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兒是烈士的遺孤，是個遺腹子，這是“腹兒”這個名字的由來。腹兒的爸爸是我們蘇北老家三零年那會兒鬧紅十四軍時犧牲的。 紅十四軍一九三零年四月三日在如皋賁家巷成立，下轄兩個大隊，一千三百多人。何坤（湖南永興人）任軍長，李超時（江蘇邳縣人）任政委，張愛萍（四川達縣人）任第二大隊隊長。十三天后，也就是四月十六日，何坤在攻打如皋老戶莊的戰鬥中犧牲，時年三十二歲。何坤犧牲後李超時任軍長兼政委。受李立三左傾路線的影響，紅十四軍在“八三”黃橋總暴動中失利，遭到重大損失。九、十月間，在國民黨軍隊圍剿下，紅軍主力部隊被打散，紅十四軍解體。李超時一年後在鎮江被捕犧牲，年僅二十五歲。 腹兒的爸爸是地方幹部，縣委委員，區委書記，他組織地方上的赤衛隊積極參加支持紅十四軍大大小小的戰鬥。他在紅十四軍失敗後的白色恐怖中犧牲，留下了遺腹子腹兒。 “我們老家那個縣當時前後有八位縣委書記犧牲，他們每個人都有一個可歌可泣的故事。”這是我日前電話訪談我三叔時他告訴我的。我三叔今年八十一高齡，六十五年黨齡，現在南通市居住。 那時腹兒家和我爺爺家住在一個莊上。腹兒的爸爸去世後，腹兒媽年紀輕輕就守了寡，後來一直沒有再嫁，守寡終身。腹兒媽裹小腳，行動不方便，拉扯腹兒長大很不容易。 我們蘇北老家地處海安、如皋和泰興三縣交界處，交通不便比較落後。父親從如皋師範畢業後在離老家不遠的一個小學當校長，他認為要改變家鄉的落後狀況必須從教育做起。腹兒就在父親的小學裡讀書。 腹兒從小沒有爸爸管着，很調皮，腹兒媽拿他沒辦法。但在父親的小學裡腹兒很聽話，守規矩。 偶爾碰上腹兒調皮搗蛋，只要父親扯着嗓子一喊，“腹兒！”腹兒立馬變得規規矩矩老老實實。腹兒媽說，“還是大先生規矩大。”我父親在家男孩裡面是老大，所以鄉親們稱他“大先生”。 腹兒媽是一個沒什麼文化的農村婦女，但她很能幹。解放戰爭時期，蘇北我們老家那一帶鬥爭很殘酷，腹兒媽是共產黨的基本群眾。她幫着收公糧，掩護幹部，是一位革命母親。 腹兒十六、七歲就參加了革命，一路順風，文革前成為南京某高校副校長。 腹兒和我們家的一個遠房姑奶奶定的娃娃親。腹兒參加革命後，這位遠房姑奶奶怕跟不上趟，發奮學習，十幾歲了從小學讀起，比班上的同學高一個頭。她天資聰慧，再加上努力，後來在南京的一個衛生學校畢業，到南京某高校醫務室工作至退休。 腹兒很講原則。“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有一次腹兒媽讓校木工房的師傅幫她打了一張小飯桌。腹兒下班回家看見了問他媽小飯桌是哪來的，腹兒媽沒覺得是什麼事就如實相告。腹兒當時就拉下了臉，搬起桌子要送回木工房，說是幹部不能搞特殊化。腹兒媽急了，執意不肯，她很喜歡這張小飯桌。爭執之下，腹兒媽哭了。腹兒是個孝子，看他媽這樣，只好把小飯桌留下了。事後腹兒去木工房付了錢，這張小飯桌一直用到現在。腹兒媽過世多年後，有熟人朋友到腹兒家，腹兒還會講起這張桌子的故事，講着講着眼淚就下來了。 腹兒這樣一個講原則的幹部，這樣一個“根正苗紅”的革命烈士遺孤，文革中居然也挨斗。他們學校的紅衛兵把他揪到雨花台烈士幕前讓他給烈士下跪請罪。腹兒媽提到這事就氣不打一處來。 文革中我見過腹兒幾次，沒有太深的印象，感覺中他是一個規規矩矩沉默寡言的人。也可能是他在他的老師“大先生”面前有點拘謹。 七十年代初時有一年冬天我和姐姐回過一趟老家。表哥帶我們去我二叔的墳上掃墓，我的二叔是四七年初在解放戰爭中犧牲的。墓修繕得不是很好，墓旁幾棵小樹光禿禿的，很淒涼的樣子。表哥指着不遠的另一個墳說，那是腹兒爸爸的墓。那天天陰沉沉的，寒風吹來發出哨子般的響聲，似乎在講述着當年那英勇悲壯的故事。原來這兩個墓都在各家的祖墳地里，後來要搞農田建設，祖墳都平了或深埋了。因為這兩個是烈士墓就遷到了當時我們掃墓的地方。再後來這兩個墓遷入迮莊中學的烈士公墓中。 腹兒媽一直跟腹兒過，九十幾歲時去世。她和腹兒的爸爸合葬在迮莊中學的烈士公墓中，那裡還葬有迮莊中學的幾任校長，我二叔的墓後來遷去了海安縣的烈士陵園。我三叔說他每年都要去迮莊中學和海安烈士陵園掃墓憑弔。 腹兒有點文才，大大小小的場合他喜歡寫詩慶賀。今年在他們學校慶祝建黨87周年暨80、90華誕老同志祝壽會上，作為離休支部書記的他賦詩《與黨同慶》一首，“大姐諸公是我友，攜手共事五十秋。立黨為公甘奉獻，豪情壯志仍風流。” 腹兒能寫兩句詩，我想還是應該歸功於早年“大先生”的啟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