投降。这只能说是穆罕默德·阿麦德的力量。
　　新疆惯例译作“买买提·艾买提”，同样的名字如果来自埃及、叙利亚或苏丹，就是穆罕默德·阿麦德，似乎雅气了些也庄重了些。我几经推敲，决定从后一种译法，倒并非想冒充阿拉伯故事或炫耀博学以招揽读者，而是不如此译，便不能表达我对阿麦德的郑重的敬意。

　　一九六五年四月，我到达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县的毛拉圩孜公社劳动锻炼，分配到三大队第五生产队。先是在队部附近干活，一个月以后，第一次去离住地四公里以外的伊犁河沿小庄子附近锄玉米。八点来钟出发，走到庄子，都快九点了，只见几个社员还坐在渠埂上说闲话，抽莫合烟。我由于诚惶诚恐，劳动上不敢怠慢，便问了一句：“还没上工么？”问完了才意识到，这里在场的是百分之百的维吾尔人，我的汉话没有人听得懂，问也白问。
　　但是马上从人群里站起一位机灵的小伙子，他身材适中，留着大分头，头发拳曲，眉浓目秀，目光流动活泼、忽暗忽亮，胡须茬子虽密却刮得很干净，上身穿一件翻领青年服，下身一件黄条绒的俄式短腰宽脚裤，神态俊雅，只是肤色似乎比这儿的一般社员还要黑一些。他用流利但仍然带有一种怪味儿的汉语对我说：“同志，你好。你是新来的社教干部吧？我们正在学习讨论《纪念白求恩》呢，来，坐下吧。”
　　我解释说，我不是社教干部，而是来劳动锻炼、改变思想的。他睁大了眼睛，把我从头到脚从脚到头来回打量了几遍，突然一转头，哈哈大笑起来。
　　他笑的样子非常粗俗丑陋，与刚才问“你好”的文明样子颇不相称。我知道，在新疆，即使懂汉语的乡下人，见面问候时也是用“好着呢吗？”而不会说“你好”的。会问“你好”那是见过相当场面的标志。
　　笑完了，他指一指渠埂，用命令的口气对我说：“坐下，休息。”然后，他与同伴们继续说笑。他说话非常快，一套一套：表情也很夸张，好像在模仿着什么人。但是在这样的说笑中，他也时时照顾着我的存在，一会儿用简单的话语向我介绍他们谈话的内容，原来他们并没有学习毛主席著作；一会儿又问问我姓名、年龄、籍贯、婚姻状况、家庭成员、简历，干部登记表第一面和第四面上的几项，他都问到了，我很佩服他的一心二用的本领。
　　这时又来了几个穿得花花绿绿的女社员，坐在对面的一条渠埂上，不是正对男社员而是拉开大约十几米的距离，以示男女有别。他“噌”地站了起来，跑到女社员那边去，马上，那边传来了活跃的说笑声。
　　太阳烤得我已经满头是汗了，我已经怀疑这一天还干不干活了，一位留着圆圆的白胡子的组长才下令下地。干活的时候伶俐的小伙子主动和我结伴，不停地和我扯着闲话，不断地嘱咐我“忙啥，慢慢的，慢慢的”。对于我提出的有关劳动工艺上的问题他一概置之不理，同时热情地向我嘘寒问暖，向我介绍在这里生活应该注意的事项。他说：“我叫穆罕默德·阿麦德，以后有什么事情，找我好了。”
　　直到快收工的时候，我才直腰四处看了看，我发现，穆罕默德·阿麦德干的活比我还少。我是一个人锄四垄地，他一个人只锄两垄，但前进的速度一样。他锄漏的生地、野草，也绝不比我少。再一看，我确实吓了一跳，原来他拿着的是一柄那么小的砍土镘，别说是男人，就是未成年的女孩儿用的砍土镘，一般也比他的大。
　　他一边“干活”，一边说一边笑，肆无忌惮，最后还唱起歌来了，有滋有味，有腔有板，他的嗓子可真不错。
