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思想，通常来讲都有它的「自恰逻辑」，至于这种思想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
的，则是另一个问题。而正是由于这种逻辑自恰性，任何先入为主的思想，都可能
在我们的大脑中固化成为一种思维定势或思维惯性。 ─── 柠檬子
  
   
制度重要还是人心重要？这是个问题吗？这要看你用什么方式去思维。用西人两分
法思维，必然会陷入小狗转圈咬自己的尾巴，也就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这种怪圈里
面。你得分析好人好制度、坏人坏制度、坏人好制度和好人坏制度这几种情况，可
就连李登辉这条老狗都承认，人不行，什么制度也不灵。当然他原话好象是说，好
制度，要有好人才可以。

另外社会制度，并不会产生好人或坏人，社会制度只会提供约束好人、坏人“行为”
的外在条件。无论任何社会制度，都存在好人、坏人，所以好人、坏人与社会制度
没有直接关系。

同样一种社会制度下，社会风气却可能前后来回变化，大不相同。社会风气不好，
坏人就多一些；社会风气好，好人就多一些。而影响社会风气的是教育，是人们受
教育的水平，这个教育不是指知识教育，是指人的伦理道德教化。古代把「社会风
气」称之为「世道人心」，我们都知道中国过去两千年君主制从未变过，但世道人
心却上下沉浮，有治有乱，有起有落。世道人心有起有落，主要取决于两个要素：
一个是教育的状况，一个是吏治的状况。那么吏治不就是制度吗？不是的，是指既
定制度下的人的操作状况，而人如何操作又取决于人心，既官员的伦理道德水准、
官员的人格。

另外西人一根筋的思维方式认为，人无论如何都是坏的，所以需要好的制度来让人
坏得少一点。可是人如果天生就是坏的，那么人类天生就应该喜欢坏的制度啊？可
为什么天生就是坏的人类，却非得追求平等、公平、正义的制度呢？所以这就是一
个深刻的悖论 ── 要么平等、公平、正义的制度是坏制度，要么追求平等、公平、
正义制度的是好人。所以西人一根筋，脑子转不过来，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有好
有坏，一来是有好人也有坏人，二来是好人也是好里有坏，坏人也是坏里有好，正
由于此，教育、教化的意义才凸显出来。

有人会辩解说，主要是权力会产生腐败，所以要用权力来制约权力。可是如果权力
必然产生腐败，那民选官员，不就等于大家有意地让一个好人或不太好的人变成一
个坏人或者更坏的人吗？然后再用制度来约束他，使他坏得少一点、或者想坏也不
敢太坏？

更糟糕的是，反正不论好人、坏人，权力都会使人变坏而制度又能保证官员不至于
太坏，那么在大小选举的时候，这些参选人的人品人格、道德操守为什么又特别重
要呢？这不就象要给一辆完全报废的车子，配上全新的轮胎一样荒谬吗？

上面这些问题，都凸现出一个更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那就是基于「契约伦理」所
构建的西方社会制度理论，它在逻辑上是自恰的，但这种契约社会制度理论存在一
个重大的缺失，就是对人本身的定义和理解语焉不详、含混不清，经不起鞭辟入里
的深入追问。所以我反复讲，西方世俗文化，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人本文化，西方人
讲人权讲平等，是出于人性善还是人性恶？而人权和自由的人性基础是什么？这些
问题，西方文化都无法回答。

而站在东方人本文化的立场来看，制度重要还是人重要的问题，是非常明确而又清
晰的。制度由谁来创造？制度由谁来操作？制度由谁来维护？制度由谁来改变？都
是人！无论好制度坏制度、好的运作坏的运作，都是由人来决定的，任何制度不论
好坏，都不是自生成、自运行、自设为标准、自设为权威的，一切的标准、法则和
权威，都是人类自己设定的，所以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人心问题，人的
教化问题。

《论语》、《孟子》都不告诉你具体应该有什么样的制度，圣人只告诉你应该“为
政以仁”，也就是说，统治者应该有一颗什么样的心，至于应该有什么样的制度，
那个是你统治者自己的专业，但你的专业必须要有基础教育的底子，那就是自身做
人的教育，人心的教育。所以孔子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
之。”对待统治者是这样，对待老百姓也是同样的道理。治理国家的根本，是教化
人心，制度无法教化人心，无法改变人心，制度只能「规范人的行为」，也因为制
度有这样的功用，所以制度是任何社会必不可少的。但制度治「标」不治「本」，
因为人的行为是从人的内心产生出来的，而制度管不住人心。人心千变万化，它总
能找到绕过、躲避、乃至于跳过制度的办法，更何况制度又不是自运行的，运行制
度的还是人。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子说：”用政令来治理百姓，用刑法来约束他们，老百姓只求能免于犯罪受惩
罚，却没有廉耻之心；用道德来感化百姓，用礼制去同化他们，这样百姓不仅会有
羞耻之心，而且懂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孔子这里短短二十几个字，就把
法制与仁政、制度与人心的关系讲透彻了，而孔子两千多年前说过的这两句话，也
可以说把卢梭、孟德斯鸠以降西方人法的思想一网打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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