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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話晚清以來的中外通婚潮流
送交者: TOP10 2002年12月09日17:56:18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中外通婚,或者說是國際婚姻,在今天是不鮮見了。現在是地球村,人員交往,男女情好,跨國婚姻,幾為時尚,當然其間有文化的隔膜,有亨廷頓所謂之“文化衝突”,有種種的悲劇喜劇。中國曾是一個怎樣的中國?所以“小山智麗”風波等等並不奇怪。

一、國門洞開以後所謂“文化衝突”和“文化融合”的一隅

當中國被迫開關走向世界,留學男子忽然被異域的景象驚呆了:物資的豐饒,文化的新奇,還有令人艷羨不已的西方女子的活潑和浪漫。胡適與韋蓮司小姐相識,竟“生平對於女子之見解為之大變,對於男女交際之關係亦為之大變”,“余所見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識力、魄力、熱誠於一身者,惟一人耳”(《留學日記》);張資平也感嘆:“我不單在這時代認識了日本的女性美,同時也震驚於日本女子教育和小學教育的發達”。(《資平自傳》)對外國女子的“他者”眼光和評價, 今天我們可以從鍾叔河先生主編的《走向世界叢書》中看個明白,那是很有興味的。比如近代始游西海的林見西婦不似吾鄉女子的侷促婦道,便“小白臉”似的湊將過去,稱道“天然胡婦多情”,一副劉阮遊仙、章台折柳的德性。新事物舊觀念,這中間的弔詭,一如錢鍾書先生妙喻中國開放之初的景色:“門窗洞開,難保屋子裡的老弱不傷風着涼;門窗牢閉,又怕屋子裡人多,會氣悶窒息;門窗半開半掩,也許在效果上反而像男女‘搞對象’的半推半就。”〔1〕如此這般,對西風美雨的厭惡、驚訝、猜忌、羨慕等感情錯綜交織,持續了幾乎一個百年,就像張德彝一邊稱道人家的“英國衣”、“法國信”之類的避孕功用何其了得,“雖極倒鳳顛鸞而一雛不卵”(《航海述奇》),一邊又罵人家“不孝有三”的罪過;即使西化如胡適也一邊稱讚西方女子的活潑解放,一邊又稱讚“吾國女子所處地位高於西方女子”,難免不看走眼。   

其實以西方人道主義、人文主義的眼光來看,可以說十六世紀“發見了人”(man),十八世紀“發見了婦女”(woman),十九世紀又“發見了兒童”(child)。女權張揚已經有了歷史,其“女子與男人同,幼而習誦,凡書畫、歷算、象緯、輿圖、山經、海志,靡不切究窮研,得其精理,中土鬚眉有愧此裙衩者多矣”(王韜《漫遊隨錄》),於是慨嘆“泰西風俗,男女並重,女學亦同於男,故婦女頗能建大議,行大事”,這就是鍾叔河先生稱為近代中國“第一個大張旗鼓為婦女爭平等權利的宣言”——李圭《環遊地球新錄》中的一段話。後來回國的學生們就開始以為參照,發動中國女子的“天足”、“天乳”運動,膽子大的,“先天下之樂而樂”,索性娶了洋婦,或者陶醉於西風美雨下。姜亮夫先生當年留洋,耳目濡染,其《歐行散記》說到這裡感慨萬千:“我們的留學生多半是廿四五(歲)以前的青年,有的是國內大學畢業生,有的連大學也未進過,他們的一切內蘊如學識見解都非常淺薄,道德修養也都未定。一到了歐、美有次(秩)序有規律也有香有色的國家,一切都震撼得非常不寧靜,又在這樣無拘無束海闊天空的地方,豈能把持得着,於是留學生第一步所被的外誘是色,色相多端,女色為甚。所以據我耳聞目見的事來說,留學生犯色慾過度的人並不在少數。本來歐洲女性多半是康健白皙美好,而男女風紀又不甚嚴,我們的少年朋友還有幾個能自操持着呢?”〔2〕所謂“文化衝突”在這裡似最禁不住一問了,《留東外史》(平江不肖生)、《留歐外史》(黎錦暉)、《十年情場》(張競生)等等的現身說法就有期間的若干消息。   

當然,這也不是單相思,有人羨慕西風美雨,也有人傾慕東風唐雨,神秘的東方文化以及氣質高雅嫻靜的東方女性也吸引了不少西方人士,高羅佩、李約瑟、馬悅然,他們的漢學修養,有多少源自其夫人們呢?