　　后来不知谁笑着说了一句什么话，他突然生起气来了，立在那里，噘着嘴像个孩子，不声不响也不干活。过了足足两分钟他对我说：“这人是不好人，这人人不是。”他停了一下，调整了盛怒中弄乱了的语法，告诉我说：“这些人不是人。”
　　午饭时候，他不由分说把我拉到他家里去。本来庄子的住房水平低于队部附近的住房，他住的那个歪歪扭扭的用烂树条编在一起抹上泥就算墙的烂房，更可以说是倒数第一。他的父母都已老迈，两个小妹年龄很小，这四个人穿的都是破衣烂裳，只有他一个人穿得囫囵、整洁，还颇有式样。泥房外面是烂柴草搭的一个凉棚，凉棚下面砌起一个土台，土台上铺着一块布满烂洞、裂纹和粘成一络络的羊毛破毡子，毡子上放着一个四角包上铁皮仍然松松垮垮的炕桌，土台边连着锅灶，老太太正把一大把一大把发了霉的麦秸填到灶里，烟大火小，烧开那一大铁锅水显然是很难的。
　　我遵照礼仪向坐在室外土台上的二位老人问好。穆罕默德·阿麦德的父亲向我还礼和问候的时候，胸腔里发出一种奇怪的沙沙声，而且结结巴巴，口齿不清。他母亲正在害眼病，红红的两只眼睛眼泪哗哗的。穆罕默德·阿麦德却不耐烦地催我进屋，屋里摆设稍稍好一点，有半新的花毡，有条案，条案上有挑花桌布与大小瓷碗，还有一排维文旧文字的精装厚书，这是不多见的。墙角有镶着黄色条饰的木箱，墙上还有一个不大的镜框，奇怪的是镜框哩摆着的全部是穆罕默德·阿麦德一个人的照片，有穿俄式多扣学生装的，很天真可爱，还有一张穿西服的，拙劣地涂上了颜色，照得却走了形。墙上除挂着面箩、和面的木盆、两把未编完的糜秸扫把以外，还有一个大肚的庞然大物——那是一种乐器，叫做都塔尔，我在来伊犁以前已经去过吐鲁番和南疆，我是见识过的。
　　屋里空气潮湿憋闷，我其实宁愿出去到土台上坐，但是他正在认真地张罗着。先是在我面前铺上了饭单，然后打开黄条木箱，拿出两个小碟，一个碟里放上方块糖和葡萄干，一个碟里放着小馕与小饼干。然后，他从室外拿来一个搪瓷高桩茶壶，从案上取下两个小碗，给我和他自己各倒了一碗茶：“请，请，请……”他平摊着向我伸手，极为彬彬有礼。从茶色的淡薄上，我又一次体会到这一家经济上的拮据。
　　茶虽淡，方块糖、葡萄干种种看来也是历史悠久，但他的招待却是一丝不苟，我也就非常感激地端起茶来啜饮，饮着饮着忽然想起了他的父母，维吾尔人是最讲敬老的，岂有把老人丢在室外之理。我眼睛看着门口要说话，他已明白，皱着眉对我说：“他们不喝茶，喝开水。”稍待，他又解释说：“在南疆，没有几户人家喝得起茶。”
　　喝了几口，这道程序结束，他拿起一个小碗出去了，一去好大一会儿也不回来，使我坐也不是走也不是。最后他拿着空碗气冲冲地进来了，他生气地说：“你是北京来的客人，我要不来一碗奶皮子，这儿的人，太不好了，在我们南疆，一家做好吃的，一定把周围所有的人叫来。”
　　没有奶皮子，做不成奶茶，但还是一起喝了咸茶，并且吃的是白面馕。我本来中午是带了馕的，但那是包谷馕。在春天青黄不接的季节，中午是难得有白面馕吃的，看来，他已经全力对我进行规格最高的款待了。
