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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这样一个母亲(2)
送交者: 李南央 2003年08月25日17:11:55 于 [五 味 斋] 发送悄悄话

爸爸是共产党内少有的有人情味的干部。而妈妈正好相反。大义灭亲,“亲不亲阶级分”,怎么可能不吵呢?

我爸的用人路线,也是吵架的另一原因。五十年代在水电建设中,爸爸重用了国民党政权留下的老技术人员,对他们很尊重,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反右时,水电系统被打成右派的人数很少。我自己就亲眼见过爸爸对有些党的干部很是随便,但是对技术人员总是未见有半点怠慢。

当年跟我爸共过事的老技术人员都记得我妈的那张冷脸。妈妈文革中常说,你爸一贯右倾,建国初期,就专用国民党人员,他的秘书,司机,都是那种最没觉悟和最糊涂的旧社会留用人员。也幸亏爸爸用了这样的人,他们在爸爸倒台后没有揭发过一个字。否则老婆,秘书,司机三管齐下,他大概早就没命了。

尽管妈妈爸爸老吵架,可我小的时候妈妈从来没有碰过我一下,也不记得跟我红过脸。

最厉害的一次是因为我胡闹的太大发了,妈妈抄起一个小凳子向我砸来,不过没有打着。我小时,哮喘很厉害。犯了病,嗓子眼儿就象拉风箱,呼呼地叫。一次,外边下着大雨,我又犯病了。妈妈骑着自行车,打着伞去六铺炕商场给我买药。

去商场的路是煤渣铺的,坑洼不平,妈妈一手打伞,一手扶把。再加天黑,雨大,没看见前面的一个凹坑,一下从车上摔了下来。看着一身泥水,满脸是血的妈妈拿着药进了家门,我和阿姨都吓坏了。阿姨狠狠地对我说:“你要是长大了不孝顺你妈,就叫狗吃了!”这话我是记住了,一直记到现在。一九九一年到了美国,妈妈来过一封“信”,只有这么一句话:

“李南央,二十五英寸彩电,直角平面,遥控。价钱你看着办。”

我二话不说,就要寄钱。先生和女儿都反对,说她不能算妈。可我记着妈妈那一脸的血。她这辈子没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如果买个彩电能让她高兴,就给她买。

在我九岁的时候,家里没有了爸爸,他去了北大荒劳改农场。妈妈失去了发泄的对象,我就成了爸爸的替身,挨骂自此成了我的家常便饭。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常常整晚上地挨骂,不许睡觉。每次开骂总是车骨碌话:“你从小心眼就狠毒,三岁就说打死妈妈。你和李锐一个样。”

可我真是不记得自己三岁时在什么场合,因为什么说要“打死她”。心里说,“当妈的记三岁小孩儿的仇,真是没意思。”阿姨说,我见了我妈就象耗子见了猫。放了学,只要听到妈妈在家,就轻手轻脚溜进和阿姨合住的房间,再不出来。我妈说我从不叫她妈。

我心里其实是对她没有爱。妈妈对我永恒的咒骂就是:“你这个小李锐!你跟你爸一模一样!”每次有客人来家,我都提心吊胆地防着那句话:“这姑娘越长越象李锐。”可总有些不识象的大人爱这么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李锐是这个家庭一切罪孽的源泉,是提不得的。

我妈特爱讲大道理,很注重对我们孩子的思想教育。每年放暑假总要买书,大多是所谓有教育意义的。可我却偏偏不可救药,总想着那些妈妈不让看的书。在小学,我就偷偷翻遍了家中书柜里的所有文学作品。《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天才》、《傲慢与偏见》、《子夜》、《海底两万里》还偷偷地用每月的零花钱买小说。《林海雪原》、《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这一代人》,《乘风破浪》都看烂了。书都是钻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的。或者午睡时看。中午我妈自己要睡觉,是绝不会来查的,阿姨也不打小报告。最使我妈生气的是,我竟然到我爸爸那儿要钱买书。那次是大发雷霆,一晚上没让睡觉。我坐在床上,听着她在里面打呼噜,心里那份儿恨哪。我最怕的是我妈中午睡午觉,要是在这时弄出了声响,吵了她的瞌睡,你就等着挨几个小时的骂吧。我那时学会了完全不出声地走路,开门。可是楼上邻居弄出声响是免不了的。我妈老让我上楼去告诉人家中午不要走动。妈妈是最革命的,我心里想,“革命者不是连生命都可以牺牲吗,怎么连楼上走路的声音都不许有呢?再说人家也不是故意的,怎么能好意思让人家不要走呢?”可嘴上却是从不敢违抗母命的。红着脸敲开邻居的门,听人家的冷言冷语,看人家的脸色,那种滋味儿,那种难堪,真是无地自容。我就写日记,把对妈的疑问,不满都叙述在日记里。我那时发了疯地想当兵。

