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除了吃喝拉撒睡以维持肉体生存以外，人还需要精神生活，因为人是灵与肉的统一体。肉体是短暂的，而灵魂却是不灭的。宗教性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的灵性生活的核心就是信仰。

中国人曾经是一个笃信上帝的民族，中国的宗教传统相当久远，上古中国有“神州”之称，一直到今天还是这么叫。今天所见出土文物中最精美的器物几乎都是祭祀用品。“上帝”这个词并不是舶来品，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本土概念，在甲骨文里就已经存在了。“上帝”一词在《诗经》中就出现421次之多。《诗经》分三部分：风、雅、颂，其中“颂”就是祭祀上帝的诗篇。有人考证，《周易》、《淮南子》、《尚书》、《山海经》以及屈原的《天问》有许多记载和《圣经》中创世记记载的某些事件相同，《春秋左传》记载的“实沉”和“阏伯”的故事，和《圣经》中该隐与亚伯的故事很相似。《山海经》和《穆天子传》记载上帝是“和平乐园”或“野禽狞猎园”或“空中花园”的主人，所描述的环境与《圣经》中之“伊甸园”十分相似。屈原《天问》说:“登立为帝，孰道尚之？” 登即安登，就是Adam（亚当）的音译。意大利人安东尼奥阿马萨里博士通过对甲骨文所记载内容的深入研究，发现商人的上帝与古希伯来人的上帝“耶和华”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上帝也称作“天帝”，再简化一下，便直接称“天”。商王朝是神权政治，商王凡事占卜，也有正式的祭祀活动。到了周朝初年，祭祀制度定型，周公建立了完备的周礼，这是一套宗教、政治、社会三合一的制度。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北京的古迹还保留有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太庙、社稷坛等宗教建筑。

大量事实证明，上古华夏人是信仰上帝的。可是，三代以降，中国人渐渐背离了上帝，这种终极信仰为何中断？原因不明，有人认为很可能与殷周之际中国政治与文化大变革有关。当然，中国人仍然保持敬天传统，只是重心已经转向了人事。皇帝自称“天子”，就是天的儿子；皇帝发诏书开头要说“奉天承运，皇帝昭曰”；遇到天灾，星象异动，皇帝要向上帝忏悔，发布“罪己诏”。有人造反，便说要替天行道。无不冒上帝之名，行一己之私。于是，神州大地上演着一幕幕以人的权谋、诡计、暴力所主导的活剧，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坚持仁义原则的宋襄公直到今天仍在遭到人们的耻笑。“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自从秦末陈胜吴广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以后，中国的政治唯一需要的是军事实力，以暴力攫取国家最高权力。一将功成万骨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血泊中最后站起来的人将成为一个新王朝的奠基者。

这种只看结果不管程序正义的政治哲学在中国盛行了几千年，使得中国的权力角力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可能没有人会想到，陈胜吴广大泽乡揭竿而起，最后竟成就了沛县一个叫刘邦的小官吏；又有谁会料到，刘福通以“贫极江南，富跨塞北”为号发动起义，最后坐上大明江山宝座的竟然是皇觉寺的小和尚朱元璋？因此，中国皇权更迭从来不考虑什么门第、血统、家世等因素，更不需要治国理念、世俗学问的资格考试，不断重复的只是以暴力为基础的权力更替。这种权力更替的模式不改变，中国政治就难免再次陷入动荡。

中国两千年来封建社会实行的实际上是一种政教合一的制度。有人把这种维持皇权制度的宗教称为儒教。但是，也有人认为，所谓的儒教其实并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学说。孔子的《论语》当然并不是一部宗教著作，但是孔子本人是参与祭祀、祷告等宗教活动的，他自己就说，“丘也祷久矣。”“我日三省吾身”。儒经中的“三礼”就是这种祭祀仪式的规定。后代历朝都设有礼部，专司宗教祭祀活动。皇帝每年都要到天坛斋戒、沐浴、祭天。这种政教合一的专制主义制度的特点是宗教异化为政治的工具，除了道德教化之外， 根本不可能发挥对皇权的制衡作用。

中国人的确是一个富有智慧的民族，中国人凭着自己的智慧也有了“四大发明”，对人类文明做出过贡献。但是中国人所缺少的是来自上帝的大智慧。借着来自上帝的大智慧，人会因信仰而产生探寻生命的终极意义和上帝创造规律的冲动，由此催生了震撼人心的文学、哲学、美学、音乐、艺术，以及光怪陆离的现代科学。而离开了从上帝而来的智慧，仅凭着人的小聪明，人是无法进步的。一个失去了终极信仰的民族，喊出“人定胜天”的狂妄口号并不奇怪，这是公然与上帝为敌，后果是严重的。失去了对上帝的敬畏之心，道德便无约束，行为便可任意放荡，人便没有什么不能干，不敢干的。私欲泛滥、贪污腐败、假冒伪劣产品、毒牛奶、地沟油猖獗就是这种“智慧”的最好注脚。上帝是慈爱的，但上帝更是公义的、全能的、威严的，断不以有罪为无罪，人必须承担自己犯罪的后果。

毋庸置疑，中国人正面临着严重的信仰危机。中国人需要上帝的智慧，更需要上帝的救赎。

有人说现在的中国人什么都不信。如果什么都不信，为什么过年时那么多人挤破头要上庙里烧香拜佛？很多哲学家认为，“信”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出外旅行，坐飞机，你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给了航空公司，具体一点说，交给了飞机驾驶员，你相信他的经验、技术过硬，一定能带你到达目的地，否则，你就不可能坐他的飞机。这个“信”没有前提条件，没有理性根据，你不可能把飞机驾驶员的驾驶纪录、飞机的每一个零件的安全可靠性检查清楚才上飞机，你所需要的只是一个简单的“信”。圣经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11:1）

信仰是宗教的核心，但是真正的信仰应该是一种终极信仰。历史证明，拜偶像，即把世界上的人或者事物作为崇拜对象已经造成了无数人间悲剧。中国人的信仰为什么缺少终极关怀的内容？我认为，这和中国历史上宗教传统中的等级制有着直接关系。这种宗教上的不平等从周代就开始了，周礼规定，只有“天子”才可以祭天，诸侯、大夫只能祭远祖，老百姓只能祭近祖。北京的天坛只有皇帝才能进去献祭，皇帝其实承担了祭祀的职责。“天”似乎离老百姓越来越远，虽然老百姓绝望时也会呼喊“天哪！”但是，总的来说，皇帝所敬的“天”似乎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这样，久而久之，就造成了普遍的宗教神圣感的淡漠，老百姓不能敬天，只能各家分头祭祀自家的近祖，那种统一的超越性、终极性的宗教情感就建立不起来。

中国真正的宗教信仰从周代就开始衰落了；明清以后，准信仰儒释道也开始衰落，整个社会进入一个世俗化时代。二十世纪中叶，失去信仰的中国人开始了一个新的造神运动，进入了一个全民说谎的“伪神圣”时代，因为只有说假话才能显得“高尚”、正确，说真话肯定祸及自身。这种拜偶像的恶果在今天已经充分显现。

中国需要寻找失去了的真正的宗教信仰，再次仰望星空，去追寻人生的终极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