　　从此，我结识了这位懂汉语的、殷勤亲切又有点神啦巴唧的年轻人。我那时初到维吾尔农村定居，言语不通，心情沉郁，穆罕默德·阿麦德的存在，使我感到了友谊的温暖。每逢到伊犁河边干活的时候，我就带上馕，到他家喝热茶，就是喝碗开水，也是暖的。我得知，他们全家是五年前从喀什噶尔老城（今疏附县）步行半个月，从新源那边翻天山来到伊犁地区落户的。由于他天资聪颖又好学，三年前考上了乌鲁木齐气象学校（他告诉我是“空气学校”，当时我正抱着维语课本学维语，知道“哈娃”这个词既可作天空、空气也可作气象解，替他纠正成气象学校），但这个学校的食堂整天吃吐鲁番产的白高粱面，他吃不惯，加以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离了他日子没法过，他便退学回来了，回来后心情抑郁，整天胡打混闹。我也把我的大概情况介绍给他，他立即表示：“我听了心疼得很。”他的“很”字拉得很大，而且中间拐两个弯。后来他见我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他要说一次心疼，看我吃一次干包谷馕，他也要说一次心疼。有一次队里出义务工，到公社西面三公里远去修湟渠，中午回不来，周围又没有人家，只好就着西北风和泥沙吃硬馕，他又“心疼”起来，还掉了眼泪。我问：“你们不也都是这样吃的吗？”他说：“我们惯了，你可是北京来的呀。”
　　他正式请了我一次客，是伊犁人最爱吃的“大半斤”——抻条面。他自己和面，做剂儿，抻面。他做抻面（当地叫“拉面”）的方法与伊犁的旁人不同，伊犁人是先把面剂儿做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然后一一拉细，像毛线缕一样地悬挂在桌角边，然后一锅一锅地煮。他呢，跪在毡子上，做了一个大面剂儿，裹上油，像盘香一样地盘成一座小山，等到锅开了，他飞快地拉起来，愈拉愈多，愈拉愈长，中间不断，直到拉满一锅的时候，他才把面从中间断开。他说：“这是喀什噶尔做拉面的方法。”说起喀什噶尔，他满脸的依恋之情。不但面是他做的，菜卤也是他做。“你的妈妈呢？”我问。“她做不好！”他粗暴地回答。面煮好以后，他倒是很仁义，不但给父、母、妹妹盛好送到手上，而且确实如他所说过的，他推开房门，谁从这儿过他就叫谁来吃。最后，他自己只剩了小半碗。这时来了一只邻居的黑白花小猫，向他喵喵地叫，他以惊人的慷慨从他的碗里用手捏出一半面条来，喂了猫。剩下的几根面条，他也不用筷子，就用手指捏着吃了。都拾掇完了以后，他自己又吃了一个包谷馕。
　　利用饭后的融洽气氛，我向他进了一言：能不能换个稍微大一点的砍土镘，干活时稍稍多卖点力气。他立刻板起了脸，恶狠狠地对我说：“我不爱劳动嘛！我不是国家干部嘛！我不是积极分子嘛！”
　　“那你爱什么呢？”我没气，却笑着问。
　　“我爱玩，我爱看电影，我爱唱歌跳舞，我爱看书。”
　　“什么书？”
　　“爱情小说。我最喜欢爱情啦，我喜欢美，漂亮，我喜欢女孩子。”说着说着他转怒为喜，突然，他向我跪下，给我磕了一个头：“王大人，请不要肚子胀。”在我莫名其妙的时候，他又粗俗丑陋地笑开了。
　　笑得突然，止得也突然，他突然停住了笑，问我：“你会跳‘坦萨’吗？”
　　“什么‘坦萨’？”
　　他抬起两手，做出一个交际舞的姿势。
　　我不快地哼了一声。