报纸上,电影上把解放军说得太好了。我在日记里说:“我没有母爱,也不需要有母爱。我将来当了兵,在连队里有指导员、连长关心,爱护我。”为了不让妈妈发现我的日记,我到处藏。有一次,妈妈发脾气,讥讽我:“你小小年纪,还母爱,母爱的,满脑子令人作呕的资产阶级思想。”我才知道,小孩子是永远藏不过大人的。就再也不敢在日记里写对妈妈的看法了。可是这点自由吐苦水的小天地都被剥夺了以后,我对妈妈是真真儿地没了感情。也没有了一丝一毫的尊敬:“偷看人家的东西,太xxxx!”

我小时喜欢军事体育。初一的暑假,趁妈妈在南方疗养,参加了西城区少年之家测向队,还和另一个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合作,拿了当年的北京市少年女子组团体第一名。可是妈妈一回来,发现我着了魔似地跑测向队,说我满脑子资产阶级锦标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发了疯,跟李锐一样。非让我停止活动不可。后来北京队想要我当专业运动员,教练到家里来作工作,让我妈大骂一顿。教练从我家出来,脸上连血色都没了,气得浑身哆嗦,“没见过这样不讲理的老干部!”测向队是呆不成了,我又偷偷参加了少年宫的射击队,很快从三队升到一队,夏天要到昆明参加全国比赛,选拔国家队。

每次活动,都要想出各种办法编造回家晚的理由。星期天活动的谎话是最难编的,只好常常缺勤。我自认是从小爱说谎,但我从不认为我是妈妈说的那种从小爱编瞎话,品质恶劣的坏孩子。我至今认为凡是小孩子说瞎话,那必是大人的错。一定是大人没给孩子说真话的空间。我现在最不能听的就是大人说自己的孩子:“这个孩子总爱撒谎。”但凡听到这样的话,我一定要立即为孩子辩护:“最好先自己检查一下作家长的错,自己是否给了孩子说真话的条件。扪心自问,为什么自己养的孩子不跟自己讲真话。”

后来,文化大革命了。我在学校挨斗,回家一言不发,精神极沉闷。妈妈大概看出有什么不对,问我怎么了,态度极和蔼。我有些受宠若惊,在那种冷酷的环境里,感到了一丝母爱的温暖,不觉的流了眼泪。告诉妈妈,自己因为爸爸的问题,也有她的因素,在学校里挨了同学的批斗。还没等我说完,妈妈的嘴角向下一撇,露出了极为幸灾乐祸、可有机会报复的冷笑:“啊哈!你不是一向标榜自己不要母爱,自己最坚强吗?哭什么!跟我说什么?你在学校挨不挨斗,跟我没有关系,不要往我身上扯。那是你自己在学校一定有问题。以后,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事情。你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坚强,就不要以为还有妈妈。我在机关挨斗,又向谁去哭?"我那时还不到16岁,看着妈妈那狠毒的近乎狰狞的面孔,只觉得自己向一个大冰窟窿里沉下去,从里到外地冻僵了。从此以后,我的心门是永远地死死地向母亲锁住了。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麻烦、痛苦,从不再向她诉说一句,自己默默地顶住一浪接一浪的厄运。后来我家被赶到一个大杂楼,我们住在一楼把角的两间屋。周围的男孩子知道只有一个女孩子守在这里,而且是狗崽子,把窗户的玻璃都打碎了。我用纸条一条条地贴好。邻居强迫我一个人交全楼道的电费,只因我家有电视和收音机。我当冲压工,在工厂出事故受伤,这些我从没告诉过妈妈,也不向任何人诉说。直到有一天,小姨从武汉来北京看病,来看我,看到了我居住环境的险恶,给我妈妈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跟机关说,要搬家。这样我妈从干校跟军管会交涉,我们从大杂楼搬到一个与另一家合住的单元里的一间七平米的小屋。五六个一同进厂的女学员帮我把东西搬到三楼。我自己象耗子一样,一件件地把东西拖进屋摆好。但是这就成了我后来十几年挨骂生活的第一罪状。

