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下班時，張總說，在內部系統發了個好玩的東東給我。一看，原來是天涯上有主寫的關於上海文革前後歲月的回憶。我快速瀏覽，一個假領子不禁讓我啞然失笑。哎呦，是上海男人，從都市到鄉村誰沒有戴過那玩意兒？記得我的諸位姨父，爸爸，大阿哥，小阿哥，都各領風騷，有過不同的假領子。 現在的小孩，大約想象不出，假領子是什麼東東？簡言之，就是一件襯衫的最高部位，沒有袖子，卻可以像穿衣服一樣穿過胳肢窩，也有鈕扣，三粒正好扣住脖子下面約兩寸光景的地方。人們笑話上海男人戴假領子，是因為，一個筆挺漂亮的假領子下面，可能是一件破棉毛衫，可能是一件暗舊的衛生衫。上海人真好面子啊！很多外地人略帶嘲諷地談論我們的假領子，連帶着輕視一下已經被貼了標籤的上海男人。 我其實不算真正的上海人，雖然我是真正的上海本地人。記得那年從嘉定去上海讀大學，許是一份年輕的虛榮吧，我和一個同伴不約而同改了鄉音，說起正宗的上海話。上海話和嘉定方言是不同的，那嘴型更婉轉，那音調更柔曼，女孩子說起來也是很嗲的。我也佩服了自己，說改就改了。雖然上班後，我的一位姚姓法官師傅經常要我來幾句嘉定話，說是聽着像炒硬夏豆（曬乾的蠶豆）。 曾有一段時間，有些上海人真的是看不起一切外地人的，所有非上海市區的人，都被斥為鄉下人，自然包括我這一類的。93年在東方廣播電台實習時，我曾經在自忠路向群的小房子裡住過幾個月，那樓上樓下的上海人鄰居，就是這樣教育自己的小孩的，不好好讀書，只好做鄉下人。一切的清潔工，收破爛的，擺小攤的，推小車的，倒馬桶的，我的鄰居都稱為鄉下人。每個周末我回嘉定，弄堂里的阿婆就會笑咪咪：“回鄉下了？”是啊，我是回真正的鄉下呢，有小河，田野，水橋，油菜花香的鄉下呢。但我的很多同伴不是的，他們回的嘉定，在城廂鎮，也是高樓，煤氣灶，抽水馬桶，哪裡像上海的石庫門房子還要自己倒痰盂啊？所以稱他們鄉下人，自然有點委屈。青春時代的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有時是很木知木覺的，包括鄰居對我的態度。直到有一天，樓上一位弄堂人民教師以十分傲慢的眼神瞥我，她兒子以十分無禮的腳步聲，撒尿聲，在我頭頂（隔着一個薄薄的地板啊）肆無忌憚，作威作福時，我怒髮衝冠了，在他們又一次在我頭頂地震，奔跑下樓時，我鐵着臉說，你們真不如鄉下人。 後來，我又住過唐山路的三層閣，以及金陵路的亭子間，一住幾年，真正融入上海人的市井生活後，我的心反而溫暖和寬容了。也許我後來碰到的大部分是芳鄰。那個永遠把我當自己孩子一樣的湯阿姨，在我下班後懶散地什麼也不想做的時候，端來熱藤藤的飯菜，那精緻的上海菜飯，目魚大烤，羅宋湯，就是一把花生，都要裝在漂亮的帶花邊的小碟子裡。 有一天，阿姨過來聊天，說起隔壁弄堂那位總是衣冠楚楚的老先生時，突然蹦出一句：伊是個老克拉啊！我驚訝地合不攏嘴，阿姨阿姨，什麼意思嗎？老柯拉是啥西洋鏡？諾，就是英文的“顏色”翻譯過來的呀，講伊好色嘛，解放前頭就這樣叫伊的。 阿姨淡淡的一句，卻奇怪地改變了我對這座城市的感覺。這座城市，有點傲慢，有點小氣，卻又有點神秘，有點雅致，有點洋氣，好像一個你看不透的女人，帶點香艷，卻不輕佻。經常是夏日的午後，阿姨會在隔着布簾的廂房裡，漫不經心地塗着指甲油，嘴裡哼着周旋時代的小曲，有時還會過來幫我塗。有幾次老木回來時，帶了相機給我們拍照，阿姨必定說：等等我啊，換件衣服。再出來時，哪裡只是換了件衫，必定青山綠水，眉畫了，嘴塗了，頭髮也定了型了。 從此，我記憶里夢裡的上海是不同顏色的了。今夜在燈下，猛回首，啊，居然十年了，我何時這樣輕易地拋棄了她呢？我居然這樣輕易地拋棄了她！我曾刻骨愛着的女郎！ 總有淡淡的失落，失落於十年裡我茫然錯過的日子，失落於那些我騎着單車去蘭心大戲院，去文化廣場，去作家書屋，去衡山路，甚至邯鄲路，那一杯清咖，一卷書，一部戲，一次傾談就滿懷快樂的青春年華。 很想跟老總說，那個假領子，在我啞然失笑後，我更以為那是在沒法好好過日子的年代裡，上海人仍然頑強地，想要尋找一絲體面，一絲精緻，雖然，也帶着一絲酸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