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说了效用最大，第二个是边际效用递减。这个在数学上就是个一阶导数的概念，在也有其在生物上的基础。简单打比方，如果你饿了吃饺子，吃第一个感觉最好，也就是效用最大，第二就小了，第三个就不如第二个，到第三十个可能就是负的效用了。这个是很多经济行为的基础，很多经济政策就是基础于此，比如累进税率。富人挣一百万，最后十万给他带来的快乐，还比不上一个一年一万的人多给他一万。累进税率的思路就是征掉富人的十万，分给十个一年挣一万的人，总量不变，总效用增加了。这看来讲得通，但又牵涉到公平与否的问题。凭什么这么做？Ron Paul就是从这点来否定现在的所得税制。 达到总效用最大，数学上就是个求一阶导数的问题。通俗说，从个人消费讲，就是人花在各种支出的最后一分钱，带来效用是一样的。从个人投资讲，要求回报最大，实现条件就是投资的最后一块钱带来的回报，不管是股票还是房产，应该都一样。不然，如果房产高，我就把投在股票里的钱放在房产里，反之亦然。从银行放款讲，不管车贷还是房贷，贷出去最后一块钱的回报要求一样。与其把危机归于资本本性，不如归于人的本性。但人的本性必然会导致危机吗？有危机一定会这么大规模吗？这又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回到次贷说，首先，借钱的人如果受美国梦影响，可能就是算账租房子划算也会去选择买房子。看看次贷分布，有的地方历史上房子根本不怎么涨。当然这只是一部分人。其次，大多数人会算账，房产过热，原因还有税收的优惠和货币政策的原因。 先说税收，大家都知道，个人住房利息抵税，还有个人住房升值部分一定数目以下可以免税。但股票投资却没有这个优惠。这样一来，刺激了个人住房的过渡发展，因为前者降低了投资房产的成本，后者减少了投资房产收益的税负。 从货币政策讲，联储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升息降息。对于货币政策，弗里得曼的观点是政府不用操心这个，政府该干的就是发行货币，然后公开每年的增长量，让市场来决定各种利率。但经历了七十年代之后，积极的财政政策基本被认定是没用的。那调控经济的担子就落在货币政策上了。然后就有格林斯潘的一次次降息，经济增长的时期格林斯潘个人也被戴上了各种光环。这个人为的浮动，增加了未来不确定性，其本意是减弱经济周期的波动，但结果事后看效果可能恰恰相反。 这些人为的对经济的干涉，很多时候是不能达到所希望的效果，有时候就是达到了，负作用也大的很。就象对个人住房的税收优惠，本意是帮大家实现美国梦有房子住，可是绕了一圈，很多人反而要没房子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