近代的中國畢竟太弱,要“救亡”,何為良策?眾說紛紜中,亟求改革的湖南人唐才常有一紙《通種說》,認為欲徹底消滅中外之防,只好“華洋種族通婚”,藉此改良人種。後來,又有多少回,每當中國的改革步履維艱時,“國民性改造”就是—常設的命題,而通婚實在是條捷徑,但那似乎又太便宜了,且一個巴掌拍不響,總不能“剃頭挑子一頭熱”呵。弱國無外交,弱國的少年又豈能輕易得到彼此相悅的涉外愛情?在這之前,文化自信的辜鴻銘老先生捍衛本位文化,可以不憚於娶一個日本籍的如夫人(因此他“榮”為中國人娶外國女人做妾的第一人),而且也不憚於到處宣揚“一個茶壺配若幹個茶杯”的多妻主義。它在風雨飄搖的時代得以傳誦一時,大概就是中國士大夫者們面對窘境故意擺出的“文化鴕鳥主義”姿態。國家可以不堪,男人不可以不體面,“中國文化中心主義”(文化霸權)的凋落並不代表中國上層男子霸權話語的失敗,在“茶壺主義”語境中,東方之中國也好,日本也好,女人只是一個“茶杯”而已,這個法則自然難免讓新潮的女子不安。陸小曼婚變後如驚弓之鳥,就向情種徐志摩宣布改奉“牙刷主義”——“志摩!你不能拿辜先生茶壺的譬喻來作藉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壺,而是我的牙刷,茶壺是可以公開用的,牙刷卻不能。”其實呢,並沒有多長時間,辜老先生的文化自信(妄尊)和“茶壺主義”等就不得不退場,新的一幕拉開了。郁達夫那篇處女作《沉淪》曲盡了中國留學生的悲哀:他們甚至不被異邦的下女和妓女看得起呢,“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們罵人的‘賤賊’還更難聽”,於是憤怒得甚至變態的學生們故意去宿娼,來報八國聯軍之恥,報我被欺壓被凌辱之仇,那種時刻,他們還不能不呼喊:“中國呀中國,你怎麼不強大起來!”這實在是百年之痛!

二、一個世紀的跨國婚姻諸現象

不過揆諸實情,十九世紀末中外互通婚姻伊始,與後來中外婚姻的規律不同,卻是以中國人迎娶外婦為主。其原因則不外是開關之後出國人員皆系男子,傳統文化對中國女性的束縛力也遠遠勝過對男性的拘束,而且畢竟中國還有一個“大”字可以自傲,則外國女子“歸化”或者不恥下嫁中國男子者也未始無人,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留學歐洲的學子討了一個大便宜:西方耀眼的兩個文明竟招來人類空前的浩劫,戰爭中多少男兒埋骨沙場,於是曠夫陡減而怨女橫生,適逢其會,便做成了無數的中外婚姻。

  迎娶外婦的始作俑者,可能是留美的容閎,以後有何啟,其夫人為英國人。而得“近水樓台”之利的則有外交官和外交家的裕庚(清廷駐法公使)父子和陳季同、陸徵祥等。文化人則有李金髮(詩人和雕塑家)、徐仲年(作家)、王臨己(雕塑家)、張道藩(畫家,後為國民黨文化官員)、李鳳白(畫家)、常書鴻(美術家)、何思源(北平市長)、張鳳舉(教授)、晏陽初(文化實踐家)、廖尚果(音樂家)、楊憲益(翻譯家)、蕭乾(記者)、趙浩生(記者)等。科學家中有夏元瑮、林可勝、葉渚沛、黃昆、吳紹青、許靖華、郭承基、裘法祖等。其實早在傳教士進入中國以後,尤其是女性傳教士排闥而入之後,已經有了中外通婚的好事:還在康、梁變法時,山西霍州的挪威女傳教士與教徒成秀琪“自由戀愛”,並隨俗易名為成玉英,繼“偕至英國,生一女,四歲,近復到晉,在晉城(即太原)海子邊地方設戒煙局,就戒者趾踵於門”(《中外日報》)。山西向屬封閉處所,但其時已有此風氣,它處當可以想見。   

