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頓·尼文·懷爾德(Thornton Niven Wilder，1897—)，這位上個世紀50年代的美國哈佛大學的詩學特約教授，在今天的各種相關文學史上受到了尊敬和忽略。他的中篇小說《聖路易斯橋》和劇本《我們的小鎮》先後獲得了1927年和1938年的普利策文學獎，由蘭登書屋評出的20世紀百部最佳英語小說名單當中，《聖路易斯橋》排在第37位，比海明威、戈爾丁、奈保爾等諾貝爾獎得主的代表作，位置還要靠前。

　　和約翰·赫西一樣，懷爾德的青少年時代也是隨父親在中國度過的，1965年，他榮膺了美國首次頒發的文學勳章。“就像什麼樂器在空房間裡被猛地扯斷了弦一樣，”一個矮小的紅頭髮修道士目擊了這場斷橋事件，他從意大利遠道而來，在秘魯向印加族土人傳教，不曾想就碰見了這場災難的畫面。小說的開篇文字倒有點近似《百年孤獨》的結尾，這座“看來屬於永恆不朽之物”的聖路易斯橋，它的斷裂也就仿佛馬爾克斯筆下的一陣颶風或者加繆描述的鼠疫，是上蒼對於麻木的芸芸眾生的嚴厲懲罰，所以，桑頓·懷爾德駭人聽聞地安排了一系列“神的行動”，斷橋事件之後頻繁降臨的是持續的海潮、地震、樓塔的倒塌和蔓延到各個省份的瘟疫。

　　“人類如果不是生於偶然，死於偶然，那麼人類就是生於必然，死於必然。”聖路易斯橋的崩潰事實上也就是愛心的落空和人與人之間不能夠平等相處釀成的苦果，投以桃李，當瓊瑤相報，然而世上更多的是忘恩負義和鮮廉寡恥。無論是母女兄弟、師徒主僕，還是男歡女愛，似乎總有一方是被動地接受，另一方卻只管熱情地贈予，這種單向度的洶湧的感情洪流，總有一天會衝破堤防，堤毀人亡。我喜歡《聖路易斯橋》、《霍亂時期的愛情》和《屋頂輕騎兵》這樣的作品，因為它們揭示了同一個道理，比起意外事故和貧窮疾病更可怕的是人心的麻木和良知的泯滅。

　　《聖路易斯橋》乍看起來，僅僅是記載了“那次斷橋事件中五個殉難者的生平，收集了成千上萬的瑣事、軼事和證詞”，其實它的寫法非常有啟示意義。偉大小說的結構無非有兩種，一種是史詩畫卷式的，追溯個人、家族或地區的生老病死與興衰，例如《約翰·克里斯朵夫》、《布登勃洛克一家》和《百年孤獨》；還有另外一種取巧的辦法，就是截取歷史或日常生活場景的一個橫斷面，採用分鏡頭顯示，造成萬花筒式的奇妙效果，喬伊斯的《尤利西斯》、佩雷克的《人生拼圖版》和懷爾德的《聖路易斯橋》皆是如此。

　　“有一個生者的世界，還有一個死者的世界，這兩個世界之間的橋就是愛，只有愛才是惟一的倖存者，只有愛才真正有意義。”懷爾德在這篇經典小說的結尾告誡我們讀者，任何脫離人類共通的情感而進行的憑空想象都是不成立的，即使真有這樣的作品，也是一具行屍走肉，必將腐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