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书展开幕的第二天下午，我们几个女人说说笑笑地走出三馆。赫塔·米勒──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穿着黑色的衣服，从我们背后赶上来，抱住戴晴亲吻了一口，在戴晴脸上留下口红的痕迹。

对 本届书展邀请中国担任主宾国一事，流亡德国的罗马尼亚作家米勒表示反对。经历了30年东欧专制恐怖的米勒认为：让一个坚持独裁制度的国家做主宾国是一个严 重的错误。在米勒的小说里，受迫害者只要看见飘扬的红旗，听见嘹亮的军号，就会发疯。所以米勒拒绝接受来自中国大陆的媒体采访，而把自己的敬意献给戴晴这 样勇敢的中国异议作家。

不仅是米勒，很多德国人都由衷地钦佩戴晴。在书展前后的一两个月里，德国人从电视上、报纸上认识了光彩夺目的 戴晴──一位为言论自由和合法权益而战的中国女作家，他们有的找机会和戴晴合影，有的托人向戴晴致意，表达他们的热情支持。笔者在法兰克福和戴晴相聚的四 天中，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现代唐．吉诃德与专制的较量

这是一场“一人敌一国”的战役。9月11日，受邀参加书展研 讨会的戴晴在机场吃惊地发现，原已确认的机票被取消，她立即自己掏钱买回了那刚刚退掉的一张机票，飞往法兰克福。从这时起，这位68岁仍然精力充沛、童心 未泯的女作家，身不由己地化为一位现代唐．吉诃德，披挂起一身铠甲，登上法兰克福书展这个自由与专制较量的战场。

但戴晴和古代的唐． 吉诃德不同，她敢于冲击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却并不脱离现实耽于幻想。骑瘦马持长矛的唐．吉诃德，把风车当作巨人去作战，而戴晴，面对的却是一个既拥有强大 的硬实力，又企图在法兰克福书展显示其“软实力”的专制政权。这个政权雄心勃勃征服世界的文化进军，遇上戴晴等除了笔之外一无所有的自由人士，居然给大大 地挫折了一下。

对于书展主办方来说，这次书展不仅要展现一个官方的中国，也要介绍其它中国人的面孔。因此，邀请异议作家和流亡作家出 席书展，是该次活动的题中之义，否则，该次书展就违背了自由社会的民主理念。但是，这一要义很难为专制政权所理解，钱大势力大的专制者不肯接受自由社会这 一套。为了排斥异议作家，那些习惯于玩弄控制手段的中国人，从头至尾都在向书展主办方施加压力。而德国书展主办方缺乏和中国打交道的经验，一再在压力下左 右摇摆，进退失据。

于是就发生了很多可笑的事件。例如，主办方向戴晴和贝岭发出邀请，接着取消邀请，最后又收回取消。在书展开幕前的 一场有关中国的研讨会上，因为有戴晴和贝岭发言，中方代表居然集体短暂离席以示抗议。由于开幕式都是中国官方出席，为了做一个平衡，德国主办方原本安排戴 晴和贝岭在国际中心的告别招待会上做简短发言。但中国官方代表团在该场合全体缺席，安排戴晴和贝岭的发言也突然被取消了。

“拼死也要挣回本属自己的东西”

10 月18日中午，我从书展的《西藏论坛》上下来，身上披着长长的白色哈达，抬头看见戴晴在场外向我招手。戴晴告诉我，她将在下午4 点的告别招待会上说几句话之后，大家一起吃顿饭告别。于是我们陪她一同前去。当时我注意到，戴晴穿了一件蓝地白花的印花布旗袍，很有端庄雅致的中国女性风 采。

然而没想到，在大开香槟酒的告别招待会上，戴晴竟然被取消了发言，由一位印度女出版商取代了戴晴在会上致辞。面对主办方背信弃义 自食其言，戴晴只是简单地询问了负责这一活动的经理彼德．利浦肯，就从容不迫地接受记者的采访，告知媒体她的发言被取消的真相。第二天，德国舆论沸沸扬 扬，德国主办者快刀斩乱麻，立即解除了彼德．利浦肯的职务。

这是一个不小的胜利，是民主社会抵制强权、维护言论自由的出色成果。在这 场战役中，戴晴等人所拥有的，只是德国笔会和媒体的支持，而中国官方却与书展主办者甚至德国政府有着广泛的利益关系。但是，在自由社会里，媒体在社会上扮 演一个非官方却是中心的角色，对政府和企业都起着监督和制衡的关键作用。这次，追求真相和正义的德国媒体不能容忍书展为了利益出卖言论自由，因此全力支持 戴晴等人，共同抵制专制者的胡作非为。

在欣赏戴晴等人的顽强抗争之时，我记起了80年代时戴晴参加六届妇代会的事件。那一次戴晴被 《光明日报》女性同人选作代表，参加选举妇联主席的会议。戴晴在会上公开发难，要求候选人陈慕华回答对她不利的传言等问题，结果差点被革命姐妹轰下台去。 尽管在场的记者私下称赞戴晴“干得很漂亮”，但报刊对此一律噤声，唯《中国妇女报》发出一则小文，意思却是：有人想捣乱，但被无产阶级正气压下去了。