當然,中外通婚,中間不免有鴻溝,膚色、種族之外還有文化的隔膜和衝突。試想你面對那一雙澄藍的眸子和一頭金色的美發,你會不會恍如夢中、甚或恐懼和暈旋?俞平伯先生及聞長女俞成與葡萄牙人(也是這個“葡萄牙”,乾隆大帝手持其來使呈送的國書,不由發問:葡萄上會長牙麼?莫不是鬼子誆人?)約瑟夫結為連理,欣慰之餘不免擔憂:如何和這個乘龍快婿進行語言交流呢?遂作詩曰:“女初入抱擾難堪,今擬於歸西海邊。豈道神州無雋望,或同殊俗有前緣。人言此事何須詫?我愧痴愚卻損眠。蠻語參軍應不惡,只愁冰玉兩茫然。”《七律·長女於歸》)嫁出去的女子潑出去的水,這一“潑”可就遙遠,雖說是上蒼安排的緣分,人們卻當作驚聽回視的奇事,竟至於讓俞老先生也睡不着覺了。為什麼呢?一對“玉冰”(翁婿)橫隔了語言的大山,不免“兩茫然”,“鳥語”動聽畢竟是“蠻語”麼(“蠻語參軍”,語出《世說新語》)。   

語言、文化的隔閡可以逐漸地消融,最傷心的卻是通婚中所折射的國勢盛衰的消息了。1899年,在廣東的一美國女教士兼醫生嫁華人,不期引起軒然大波,洋人竟有要求美國領事派醫查驗該女子是否“病狂”者。這是種族偏見的顯現。好在美國如拜倫所言:“吾愛亞美利加,此自由之區,神之綠野。不被壓制之地也。”(轉引自魯迅《摩羅詩力說》)美駐廣州領事以“惟洋婦嫁華人,例無禁阻”不予干涉(但是在美國國內的一些州,卻有禁止白人與華人通婚的法律)。相反的例子也有:1911年,有西洋女子亟請英國駐成都領事干涉英婦郝海倫與川人胡繼曾婚事,雲胡已有妻室,“西方話語”就是重婚,英領事向四川護理總督王人文交涉,必以“法律”治其“罪”。王答以“中國話語”:“承兩房”非“罪”。最後驚動了英國駐華公使給海倫下“最後通牒”:汝如不離婚和回國將視為放棄英籍,然彼女子竟答以“中國話語”:“我願為彼之妾,至死不離”,惱怒的公使也竟答曰:“作妾,英國決不認可;若曰妓女,則英國妓女不准逗留中國。”其時《大公報》評論此案,透視兩造“話語”之是非,其云:“胡郝氏與胡姓結婚,為個人情愛上之問題,與第三人毫無關涉。今英領事強以國際問題牽涉,逼令胡郝氏離婚,質言之強國婦女不肯嫁於弱國人民,而弱國婦女盡可作強國人民之妻之妾之玩物。噫,可勝嘆哉”,“夫王道不外乎人情,而法律亦成於自然,查英邦文化以仁愛著名全球,各國素所仰慕,是以英邦人民大都本性仁厚,以此揆諸英領事之用心,決不願胡氏一家生命滅亡於其計劃之中,只以身任領事不得不干預此事矣。”〔3〕是言雖有為英領事塗飾的痕跡,卻也道出“強國話語”背後的強權色彩。   

通婚,既有兩情相悅若上述之“鐵”,也有勞燕分飛的種種涉外離婚案。 1908年,清朝大理院推事李方向順天府尹衙門提出與其英國妻子離婚(中外離異第一案),此案實“為吾國前此所未聞”者,而男方理由竟是女方“不守婦道”。夫婦仳離後中國報紙的報道令人莞爾,謂“今之娶外婦者,尚其鑒茲”(《近代野史奇觀》),幸災樂禍和“酸葡萄”心理,溢於言表。

