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遠的救世主》（以下簡稱《遙遠》）是一部視角獨特，涵蓋面相當廣的小說，後被改編為電視劇《天道》（王志文，左小青主演）。作家豆豆也可說是一位奇才。據說她是學經濟出身，在德國留過學，後來才成為作家。但是她的身世並無正式披露。這本書的官方簡介為：

“效力於德國一家私募公司的商界怪才丁元英，用他超出常人的手段，將從德國募集的資金投進中國股市，用“文化密碼”瘋狂掠奪中國的錢財，後來又良心發現，退出了公司，但退出是要受到懲罰的，為此，他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他的所有分紅被凍結，甚至窮到天天吃方便麵。回到古城“隱居”時，認識了從小在法蘭克福長大、如今在古城刑警隊任職的女刑警隊員芮小丹。兩人從相識到相知，從一對音響發燒友演變成了一對愛情發燒友，上演了一出精彩、浪漫、傳奇的天國之戀。”

在我看來，這個簡介遠遠沒有點出本書的精髓。“天國之戀”只是情節中的一部分。而全書的中心，是圍繞着“天道”，也就是社會，人生的客觀規律，書中稱為“文化屬性”。所以讀這本書的過程，實際上是跟着主人公“悟道”的過程。

“道可道，非常道”。真正的道，也就是 “終極真理”，遠遠超出人類語言的表達能力。而且不管誰來講“道”，他（她）的自身局限也就在其中了。所以“道”不是“道”的，而是“悟”的。不同的人，基於自己的經驗，知識和悟性，“悟”的結果也就不同。《遙遠的救世主》描寫了幾個“高人”驚世駭俗的行為和經歷，為“悟道”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在這篇讀後感里，我和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感受。

1． 商道：有沒有“取款機的密碼”？
2．
《遙遠》的男主角丁元英是以“商業怪才”的身份出場的。他主持的私募基金在中國股市上取得驚人利潤。後來，他為了取悅女友隨便出手一下，就在幾個月中獲得超過一倍的股票回報。但這些書中都語焉不詳，只是說“中國的股市成了一台取款機，誰破譯了文化密碼誰就能開箱取錢。”。不過本書詳細描述了另一個商業案例：丁元英帶領幾個“發燒友”和一幫農民，以一百萬的資本引發音響業地震，逼得業內大亨林雨峰自殺，他主持的“樂聖”公司低頭就範。通過這個案例，展現了丁元英通過“文化屬性”獲得的料事如神的能力，以及他獨特的商業理念。有人說，這本書是商人必看的教科書。

故事的梗概是這樣的。丁元英本人是一個音響發燒友，自己開創了“雙推動”音箱的技術，得到超高的性值比。為了“扶貧”，他以這個技術和一百萬資金為底子建立了“格律詩”公司。主要產品是音箱和機櫃。他把王廟村的農民組織成獨立公司承包“韻律詩”的訂貨，用“不把自己當人”的心態達到低成本，高質量的生產水平。在銷售方面，通過在歐洲數國設立代銷和請外國實驗室鑑定的方法建立品牌，然後在全國展銷會上突然降價一半多，當天把一年多積存的音箱產品銷售一空。這個做法把它的同行和供應商，音箱界的十幾年大佬“樂聖”公司逼入絕境。“樂聖”認為“格律詩”低於成本銷售從事不正當競爭，而提起訴訟。但法庭上“格律詩”證明了它低成本的生產模式，贏了官司。“樂聖”無路可走，只得放棄自己的音箱生產線而與“格律詩”合作，把王廟村的農民生產網作為自己的生產基地。而這，恰恰是丁元英引發這場地震的真正目的。

《遙遠》把這場商業博弈稱為“殺富濟貧”：打破了“樂聖”超額利潤的市場，給王廟村的農民創造了機會。這個故事中也表達了很多的理念，特別是丁元英“料事如神”的能耐：整個過程歷時兩年，完全是按着丁元英的腳本發展的。的確堪稱一個以小博大，無中生有的“神話”。但是，雖然作者精通商業，畢竟不是神。所以，要寫神話就不是那麼容易。在我看來，這個商業“神話”有不少高明的地方，但也有它的漏洞。