　　“我最爱跳‘坦萨’了。”他哼哼着歌噌地站了起来，一个人前后左右地迈着步子。我当时的心情与交际舞是格格不入的，连看也不看他，于是他改唱维吾尔歌曲和跳维吾尔舞。然后他气喘吁吁地从墙上摘下都塔尔，一通乱弹，然后把都塔尔乒地一扔，颓然叹道：“每天都抡砍土镘，每天都抡砍土镘，手指头都粗了，还怎么弹都塔尔呢？”人是不错，可是思想太差劲，我当时想。同时我想起，根据我的一段观察，人们对穆罕默德·阿麦德普遍抱着一种取笑和轻视的态度。当穆罕默德·阿麦德大说大笑或者出洋相的时候，特别是年轻的男社员，便会互相挤挤眼睛，撇撇嘴，老头儿们也忍俊不禁，有的还摇摇头，最无保留地欢迎他和欣赏他的倒是女社员，特别是中年女社员。有一次队里开会，有一项议题是改选妇女队长。那天穆罕默德·阿麦德不在，一位有名的健壮而泼辣、刚刚和丈夫打了离婚的女人阿细罕喊道：“我们选穆罕默德·阿麦德！”一句话全场就爆炸了，男女老幼，全都笑成了一团，我也笑了。
　　我又想起，有一天我从他家喝茶出来，大队的会计、一只眼睛的伊敏问我：“是到穆罕默德·阿麦德家里去了吗？”当我点头以后，他却大摇其头，并且连连叹气，“哎、哎、哎、哎……”是一种不以为然的腔调。
　　这是怎么回事？
　　这次正式请吃“大半斤”，以欢快开始，以兴味索然而告终了。而且，在我告辞的时候，他把右腿别在左腿前，身子扭成了八道弯，上身晃动着，面红耳赤地说：“老王哥，夏天要到了，我的三片瓦帽子再也戴不住了，队上又困难……你能不能借我十块钱？”
　　我把十块钱给了他，但心情更加不快了，他借钱的时机和场合使我对他的友谊的纯洁性产生了一点点怀疑。至于帽子，我完全懂，维吾尔人不论春夏秋冬、室内室外，是都必须戴帽子的。人前脱帽，是极为失礼的表现。而他的那顶三片瓦帽子，确实是不能再戴下去了。但用得了十块钱吗？我怀疑。
　　勿谓言之不预，真是忠言逆耳！就在第二天，公社“四清”工作队队长等一批干部到庄子地里参加劳动来了，他们立即发现了穆罕默德·阿麦德的超小砍土镘。中间休息时，他们集合了全体社员，然后拿起穆罕默德·阿麦德的砍土镘示众。维族副队长讲了一大套，我听不懂，但是口气严厉，这从其他社员屏息静气、鸦雀无声的状态中可以体会到。汉族队长拿起他的砍土镘来说了一句话：“这是砍土镘吗？不，这是耳挖勺！”他的话立刻被工作队的翻译翻成了维语，又是一阵大笑。
　　穆罕默德·阿麦德面红耳赤，像发了疯一样地冲了过去。他口若悬河，与工作队干部辩论起来。他还解开自己的腰带撩开衣服让工作队干部看伤口。翻译给汉族队长翻译的时候我也听见了几句，他不服，第一他说他有病开过刀，维语表达的方法是“吃过刀子”（后来我得知是割过阑尾，本来是很普通的手术，但一般维吾尔人认为“吃过刀子”的人是活不长的，故这个论据有一定的说服力）。第二他说批评表扬不能光看表面现象，不能不调查研究。他的砍土镘固然小一点，但他去年一年上工三百四十五天，今年半年出工一百七十天，属于全队前三名，为什么不表扬（后来我得知，他说的这些情况是有浮夸的，但因为他说得冲，就把那几个干部镇住了）？而同一个队里的××××、××××……（他一口气说了十几个名字，气之长可以与相声演员的“贯口”技巧相比）一贯不出工，为什么不提？为什么越是积极上工的好社员越是要听训，受批评，而从不上工的人却两耳清静、逍遥自在？再说，去年决算他结余七十多块，七十多块都被超支户用了，队上没钱给他开支，至今欠着他钱，工作队管不管？不是批评他的砍土镘小吗？拿钱来！他立刻买两把特大号的，一把自己用，一把送给工作队长……