三、潮流下的國家法律(制度)安排

1840年中國被迫面向世界,隨着商務貿易、外交事務以及留學甚至“豬仔出口”(當時對勞工外出的貶稱)等,中外通婚,成了事實,相應的法律文件也先後出世。最早的法律文件就是1888年的《中德人民互相嫁娶歸夫治管轄章程》和1889年中意兩國的有關照會。它們明確規定:在中國境內,中國婦女嫁與洋人,男方須報知當地官員取得合法性,中國婦女凡嫁與洋人者則“應歸其夫治管轄”;若中國男子娶洋女,“亦應援女嫁從夫之例,歸其夫治管轄”;嫁娶前後若犯有涉及法律案件,其審斷權,女犯“因而遠嫁異國希圖逃匿者,一經查出此情,其所有犯罪之處仍當由中國地方官提訊歸案”〔4〕。除了其時不分中西的男權壓倒女權外,這些條約還算是平等的。其後,面對“歐化東漸,競事獵取。而國際婚姻一語尤為留學青年所艷羨,望風附和,接跡國中”(《清稗類鈔》)的走勢,清朝學部也於1910年奏請禁止留學生與外人結婚(謂其弊有三:“當修業之際,家室之累重即學問之念輕”;“外洋女子習尚較奢,而遊學生之學費有限,贍養既多所耗費,即學資易致不給”;“易有樂居異域厭棄祖國之思,則雖造就成材而不思歸國效用,亦復何裨於時艱”),但是這些都不能奏效。這就是人們俗話說的:愛情是沒有國界的。怎麼辦呢?博弈的結果:“政府日前集議:觀值五洲交通,中外聯姻似不可禁,然亦必略加限制,方足以杜流弊。已決定嗣後凡中國人締婚它國,須先稟明華官,如系本國外交家或海陸人員,概不准私與他國締婚,以防窒礙。”(1910年2月21日《大公報》)〔5〕   

不過,人員外出,眼見為實,姿態和心態也有微妙的變化,“安土重遷”的傳統錮習逐漸變成“人往高處走”。這流失的人員中許多就是因“國際婚姻”這一“溫柔”的形式一去不復還的,而且其中相當部分是吾國人物之精華。於是主持中國教育的官員心急如焚,這好不易培養成才又以國內省吃儉用的有限資金派遣留洋的學生,一旦為他人之夫或妻,也就不再可能為我所用矣,豈非賠了夫人又折兵。1918年7月世界大戰將結束時教育部即下令限制留學生與洋人結婚(《中華民國史史料長編》第六冊),然而鞭長莫及,它的有效性是大可置疑的。

四、百年綺夢

留學生引領時代風騷,又是男女好合的年齡,自然成為此後中外通婚的主體。   

就說百年風雲,中國向日本學習,青年踏浪東去,趨之若鶩,像湯爾和、吳鼎昌、蔣百里、方宗鰲、殷汝耕、郭沫若、田漢、陶晶孫、蘇步青和魯迅的兩個弟弟都娶了日婦。我曾在的一所大學有位前輩是毛澤東的“一字師”(毛的《長征》詩,有“金沙浪拍雲崖暖”之句,彼以為其中之“浪”字與“五嶺逶迤騰細浪”的“浪”字重合,不合體例,遂上書建議改為“金沙水拍”,毛欣然接納並復函致謝),這位羅先生先前也娶有日本夫人,後來在“革命”的場景中就被“革命話語”斥為“日本特務”了,於是仳離,再後索性娶了身為“勞動人民”的保姆。   

向俄國學習以後,蔣經國、李立三、蕭三、王炳南等等則娶了俄國和德國的少婦(參加中國革命的外國人李德、馬海德、柯棣華、林邁可、沙博理等則娶了中國女子)。他們的夫人有的從此把中國視為自己的家園,也就遵守中國婦女的操守,相夫教子,如蔣方良(她五十歲生日時,公公蔣介石題贈四字以慰勉:“賢良慈孝”);有的後來也隨丈夫的不幸吃盡了苦頭,如科學家湯佩松的加拿大籍夫人,以營養不足和缺醫少藥,竟至雙目失明,不得已於懷孕中攜帶了兩個孩子從戰時的後方昆明逃回娘家,後來湯先生去探親,他的夫人吃怕了苦也就不再隨夫君回中國了,而湯先生擱不下祖國,二人遞告參商。這樣的例子還有韓素音的父母。這倒罷了,以中國百年歷史的激盪和革命的不時“繼續”,難免就有吃盡苦中苦的夫人們,如李立三、蕭三的妻子李莎、葉華以及“紅色囚徒”唐有章的妻子伊柳辛娜等等;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所長曹日昌的夫人則因“非我族類”,不意間被視為“國際間諜”,沉冤莫白,曹夫人凜然割腕自戕。等而下之更有“老大哥”時代無數的陰差陽錯。我小時候有家鄰居,他們是中蘇友好的象徵——丈夫是中國人,妻子是蘇聯人。彼時在中國有很多這樣的家庭。後來中蘇交惡,自然會影響到這樣的家庭:或者沒有不散的筵席而勞燕分飛,或者大義斷親廝守一方。我的鄰居也就在中國生下一對雙胞胎:露意莎、瑪麗雅,一對可人的混血兒,到了“革命”躍上層樓,人人大反修正主義,這一家子也就與另一家中蘇組合的家庭幹上了架,彼此斥罵對方為“修正主義”,不共戴天,水火不容,煞是好看,而到了“革命”落潮、重倡建設之際,這兩家人也就被落實政策,先後返回“前蘇聯”去也,只留下兩個可人的混血姑娘嫁為人婦,再後也竟不知去向,或許追隨其父母去了“城頭變換大王旗”的俄羅斯,總之好似驚鴻照影,人不見了。   