從總體上來說，丁元英的戰略是典型教科書的“後發制人”戰略。新來者進入市場最好的辦法，是突進型策略（disruptive）。在這裡，丁元英用的是商業模式上的突進：通過與農民企業網聯合運作，躲避公司本身的勞動保護，環境保護等法律責任，而大幅度降低成本。這樣以低價優勢，可以打破老牌企業如“樂聖”的市場占有。至於“雙推動”的技術優勢和“外轉內銷”的品牌建立方法，只是這個戰略成功的條件而已。

但問題是，教科書上的“突進戰略”的目的是避免直接與老牌企業競爭。而丁元英卻恰恰相反，他是要與老牌企業“樂聖”決戰。通常，這樣的做法無疑於自殺：懸殊的實力使新來者沒有取勝的可能。但是“樂聖”有兩個致命弱點：它的資產負債比很高，經不起任何信心的衝擊。它的總裁林雨峰剛愎自用，不會把“格律詩”看成平等的對手。正因為丁元英掌握了這個“文化屬性”的“密碼”，他才在這場不可能勝的博弈中穩操勝劵。這個事例，說明了丁元英的高明，他對事物本質性的認識。

但是，商場畢竟是有客觀規律的。高明的商人有優勢，但是“點石成金”這樣的事是沒有的，除非對手特別愚蠢。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看這個案例。

首先，從數字上看，“格律詩”的優勢並不那樣明顯。“格律詩”的批發價是3400元（三十章）。丁元英說每對賺110元，即成本為3290元。而“樂聖”請專家的估價（三十一章），音箱價格是3446元。相差並不大。而“專家估價”中，“格律詩”自己製造或加工的只有音箱板材（120元）和接線柱（720元）。書中沒有交代接線柱是如何省錢的。音箱板材的加工費部分也沒有交代。所以，如果“格律詩”與“樂聖”的價格相差如此之大，以至一推出就足以置樂聖於死地，並非因為它的成本有革命性的降低。

第二，“格律詩”的農工式生產有其本身的弱點。首先，它的質量難以保證。雖然書中提到加工環節相互監督的質量控制措施，但畢竟音箱的質量不是農民肉眼手工能檢驗的。生產條件不能嚴格控制，質量是保證不了的。第二，它的生產能力也有限。它降價一天，就賣掉了一年多所生產的五百套音箱。這樣的運作是不能持久的。（市場規模可以用“樂聖”庫存量2601套作參考，見三十一章。）所以，它不可能搶走“樂聖”的市場。當然，它的降價對“樂聖”是一場公關災難，因為消費者的期望受到了影響。但是這不是不能應對的。當然，“樂聖”有了新的競爭者，必然要影響盈利。但不會到生存不下去的地步。更何況“格律詩”的“雙推動”音箱與“樂聖”的產品在品質和成本上都是有相當差別的。通過適當的行銷策略，“樂聖”完全可以分割市場而把對自己的影響減到最小。可是林雨峰沒有選擇商業的應對而是選擇意在置“格律詩“於死地的訴訟。這尚可歸因於他自大和心胸狹窄。在準備訴訟時，“樂聖”方面調查沒做到家，居然連對方的生產基地都茫然不知，這就不是心態能解釋的了。

第三，敗訴後，“樂聖”也不是無路可走。只要通過公關披露“格律詩”的生產方式及其在質量和產量方面的局限，很難想象有多少消費者還願意為了價格差別而選擇“格律詩”。退一萬步，“樂聖”也可以照搬“格律詩”的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模式既沒有專利，也不需要超常的經營能力。“格律詩”在兩年不到的時間裡從無到有形成了生產能力，“樂聖”完全可以做到同樣的轉軌。即使音箱的利潤大受影響，但“樂聖”的喇叭等產品，可能因為音箱市場的擴大反而增加利潤。但是，“樂聖”選擇了另一條路：總裁林雨峰自殺，公司以投降的姿態與“格律詩”合作。這其中唯一的理由就是“資產債務比”。但是教育債主就這麼難嗎？

所以，這一場商戰的結果並非是因為丁元英掌握了什麼“密碼”，而是因為對手太笨了。

2. 人道：“自在”的訣竅

《遙遠》這本書如期說是談商，不如說是談做人。書中的幾個主要人物：丁元英，芮小丹，歐陽雪，肖亞文都是令人羨慕的人。他們的處境各有不同，但都有很好的心態。對人生，他們沒有苦惱，沒有遺憾，活得上進樂觀。待人接物上，他們深受尊敬，應對得體，處處遊刃有餘。他們活得有尊嚴，有品位，洞悉過去未來，把握命運內心。別人稱他們是“高人”。他們自己的感覺是“自在”。這是一種十分令人神往的生活方式。書中的意思是：他們的超然自在，來自對人和事的透徹了解，特別是對自己的清醒認識。這也是“文化屬性”這個“密碼”的魔力。

