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第10期的《北京文学》，由两个文学青年的孤苦人生引发“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文学青年”的讨论。一个是10年写了50万行诗的乡农业站职工赵京辉，一个是贫困潦倒却写了几百万字的修鞋匠谢建国。疯狂写作使他们成为周围人眼中的异类和怪人，后者还在报上刊出广告诚征支持他写作的老人做父母。

　　一个严肃的文学刊物用较大篇幅来反映两个在清贫生活中艰难写作的文学青年的生活境况，应该不是街头小报式的猎奇，不是为了炒作、煽情或是拉赞助，也不仅仅是为了劝告两个义无反顾的青年“重要的是生活”。真实的问题或许应该是：“文学青年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时代？”

　　一个实利年代，把文学青年逼到了绝境。

　　靠文学获取功名赢得生存越来越难。市场社会迫使人们时时计算着“成本———收益”。过分痴迷于写作的代价就是穷困潦倒，因为文学规律与市场规律相距甚远，互不搭界。靠写作来赚钱的自由撰稿人早已不敢奢谈文学，他们拼命跟在市场后面，迎合媒体和书商的需求和大众的口味。

　　任何一个热爱文学的人都不想追问这两个走火入魔的文学青年的写作动机，虽然登报征文学父母有点行为艺术的味道，但是，我们相信他们的忘情写作是源于一种超越现实的东西，如心灵的召唤，如文学理想的吸引。在这个连纯文学刊物都难以维持生计，专业作家都不得不下海捞钱的时代，文学青年更难指望靠文学来养活自己。

　　崇尚享乐的年月，有这么几个苦行僧来点缀，倒也是一种富有意味的风景。生活在底层的文学青年由于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幻想和想像上面，执拗地守护着自己的精神小屋，以至于耽误了发财、升官甚至谋生、养家糊口，从而成为困难群体。我们敬佩他们的坚韧，也相信他们对文学的真诚。苦难经历对他们的写作没有什么坏处。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活的磨难使他们的写作更加具有精神分量。我们不会指望一个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人创作出不朽作品来。文学具有宗教性，它总是不自觉地对抗常规的平庸生活。迷恋文学的写作者整天处于梦幻状态之中，伴随着内心世界的种种紧张做出许多怪异的举动。在我们这个见异思迁的浮躁时代，能够如此专注，如此执著，如此旁若无人地追求着一种文学理想，确实不易，字字看来皆是血。

　　《北京文学》之所以拿出赵京辉、谢建国这两个个案来讨论，还有不好直说的一层意思。即，在他们现有的文化水平和写作天赋等条件下，这种孤注一掷的写作到底还有没有意义？我们当然可以用“精神可嘉”这样不痛不痒的话来打一下“官腔”，也可以寄上微薄的一点钱来表达一种同情，一种感动，但是，我们无法在文学上面助他们一臂之力。极端的行为和封闭的生活并不能证明什么。虽然不少文学大师有过一段贫寒落魄乃至疯狂变态的生活经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热爱文学的人都要走这条路。文学是教人活而不是教人死的。在简朴、清苦的孤独生活后面，是一颗渴望生活的纯洁心灵。写作不是一种姿态，更不是一种表演，心灵生活需要适当的物质支持。饥肠辘辘的写作不仅会毁掉一个写作者的身体，而且也限制了他们的精神快乐，阻碍了他们的自由表达。

　　随着外部诱惑的增多和文坛的不景气，文学青年已退居社会的边缘。爱好文学成为一种笑谈。

　　更多的青年忙于考研、读MBA、去获得各种证书，这种实用的人生观遏制了他们内心对文学的向往，这种遏制会不会让大部分的心灵日趋贫乏？文学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根基。一个时代如果连一群进行非功利性写作的文学青年都容不下，将是何等狭隘，何等势利！但是，热爱文学并不能成为要求社会给予特殊关照的理由。一个难以独立生活的人，怎么能够独立写作呢？这是实利年代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