有些“中外組合”的家庭中,夫人們則難免起過不好的作用,比如中國文化史上的傷心事:周作人與兄長的失和、互為參商以及後來的“下水”,恐怕都逃不掉夫人的干係。還有湯爾和、方宗鰲、殷汝耕等的夫人們。當然,我們不能學先人的“禍水”論,把罪過推給妲己、褒姒。   

有的卻是無盡的無言的悲哀了。郭沫若潛居日本十年,後為抗戰亟亟歸國,那首“又當投筆請纓時,別婦拋雛斷藕絲”是何等傷痛。安娜夫人後來的境遇又是何等悽苦。誰能數清國勢頹危之下有多少露水夫妻和棒打鴛鴦。不離散的,有的還要蒙受難堪的委屈。比如馮玉祥那本一時洛陽紙貴的《我所認識的蔣介石》,其中說到蔣百里先生之死,竟臆斷蔣夫人面對一觸即發的中日之戰,說“你愛你的國家,我愛我的國家”,遂將百里先生毒殺,此當系不實之辭。   

我浙大前輩百里先生,一等人才,惜乎不能為世所用。他是日本士官學校“中國三傑”之一(余為蔡鍔、張孝准)、後為民國將軍搖籃的保定軍校的校長,卻在兔起鶻落的國事蜩螗中向隅而終。當年蔣校長以治校有虧自責,拔槍自殺,幸不死,由日本護士護理,療傷期間日本護士精心照看,日久生情,女護士又囑以日本“忍者”的理念,所謂忍乃大勇者之所為,於是好合。中國近代以降急劇落伍,先前日本女子曾以嫁中國男人為榮,馬關條約及日俄之戰後日本舉國上下卻小覷了鄰國,至於有女子以嫁中國男人者為恥者。蔣先生情重如山,致書云:“我因你而生,你現在又想置我於死地,好,我馬上就到日本來,要死也死在你的家裡”(陶菊隱《蔣百里傳》),這才不折不撓結為連理,此後恩愛,自不待言。左梅夫人嘗語百里先生為中國文武兼資的人才,惜乎懷才不遇,其實是中國之損失,這也不盡然是“情人眼裡出西施”,而是惺惺相惜了。百里先生被“小蔣”(介石)以參與擘劃倒蔣而軟禁,左女士抄寄中外名人獄中事跡,以為砥礪。後來抗日戰爭爆發,應該是兩難的處境了,她卻表示:從二十二歲始,我就在日本死了,以後,是穿中國衣,說中國話,不和日本人來往,甚至與娘家也斷了聯繫,也不教五個孩子(其中之一的蔣英女土即錢學森夫人)一句日本話,完全用中國習俗和傳統教導她們。中國抗日,她也變賣首飾,買布為中國傷兵製作紗布繃帶,加入中國的抗戰中。不幸蔣先生以宵旰憂勞病死在代理陸軍大學校長任上,中國失去一位傑出的軍事家,今天他的著作《國防論》和《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或許沒有多少人知道了,但不要忘了左梅女士是這位俊傑背後的一個支撐。然而她得到什麼呢?“她在內地嘗遍了人生的辛酸苦辣,不但受人們的歧視,而且不時有冷酷的眼光盯住她,指着她的背影說她是日本人”《蔣百里傳》)。同樣的例子,戰時浙大的蘇步青夫人是日本人,學校西遷沿途所到之處都要對其一家檢查盤問,竺校長愛惜人才,怕傷了蘇教授的心,親自從省長朱家驊那裡討了張“手令”,軍警這才給予免檢放行,後來蘇教授感恩竺校長,由這點小事體會其人的有心、偉大。