其實在我看來，這個快樂的“密碼”還在於：保持“追求”低於“能力”的狀態。丁元英隨隨便便就能賺到上億資產，為了一個“禮物”就能引發行業地震。但他卻隱居在小小的古城，混跡於販夫走卒之中，以關門聽音樂為最大的享受。芮小丹有優越的家世和出眾的才貌，卻為了“感覺”而當刑警。歐陽雪人精一個，卻口口聲聲“只對開餐館感興趣”。肖亞文在有機會做法律代表和公司總裁施展才能前，安安心心當一個普通白領。拿丁元英和正大公司總裁韓楚風比一下吧。兩個人是惺惺相惜的好朋友，見識悟性不相伯仲。而韓楚風就活得沒那麼瀟灑。無他，追求不同而已。“高人”們過着普通人的生活，卻有着非普通的背景。丁元英在賣唱片接濟生計的同時，一個電話就能調來二十萬為女朋友爭面子。等到資金解凍，他就可以移居德國，與古城的芸芸眾生“拜拜”了。芮小丹在媽媽的餐館洗盤子打工，工資只是媽媽給她禮物的零頭。她的前途是去德國讀書，將來從事法律。刑警工作只是“客串”一下而已。所以他們的感覺，也就不是周圍的人能了解和複製的了。他們不是凡人，而是短期下凡的神仙。

這種“追求低於能力”的處世態度是否可取？我認為，其實這正是人生幸福的秘訣之一，也可算一種“期望管理”。古人說“知足常樂”，也就是這個意思。另外，這個秘訣能得以實施，還有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具有內在的滿足感。一個反面的例子是劉冰。他的滿足來自好車，好飯局，別人的恭維等等。他的追求只會越來越高，而不會降低。而丁元英的滿足是“清淨地聽音樂”，芮小丹的追求是“當刑警的感覺”，這些都是有上限的。選對了“期望”，才有管理的可能。今天的中國乃至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裡，太多人迷失在對物質和身份的無休止追求中。難怪這麼多人對《遙遠》這本書趨之若鶩了。

但是這種降低追求的做法有沒有代價？有。不說對社會的貢獻，也不說經過艱苦努力達到目標帶來的滿足感，只說人際關係吧。因為降低了追求，就必然與低一個層次的人相處。而這樣，人際交流的需求就難以滿足。試想，假如丁元英不到古城，芮小丹在她的圈子裡如何能遇到這樣的“高人”，又如何能找到她的“真愛”？沒有努力的滿足是令人安慰的，但卻不是最高層次的。

其實，就是這樣的“高人”，也難免有時迷失。最明顯的是肖亞文在比她地位高很多的韓楚風面前聲稱“隨緣惜緣不攀緣”，還要提到上次接人見到韓總而避開的事。其實那句話意思很明白，根本不用舉例說明。而講出自己“不攀緣”的行為，就是在攀緣了。其實，這幾個人對自己的身份和自尊都特別在意，時不時就把“面子”，“身份”掛在嘴上。表面上是不肯高攀，實際還是太着痕跡。芮小丹與丁元英商議到德國的生活時，為了能“站着對話”也就是要一個平等地位，做了這樣的安排：向丁借錢買房子來“收留”他。這一個圈子兜下來，就是為了一個“身份”。

就連芮小丹的結局，在我看來也是迷失的表現。她在追捕罪犯時被炸斷雙腿和毀容，於是飲彈自殺。丁元英認為這是她“高人”的表現：“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來去自如。丫頭，不簡單哪。”在我看來，這卻是芮小丹對生命認識缺失的表現。在受傷後，芮小丹生命中重要的東西：情趣，能力，愛人，都沒有變化。變的是軀體和外貌。而這個變化就那麼重要，值得她放棄了原本很熱愛的生命嗎？這樣的“來去自如”，固然是看輕了生死，但又看重或維護了其他什麼價值呢？也許作者想反映芮小丹對“完美”的追求：不完美，毋寧死。書中稱芮小丹為“天國的女人”，也是說她完美的意思。但是只有外貌完美的人，才能象芮小丹那樣進入天國嗎？如果真是這樣，這本書的銷量就更要大打折扣了。所以這個“高潮”在我看來是作者的敗筆，或者說是作者局限性的反映。

