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霞曾经是中国青年人的一代偶像，她美丽的容貌和高高的身材，是很多当时年轻人心中的标准身姿，如今的她已经年在六十上下了，但是，她依旧美丽如昔，让人感到相当惊讶。

以下的文章是她对自己的一些往事的回顾，读来相当有趣。

我第一次主演现代戏是在1964年，这之前我刚随中国艺术团完成了历时半年的出访西欧六国的任务，回到上海才知道北京正在举行全国现代京剧会演。

我那时的工作单位上海青年京剧团紧跟形势，马上决定把海政话剧团的《海防线上》改编为京剧《飒爽英姿》，由我担任剧中女主角：民兵连长巧姑。

接着就是下海岛体验生活，又出海又打靶，以期在最短的时间里把一个吃了半年黄油面包演了半年传统戏少女的我，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女民兵连长。

一个月的下基层生活，二个月的排练，戏终于与观众见面了。

由于当时条件的局限，今天我除了能拿出几张当时演出时的黑白剧照外，手边未能留下这出戏的任何音像资料。

我的现代戏处女作就这样在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寂静中消失。

1971年 5月的一个周六，一个电话打乱了我们一家三口平静而有规律的生活：我被中央一纸调令召到北京排练《杜鹃山》。

通知来得如此突然，使我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搭上飞往北京的航程。

演员这个职业走南闯北本来是件很平常的事情，但就我而言，这次北上是我人生、艺术道路的一个转折。

这样的一个转折是后来在《杜鹃山》成功后才慢慢地领悟到的；当时上飞机时我没有丝毫这样的感觉：此行，将改变我本人的一生。

今天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只是整个创作的结果，而很少有人了解它的过程。

事实上从我们剧组到井冈山体验生活开始，整个戏的排练过程是极其紧张和严肃的，剧组里的每个同志几乎把全副身心都投入到排练，夜以继日没有假日没有休息，除了吃饭睡觉，剩下的时间都在北京工人俱乐部的舞台上度过。

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唱腔、每一段念白、每一个音符都是反复推敲精益求精，就这样我们封闭式地排练了一年多，崭新的《杜鹃山》一炮打响！

随着电影在全国放映，我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在那个单调的生活年代，柯湘的发型成了女青年追逐的时髦，走在街上我成了人们围观的对象，随处都可以看到我的剧照……

我得到了一个演员极为向往的东西：名。

1994年我第一次去台湾演出，唱的是《乱云飞》。

1993年、1997年我两次去美国唱的是《家住安源》。这些年来不管我走到老区还是特区，人门对这些唱段的钟爱令我感动不已。

《杜鹃山》把我从人间抬到了天堂，《杜鹃山》也把我从天上拉回到人；《杜鹃山》让我尝遍了人间的酸甜苦辣，《杜鹃山》让我没有虚度此生。

今年九月，一些现代戏的唱段，这些唱段的首唱童祥苓、马长礼、李炳淑、李光、李崇善等同志和我有机会把这些《往日的歌》再次奉献给观众。

时光虽然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人的青春无法留注，但植根于人民的艺术精品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人们都说我现在渐渐地淡出舞台，现在我觉得时间过得飞快，一个人出风头的时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风头过后，肯定是一浪推一浪。

浪这个东西的确会有高有低，一个人不可能完全一直是在浪尖上，总有下来的时候，我觉得一个人在下来的时候，一个人的心态是很重要的，就是要正常地去对待这个人生。

要谈成功的原因，都会谈拼博、奋斗，这一点固然很重要，但是我的体会最最重要的是机遇，或者叫命运。因为我人生三次大的转折，都不是我的选择，而是客观的安排，或者叫机遇的降临。

我整个人生当中，碰到有三次机遇。

有一次小学的同学拿了一张报纸来找我，他说华东戏曲研究院昆曲演员训练班在招生，咱们年龄合适，咱们去报考一下，那会儿我才十岁。

我就去了，结果考上了，考上以后，我就开始学昆曲，其实我对昆曲是什么也不懂，这是一个机遇。

第二次机遇是俞振飞和言慧珠两位校长要到西欧去演出半年，主教我们的朱传茗老师一定要跟着去，因为他笛子吹得相当好。

而对于我们这些人，其中一个校长就说，让他们到京剧班去跟杨畹农学几出京剧，于是我就稀里湖涂到了京剧班跟杨畹农老师学了几出戏，校长半年以后回来就要看汇报，我汇报了一出《凤还巢》，没想到老师看了挺满意，因为正好京剧班也缺人，干脆你一定得去，学生没办法，哭着鼻子就去了。

第三次机遇是60年代底70年代初，已经都在全国演现代戏了，我已经说过，当时一个电话让我到团里去，让我星期一坐飞机上北京，当时我还不知道自己要去干嘛，收拾一下上了机场就走了。

到了北京，一下飞机，军代表来接我，自我介绍是北京京剧团的，我知道北京京剧团是在排《杜鹃山》，我想大概是让我排《杜鹃山》，就这么糊里糊涂地到北京排《杜鹃山》了。

当时给我的压力可想而知是非常大的。我心想无论如何我必须得把它做好了。

于是乎，我就抖出这个人物的最大的几个方面不好突破，第一，这个党代表的形象我上哪里去找，什么样子才是一个党代表的形象，我觉得我不像，第二，京剧的《杜鹃山》的唱，与传统戏的唱，有很大的区别，我是从学传统戏开始的，怎么唱好它，怎么给她唱出风格来，第三，柯湘的英雄气概，形体上，尤其刑场上，因为刑场是大义凛然的风度，怎么展现给观众，这动作怎么做。

我觉得主要是这三方面要去努力。

因为每个人唱戏，尤其传统戏，每个人唱有每个人的习惯，要把这个习惯改掉相当不容易，但必须得改掉，你不改掉那么就不是这个人物，于是曲不离口，一天到晚的唱。

有的时候我独自一人在洗衣服时也在唱，这事情后来被一个人发现，这个人后来跟别人讲，也就是跟当时剧组里的人讲，“我们这个楼里怎么进来一个神经病”，剧组人说，“哦，杨春霞，新调来了，来学柯湘的”，“哦，是她，那难怪了，我看她背影老在那儿摇，一边洗衣服一边唱”。因为我在唱的时候，脑袋总要动的，我老在动，他觉得我很奇怪。

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一定要曲不离口，把这部戏对唱腔的要求一定要给体现出来，化为己有，才能够成为现在的风格。

还有，在形体上也是如此，因为传统戏笑不露齿，行不露足，抬手不能超过哪里，只能是夹着膀子，可现代戏不行，她是劳动人民尤其是党代表，指挥大家要向前的。但是又不能完全武生化，因为这个人物毕竟是女性，所以必须要在这个练的过程当中自己消化琢磨，比如说柯湘第一次出场，除了目光之外，还要有点侧身，有点儿舞台相，又要美又要显出英雄气。

我的体会是：机遇来了就要“不顾一切，向前冲”。排《杜鹃山》时我就面临三道难关：

一难是普通话不如北京的演员；二难是形象距离远，演才子佳人出身，转向文武双全的共产党员的形象，每当念到“铁打的肩膀，粗壮的手”时观众往往有轻微的笑声；三难是戏份过重，繁重的念白、成套的唱段、像武生一样的舞蹈和开打。

我所谈的“不顾一切，向前冲”就是不顾陌生环境的压力，合作群体的更换。我觉得一个好演员要不顾身体负荷，超载运行；不顾家庭“南北割据”，专心致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