自 1989年卷入学运并入狱，戴晴在祖国失去了工作、医疗福利和养老金等一切，并被禁书封口至今。2008年，她在香港出版了《在如来佛手中──张东荪和他 的时代》一书，其《后记》以这样的话结尾： “曾经一无所有的我们，清楚知道今天之所有，并不能体现完整的人类之尊严，拼死也要挣回本属自己的东西：思想独立，言论自由。”

潇洒的戴晴，可怜的官方作家

20 年来首次获得机会直接面对公众在论坛上发言，戴晴很珍惜书展这个各方沟通交流的机会。在开幕之前的会议上，她一次次面对自己的同胞举手提问，提的都是一些 国内无处提的问题，例如军队国家化、新闻与出版立法、唯ＧＤＰ发展的代价等。但她得到的却是官方口径的回答。后来有一次，我和戴晴一起去中国展馆听新闻出 版总署局长们的新闻发布时，不管戴晴的手举得多高，已经没有人敢把麦克风递给戴晴了。

参加此次书展的中国官方代表团有100多名作 家，两千多书商，如此雄厚的资金、庞大的阵容，却畏惧一个无权无势无钱的戴晴。这是因为，在这个充满谎言和怯懦的世界里，很少有人象戴晴一样，具有不同凡 响的思考与表达的胆识勇气。她思维敏锐，言辞犀利，怀着关注社会的沉重的忧患之心，不依不饶地追问真实。在大批中国官方作家唯唯诺诺言不由衷之时，她的声 音显得刺耳而又响亮。

与潇洒自如的戴晴相比，那些中国官方作家实在是窝囊可怜。他们本来一个个伶牙俐齿，但在法兰克福被国家新闻出版 总署带领，只能象绵羊一样服服贴贴，不能乱说乱动，更不敢与异议同胞接触。每当德国媒体想找中国作家做个人采访，总是被对方推辞。中国官方大花银子请了德 国一家公关公司，只有这家公关公司安排的采访，中国作家才敢接受，他们没有脱离党组织而擅自发言的权利。据说，他们中有人跑到德国笔会和中国异议作家聚集 的三馆来听会，回去也只能推说自己迷路了，偶然看见有中国人在说话，就过来听听而已。

《收租院》的谎言与“审父意识”

这 次书展，中国馆的展览有造纸术的发明和电子书籍，有作协主席铁凝和名作家莫言高声赞美德国文豪歌德，有地震后写诗“纵做鬼也幸福”的山东文联副主席王兆 山，还有江泽民的两本学术专著举行全球首发式。更滑稽的是，法兰克福申恩博物馆居然从中国运来“唯一的一件中国美术展品”──中国革命宣传泥塑《收租 院》。

戴晴说：“这帮贪官污吏，他们要把软实力向全世界显示，已经到了利令智昏的地步。”既然当局花了这么多钱把一个大谎话运到这儿 来，戴晴就觉得自己有义务揭穿谎言。17日下午，我们前往申恩博物馆。在那里，面对栩栩如生的泥塑群雕，戴晴由浅入深地向德国记者和观众说明，这种造假的 艺术，是怎样以欺骗手法煽动仇恨，演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说教，为统治者的政治目标服务。

我则从《收租院》泥塑场景中的箩筐和风谷机， 联想到少年时在湖南山乡，和饥肠辘辘的农民一起挑谷子送公粮的情景，共产党统治下的压迫和剥削比《收租院》的国民党时代更甚。我对德国记者说，我是黑五类 出身，而戴晴是红色家庭出身，但我们不约而同地走到1989年的天安门，走入监狱，现在又一起走到法兰克福。

由此想到，有些人认为戴 晴出身于革命家庭，喝共产党奶长大的却骂共产党。其实，人的思想发展和生活道路主要取决于个人自己的因素。黑五类出身的我自小从底层接触社会阴暗面，而戴 晴的红色家庭出身，令她一直相信共产党的官方宣传，直到30岁那年，她在历史博物馆出版的一个《正面战场作战序列》的小册子，发现中共其实只曾在很小的地 盘上抗日，这才知道自己一直在受欺骗。

从此以后，戴晴清醒了，她开始“审父”，审查她的共产党父亲们 ──生父、继父、义父和公爹所走过的道路，她认识到革命吞掉自己的儿女，中共执政地位的取得不是经过民主程序公推的，而是依靠军队夺取的。她和专制主义决 裂，着手做正本清源的工作，从王实味到张东荪，清理历史的血腥和荒谬，对“以共产主义为名义所进行的统治”进行拷问。

岁月似乎没有在 戴晴身上留下多少痕迹，她依然生气勃勃，特立独行，风骨卓然。摆脱了谎言的迷惑，不依附政府也不依附任何有权势的人，戴晴坚守独立精神，诚实而坚毅地，按 照自己的良心与信念去生活。虽然为中国的环境问题感到绝望，但她坚持做“悲观的积极行动者”。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她对强权的挑战，是她30年来韧性反抗的 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