　　他的顶撞使所有的人（包括我）捏着一把汗，因为那个年月不仅在农村，即使在城市顶撞领导也包含着巨大的危险，但显然他以凌厉的口舌在辩论中占了上风。工作队长们开始降低了自己的调子，倒是长着圆白胡须的作业组长非常照顾领导的面子，适时地站出来把他训斥了几句，宣布继续干活。
　　工作队干部有了台阶，离去了，大家一面干活一面议论纷纷。从人们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一部分人拍手称快，更多的人认为穆罕默德·阿麦德是干了蠢事。又干了一个多小时，太阳还老高，组长宣布收工，但一律不得回家，以免给人以本组收工太早的不良印象。大家聚在地边抽烟，意思是如果碰到上面有人来检查，就重新下地比划比划；如果没有，等暮色昏黄时再起立各奔各家。这次照例的呆坐，穆罕默德·阿麦德非常沉闷，连阿细罕和他说笑他也不理。后来阿细罕过来拉他，与他动手动脚，别人笑起来了，他仍然面色阴沉，不理人。阿细罕无法，回头看见了我，向我求援，哇里哇啦，我知道她的意思是叫我劝劝他。我刚走过去，穆罕默德·阿麦德转头说了句：“别理他们！”我说：“社员们都等着你说笑话呢！”他抬起头，对我说：“你看我这是过的什么样的生活啊！”我看到，他满眼是泪。
　　在毛拉圩孜公社，每天我干两件事：劳动和学习维语维文。所有的维吾尔农民都是我的维语教师，包括他们刚会说话的孩子。一年以后，我已经掌握了大部分日常生活语汇。由于我找到了一本解放初期新疆省人民政府行政干校编印的《维语课本》，又接到父亲从北京寄来的一本《中国语文》杂志，该期杂志上刊有语言研究所朱志宁写的一篇介绍维吾尔语概况的文章，在这两本书的帮助下，我对于语法也有了初步知识。因此到六六年春夏天之间，我的维语知识，已经足以用来交际了。
　　我渐渐知道，年轻人厌弃鄙薄穆罕默德·阿麦德，主要是因为他有股子男不男、女不女的劲儿。老年人则嫌他劳动不好。但大家一致认为他是个善良、重感情、聪明的人。这一年中间迁来两户汉族新社员，他们对穆罕默德·阿麦德尤其满意。因为除了上述优点以外，他还有一个明显的长处：注意维护维、汉团结，与汉族社员亲密无间，沟通了维、汉社员间的感情，确实做到了有利于团结的话才说，有利于团结的事才做；不利于团结的话、的事，不说、不做。干脆上个纲吧，他是绝无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的。
　　男不男女不女的事我也看出了一点端倪，比如他说话忸怩作态，惊叹词多而且拉长声：喂江，哇那……他又特别爱打扮，留的分头自然卷曲，又长又密。他还说过：“我的头发多好！”这也让我不喜欢。那年月，连女人都不兴打扮，何况男子呢！
　　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一次我问会计独眼伊敏：“他是不是‘艾杰克孜’？”
　　“艾杰克孜”是我学会的新词之一，是指一种性变态，汉语叫做阴阳人或者二尾子的。
　　伊敏吓了一跳，连忙摆手：“这话可不能随便说，老王，这话在维语里是最难听的骂人的话了，比骂毛驴子、猪、乌龟头都更严重。”他沉了沉，“主要是他的脾气，脾气就这样。比如说我们民族的规矩，男人跳舞，上臂的动作都在肩的水平面以下，”他做了几个最常见的舞蹈姿势，“女人跳舞胳臂才在肩以上挥动。”他又做了几个女人的舞蹈动作，使我发笑。“可穆罕默德·阿麦德呢，偏偏他要这样跳舞。”他学起他的样儿来，是“女式”的。