五、 再捲風潮

早先的德齡、羅迦陵、陳香梅、張愛玲、靳羽西以及紀政、聶華苓、三毛、張曼玉等可以存而不論,此後是大陸女子紛紛渡洋外嫁,一改近代之初中外婚姻娶多嫁少的走勢,一時“先進”女子必得高鼻子藍眼睛男士為首選,且大有罄盡嫵媚靚麗之勢,流風所及,中國男子大有失落之感,所謂“幾乎每當一個中國女人的手伸向洋紳士的時候,一個中國男人就在她身後倒了下去”的悲慟觸耳可聞,以至有1994年澳洲華人社區的一場大爭論:某女士放言“做愛精彩的西方男人到處都是,十個人中起碼有八個精彩,兩個馬馬虎虎,中國男人是十個中兩個馬馬虎虎,八個很糟糕”。〔6〕   

人為阻隔若干年後跨國之戀的帶頭人無一不是“英雄”或“英雌”之屬,他(她)們好似是敢吃螃蟹的第一人。回憶一下那時沸沸揚揚的風波吧:新中國第一位與外國人相戀而告成功的中央美院女學生宋懷桂,不是驚動了中央領導(周總理)才能喜獲連理?南京大學女學生奚曉柔,竟在嚴酷的外界干涉下跳樓自殺!此後,北京女畫家李爽與法國外交官的相戀,中央戲劇學院女學生張諄與一外國留學生的相戀也一波三折。根深蒂固的陳見、傳統的偏見、可怕的“大眾民主”的口水,會製造多少人間的悲劇!於是,在那種環境下,如果不是一兩位通達、明智的領導人出面主持公道,還會有多少生死離別的中外情侶?遼寧大學學生尹國慶和法國留學生瑪麗安、湖南師院學生梁恆和美國外教夏竹麗、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所研究生高原和美國外教朱麗、乒乓國手莊則棟和佐佐木敦子,他(她)們都不得不感謝英明領導帶給他(她)們的幸福。   

終於,中國融入了世界,中國把“開放”視為基本國策,跨國婚姻也被合法化了。1983年,《中國公民同外國人辦理結婚登記的幾項規定》出台,從此潮流如涌。而往往領受潮流的弄潮兒是心態開放幅度最大、接觸外面精彩的世界最多、傳統觀念束縛最少的“星族”:電影演員有沈丹萍、張閩、斯琴高娃、叢珊、陳燁、鄔君梅、麥文燕、史可、寧靜等;歌唱演員有韋唯、蘇小明等;音樂家有鄭蘇;鋼琴家有蘇禧;小提琴家有盛中國;體育明星有何智麗、焦志敏、林野、諸宸、莊則棟、陳新華等;作家則有張戎、嚴歌苓、張辛欣、劉索拉等等(可以看出:這也是陰盛陽衰幾乎不成比例的滔滔大勢)。此外,更有各大都市中的婚介中介機構如雨後春筍湧出,留學生們懷揣了憧憬,都市麗人“心動不如行動”。對這些現象,一池春水,自然激出許多大呼小叫,此起彼伏,煞是好看。不是有“新民謠”:“一等美女嫁美軍,二等美女嫁日軍,三等美女嫁國軍,四等美女嫁偽軍(持綠卡者)……”麼?然而時光流轉,隨着社會轉型和開放幅度的深入、人們心理承受力的持續加大、個人選擇和多元化環境的日益培植和成熟,現而今誰還扯這個“酸葡萄”的閒心?

注釋:

〔1〕《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歷史》序,中華書局1985年第1版。

〔2〕《姜亮夫文錄》,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307頁。

〔3〕〔5〕引自《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579、577頁。

〔4〕《近代中外條約選析》,中國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版。

〔6〕《跨國婚戀:悲劇、喜劇、正劇》,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26l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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