3.世道：我們需要靜態的社會結構？

《遙遠》闡述的“文化屬性”，其實不僅是經商和做人，更是一種社會秩序的理想。也就是說，每個人的“文化”決定了他的見識和作為，從而決定了他在社會上的地位，而這是不能改變的。丁元英認為，農民窮不是因為沒有機會或制度不公平，而是因為他們沒有正確的觀念。所以“扶貧”救不了他們。只有“別把自己太當人了，吃人家吃不了的苦，受人家受不了的罪”，才有希望。但是丁先生自己過着神仙般的日子，卻不是從他指的這條路走來的。人家只是因為掌握了“文化屬性”這個取款機密碼。文中的“高人”們，都對自己的身份十分敏感和在乎，以“無欲品自高”的態度做人，毫無非分之想。而那些失敗的人如參與經營“格律詩”的三個發燒友，則是越出了自己的應有層次，結果只能“扒着井沿看一眼再掉下去”，創業夢滅，比以前還更痛苦。其中的劉冰更在丁元英設計的誘惑下抵擋不住，落得個自殺的下場。

其實，這種社會觀並不是作者首創。孔夫子就說過“唯上智與下愚而不移”。這種教人“安分守己”的說教對維護社會穩定和諧當然是很有作用的。但是卻並不一定符合實際。回想三十年前的中國，人們根本就沒有市場概念。如果當時去分析“文化屬性”，豈能料到如今“全民經商”的景象？從微觀看，改變人的觀念並不是不可能或極端困難的事。觀念是經歷和知識所塑造的。有機會接觸新的知識和經驗，就會有新的觀念。所謂“觀念落伍”，往往是缺乏機會的結果。如書中的例子：三個發燒友在“樂聖”起訴“格律詩”要求六百萬賠償時，對公司失去了信心而決定退股。這就是他們有了“機會”，而因為“觀念不對”而重新沉淪的經過。書中借“樂聖”蔣律師的口解釋道：這三個人喪失希望的原因是傳統觀念：“一是傳統的‘事實勝於雄辯’的觀念，二是傳統的疑罪從有的觀念，三是傳統的青天大老爺的觀念。”其實仔細讀下來根本不是這回事。從頭到尾，這三個人沒有認為官司必輸。他們只是認為涉及那麼大的數額，光是律師費就負擔不起，“打贏打輸都是死”這句話重複了很多遍。所以，他們與丁元英意見不同不是因為觀念的差距，而是信息不對稱。丁元英在經營開始就在法律上埋下了伏筆，又有個藏龍臥虎的“白領職員”肖亞文可以低價承擔法律代表。所以丁對這場官司勝券在握。而那三個股東不知其中奧妙，只要點撥幾句就能統一意見了。但是“高人”丁文元卻坐看他們掉回井裡。為什麼？因為他們“觀念錯誤”，誰也救不了。相反，歐陽雪也同樣不知就裡。但她相信“大哥”（丁元英），毫不動搖跟他走，就成了贏家。通過這個對照，書中明確表達了這樣的意思：“凡人”最致命的錯誤，就是沒有完全信賴丁元英這個“神仙”。而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丁文元給了劉冰能夠推翻判決的“新證據”。劉冰盲目相信了這個“證據”的價值，但是違反了丁的指令而用之要挾歐陽雪。結果“證據”只是一堆白紙，劉冰也落得個跳樓自殺的下場。所以，書中的“告誡”是：只有承認自己劣勢的“文化屬性”，死心塌地跟着“高人”走，才是“凡人”的生存之道。這樣的社會觀，肯定利於和諧社會，但肯定不利於社會的生命力和創造力。

4.結語

《遙遠的救世主》是一盤營養豐富的精神食糧。它涵蓋了很多方面，可以讓我們每個人都看到自己的不足和缺陷。文章語言平實，對話精彩，讀來是個享受，回味也很值得。但是食糧要通過消化才能滋養自身。這篇讀後感，就算是我自己消化的結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