　　果然，原来我不明确，只觉得穆罕默德·阿麦德舞跳得很好，差不多谁家结婚都要请他去跳，但他跳的时候围观的年轻人又坏笑，我也觉着好像有一点不对头，经伊敏一说，恍然大悟。
　　“再比如说，我们维吾尔男人没有做饭的，特别是没结婚的巴郎子（此处指小伙子），哪有这样拉面条的？”他又学起他拉面的样子来，“就连骂人，他用的也都是些女人的话。打架吧，他撞头，而男人打架，可以用拳头，可以动刀子，就是不准撞头……”最后他总结说，“我们不喜欢他这个样子。”
　　伊敏的话并没有使我完全信服，例如拉面，为什么小伙子就不能做饭呢？根据我的观察，穆罕默德·阿麦德虽然家境困难，父亲有病，威信、地位极低，但是他有洁癖，类似拉面条、整理屋子这一类事，他不放心他妈妈去做，而家里又没有一个能干的、年龄相当的姐妹，所以他就把一部分细活接管了。至于粗活，还是由他母亲及小妹妹们干。但是他毕竟是有一点“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异于常人的地方，而他的这些“毛病”，不可能不引起人们生理上的嫌恶。于是，我决定对他采取保持距离的方针，遇到他邀请我到他家里去，请十次，我去上一两次，而且去了以后就表示我很忙，不能多坐。他和我说这说那，我也是嗯嗯哼哼，爱理不理的。
　　但是他并不介意，始终对我很热情、礼貌、关心。他与我说话，从来不用粗鄙的字眼，而且神情谦和文明。有一次我生病，嗓子哑了，他给我送了五个鸡蛋，急切地向我论证吞生鸡蛋是治疗嗓子的验方。干活的时候我只要稍嫌沉闷，他就过来搭腔。他好像时时注意着别人，对一切新来的人都负有责任，真像是生产队分工，由他担任礼宾司接待处干事似的。
　　我询问了大队代销店一名售货员，这位售货员原是民族学院毕业生，曾经当过疏附县小学教师，六二年退职回老家——伊犁的。他在南疆时，是穆罕默德·阿麦德的班主任。他告诉我穆罕默德·阿麦德儿童时期活泼聪颖，功课好，自尊心强，爱激动，各方面发育正常，从十二三岁以后爱和女同学在一起，出现一点或有的女里女气的现象，并不严重，谈不到有什么“问题”，但他因而被人瞧不起，是事实。
　　我又问我的老房东，既是队委委员、又是虔诚的穆斯林的我的房东老大爷，他对这方面的情况只字未挂齿，只是说：“他们全家都老实巴交，只是他，太调皮。”又感慨说：“现在的年轻人，没受过苦，光知道享福。我们年轻的时候……”
　　房东老大娘插嘴说：“穆罕默德·阿麦德的母亲，各方面都好，就是鼻子太糟糕……”
　　“她老是流清鼻涕，她要是做饭鼻涕就往面盆里、锅里、碗里掉。”说得我们都笑起来了。
　　随着我维语知识的增进，我也听懂了穆罕默德·阿麦德与女社员在一起时说的那些调笑的话了。我的天，太可怕了，那种粗鲁和肮脏确实能把我吓一个跟头，虽然我也完全不是什么清幽细腻人儿，有一次他又和她们胡说八道，我皱起眉头转过身去，以维持“非礼四勿”的儒训，我的反应被他注意到了。干活的时候他对我说，本星期六他要请几个艺术家（即能歌善舞者）到他家坐坐，希望我也去。我干巴巴地回答说：“不。”他噘起嘴说：“这次你要不来，我可肚子胀了！”我就模仿当地社员的说法回答说：“肚子胀了，放几个屁就好了！”他听了我的话一怔，往后退了一步，显出那种惊异、失望、难受得几乎是恐惧的表情。他哭丧着脸看着我像看一个陌生人：“老王哥，您……”他喃喃地说。我只好一笑。
　　收工以后，他沉重地对我说：“唉，老王哥，您干什么要学习这个维吾尔语呢？您学这个维吾尔语又有什么必要啊？我真不愿意您学会我们的语言啊！”
　　他的话使我完全摸不着头脑。我解释说学维语是为了向维吾尔族贫下中农学习，学习维吾尔文化，增强民族团结……他打断我说：“不，不，不！您不应该听懂我们那些脏话，您是从北京来的干部，那些话会污染您的耳朵。瞧，您也说起这些脏话来了，我真心疼啊！您如果学维语，就学那些文明的、美妙的、诗一样的话好了，您知道纳瓦依吗？”
　　我摇摇头，于是他向我介绍了中世纪维吾尔族伟大诗人纳瓦依的情况，他把我拉到他家，从条案的精装书丛里拿出一本又厚又重、如果是汉文大概相当于五十万字篇幅的书《纳瓦依》，他问：“老文字您认识吗？”我点点头。“这本书我看过五遍了，作者是苏联乌兹贝克斯坦的阿衣别克，您看您看。”他匆忙地翻着书，“这就是纳瓦依诗里的两句。”他先用维文朗诵，再给我逐字解释，诗是这样的：
　　
　　烛光虽小，却照亮了一间屋子
　　——因为它正直，
　　闪电虽大，却不能留下什么，
　　——因为它弯曲。

　　他读纳瓦依的诗的时候半闭着眼，一副沉醉的表情。
　　“您看您看。”他又翻出了几张插图，“这就是女主人公狄丽达尔，狄丽达尔多漂亮啊！你看这风景，这池塘，这花和草，多像我们喀什噶尔啊！阿尔斯兰爱上了狄丽达尔，却受到暴君苏里坦的破坏，勇敢的狄丽达尔杀死了卫兵，从王宫里逃跑了。奸臣阿拜克抓住狄丽达尔要把她处死，但是担任过宰相的纳瓦依把她赦免了。老王哥，你看看吧，书上并没有这样说，但是依我的看法，准是诗人纳瓦依也爱上了狄丽达尔了，那么漂亮的丫头！要不为什么纳瓦依那么快就赦免了她呢？”
　　从此，穆罕默德·阿麦德成了我读的维文文学书籍的主要供应者。他帮助我解决文字上的疑难，同时与我一起对书的内容进行热烈的讨论。以我的看法，阿衣别克的《纳瓦依》不能算是写得非常好，语言还不如他写的另一本书《圣血》。至于说书中的纳瓦依也爱上了狄丽达尔，更纯属穆罕默德·阿麦德的独家发明。但穆罕默德·阿麦德对于纳瓦依的崇敬，对这本书的热爱，对书中人物命运的关切，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纳瓦依的许多诗句，特别是他的“忧伤是歌曲的灵魂”的名言，确实使我五体投地。后来我不无嘲弄之意地想到：原来不是几个世纪以前的大诗人、政治家纳瓦依，而是这个叫人哭笑不得的穆罕默德·阿麦德爱上了书中的狄丽达尔，瞧他说起狄丽达尔时半闭着眼、温柔多情的样子，活像刚刚得到了那位天仙般的少女的一吻呢。
　　我从他那儿还借到过高尔基的《在人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暴风雨中诞生的》（维文译名是《暴风的孩子们》）的维文译本。还有一位吉尔吉斯作家原著的《我们时代的人们》，写得好笑极了。特别是塔吉克作家艾尼写的《往事》，对于布哈拉经院的记述，确实漂亮。还有一位哈萨克作家写的《骆驼羔一样的眼睛》，也很动人……就这样，穆罕默德·阿麦德帮助我认识了维吾尔乃至整个中亚细亚突厥语系各民族语言、文化的瑰丽，他教会了我维吾尔语中最美丽、最富有表现力和诗意的那些部分。我将永远感激他。
　　六六年夏，大学因“文化革命”而停止招生，我们队来了一位维吾尔姑娘、高中毕业生玛依奴尔。她爸爸原在某县当干部，据说当过科长，后因“有问题”退职，现在我们队劳动。他的家要比一般农民富得多，妻子腕子上戴着手镯，耳朵上挂着宝石。他家里有崭新的铜床、缝纫机和自行车。玛依奴尔本来在伊宁市寄宿中学读书，一心要考大学中文系的，结果，运动来了，还乡生产。
　　玛依奴尔个儿不太高，很壮，面色白里透红，眉眼舒展，脸型随她爸爸，略显扁平，经常穿一件浅色衬衫，深色裙子，短袜套，白色或蓝色球鞋。她的脚很大，更显得青春焕发，有劲。她举止大方，虽有头巾却常常把头发露在外面。裙子下面的腿也赤裸着一部分，一派城里人、中学生的气派。在农村，是没有哪个女人敢露出头发和腿来的。
　　很快就传出了玛依奴尔与穆罕默德·阿麦德相好的说法。不用说，对于玛依奴尔，穆罕默德·阿麦德更是格尽礼宾和接待的职守，他们两个一见面就说到一块去了。干活的时候抬“抬把子”（一种运重物工具，不用肩挑，而是两个人一前一后用手抓着抬），本来大家都是男找男、女找女结伴的，偏偏穆罕默德·阿麦德与玛依奴尔组成一对，玛依奴尔在前，他在后，一面抬土，一面还一唱一和地哼着歌儿，那样子真像学生下乡义务劳动。说实在的，有了这位洋溢着活力的玛依奴尔，倒是带动他干活时多卖了不少力气。我注意到，他那把微型砍土镘也不拿出来了，而是用了一把他大妹妹平常用的略大一些的砍土镘。他和女社员的下流谈笑也中止了，相反，在玛依奴尔面前，他彬彬有礼俨然学长。
　　他们两个交换书看，玛依奴尔汉文比他好，能看汉文小说，给他讲过好几个汉族古代历史故事，像“晏子使楚”、“二桃杀三士”，他听起来非常入神。“老王哥，我要学汉文，借我一本书看吧。”他对我说。我能给他什么书呢？只有那么几本。他学了两天，不耐烦了，“攻击”起汉语来了：“什么汉语，枪也是qiang，墙也是qiang，抢也是qiang，让人笑死了！”
　　有时候工间休息时他们脱离开“群众”，躲在一边互相教唱歌。玛依奴尔教穆罕默德·阿麦德用汉语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我们走在大路上》，他学得很快，但常常在每一句歌词后面加一点维吾尔音乐式装饰尾音。他教玛依奴尔唱喀什噶尔的民歌，这些民歌当时是属于应“破”的“四旧”的范围的，所以当他们俩唱这些歌曲的时候，我总有点惴惴不安，东张西望，客观上起了替他们望风的作用。遇到远远有什么可疑的生人，我便制止他们：“别唱了！”两个兴高采烈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地抬起头来望着我，那种纯真无暇的神态真叫人高兴。我觉得，有了穆罕默德·阿麦德，玛依奴尔的学生生活好像恢复了。他们有时候还相互出智力测验题，在土地上用树棍画三角形和圆呢。但农民们却觉得看不惯了，同时在一般舆论里，颇有一种对穆罕默德·阿麦德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不平。
　　我个人倒是很为他庆幸。我希望玛依奴尔能把他带得更勤劳、正派一些。我同时窃以为，通过与玛依奴尔的相好，他那些不健康的心理举止将得以校正过来。
　　但是传出来了玛依奴尔父亲的声明，说是娶他的女儿没有一千五百块钱的聘礼和五十尺布票是办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