我在这里住了很短的一段,就去了陕西的三线工厂。妈妈从干校回来,挤在这么一间小屋,又根本不会和邻居相处,可想而知心情有多恶劣。后来去陕西后,我每次回京探亲,大概只有一天的好脸,接着就是没完没了地因为房子骂我。就因为我自私,只顾自己,丢了原来的两间屋,一家人挤在这么个七平米的地方。然后就是你从小就坏,跟李锐一样。妈妈从来没问过我那些年是怎么过的。妈妈下放湖北干校,我一个人在北京要给她寄那没完没了的包裹,她的每件东西要在那家商店买,什么颜色,什么牌子,在来信中都是严格规定的,我永远做不到一次就买对。邮局的规定也多,这么包不行,那么包也不行,常常一整个工休日都用在跑邮局上了。那时还要给在东北插队的哥哥寄东西。还要惦记着住在留守处,只有八岁的妹妹。工休日接她回家,给她作点好吃的,带她出去玩儿。尽量让她感觉到世界上还有一个亲人在关心她。所有这些,妈妈从来没有提问过,她也从不问我在工厂作大型冲压工,只有17岁的女孩子是怎么对付那一分钟要抡17次的好几公斤的大钢板的。吃得怎样,安全怎样。

不过,我并不是这个家里唯一遭到妈妈虐待的。她的四个弟弟妹妹对她不说“人人有本血泪帐”吧,也至少都有一肚子的苦水。

我的大舅(我妈妈的大弟),用我爸的话,是个很有才华,非常能干的人-能得我爸如此评语的人是不多的。他一生在武汉长江航运局作会计师,一生贫困,郁郁不得志,五十岁的壮年就得肺气肿去世了。他是四个弟妹中受我妈害最大的。快解放时,大舅和一个一起唱戏的戏友姑娘结婚了。

姑娘的父亲在武汉临解放前带着小老婆跑到台湾,留下大老婆跟着女儿、女婿。我妈比爸爸晚两个月南下,一进武汉,就领着我的两个年轻、崇拜共产党,一心向往革命的姨斗争大舅。要他交代是如何帮助老丈人逃往台湾的,家里替他藏了那些财产。这真是子乌虚有的事,大舅当然不承认。为了表示革命干部不能包庇亲人,我妈一状告到舅舅的单位,单位来人抄了家,还给舅舅连降两级。文革期间更是被全家下放农村。我文革中到大舅全家所在的湖北烟墩去看他们。那里的水,一块雪白的新毛巾放下去,立时就变的黑黑的了。据说因为池塘里的水含油太多的原因。

瘦弱的小表弟们要到很远的地方挑来稍干净的水饮用。既是这种水,也要先用明矾漂过才能用。那几天我尝到了真正的亲情。舅舅,舅妈和几个小表弟,舅妈的妈妈(那个国民党军官的大老婆)都是那么好的人。舅舅跟我讲了好多他所知道的我爸爸的事儿。说我爸爸如何有才气。对妈妈,他没有任何的埋怨,只是说她太左了些。

多么善良的人!临去世前,大姨到医院去看他,告诉他我爸爸放出来了,我也回到了北京。他高兴极了,又问:“悌忠呢?”意思是怕我情况好了,会象很多高干子弟一样丢了工人出身的患难丈夫。

我的小姨在跑日本时,小小年纪受了惊吓,得了心脏病。也是不到五十岁就去世了。最后一次犯病,她写信告诉我妈,想借些钱再看看病,争取新的希望。妈妈当即寄了二百元钱。可是事过没几天,就又一封长信追过去,把小姨大骂一通。说她没有良心,范家的都没有良心,从来没有人关心过她,只跟她要钱。殊不知她的身体也极糟,就因为给小姨寄钱,这个月没钱买补药、买海参。小姨读了信,当下差点没气死,

立即让儿子把钱寄了回去。几天后就咽气了。

妈妈的信在那本来就已很脆弱的生命上,踹了最后致命的一脚。小姨临死前,对大姨说:“你们要有良心,我死后,绝对不许通知大姐。”

我的小舅五十年代在北京大学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校领导本准备送他去苏联留学。因为我妈既是小舅的监护人,又是老革命,就征求她的意见。结果我妈一句好话也没说,反说我舅舅思想比较落后,小资产阶级意识较浓,不适于出国学习。断送了舅舅出国深造的机会。

我大姨(我妈的大妹妹)是我妈南下时介绍参加工作的。八十年代为了安抚大批退下来的干部,中央定了一个杠扛。凡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号前参加革命工作的,都按离休干部对待,享受百分之百的退休金和其他一些补贴。我妈却对我大姨说,她记得她是十一月后参加的工作。幸好当年我姨参加工作填的表还保留在商业部的人事部门。管事儿的干部说, “这回她可害不了你了。”看来我妈害人的名声是够可以了。

在我们家遭罪最大的还要数老阿姨。阿姨原来跟着我姥姥做事。爸爸去北大荒劳改后,妈妈有时发了疯地打几十页的电报去吵架离婚。她知道邮局是不会发这么长的电报的,自己不去,逼着家里的老阿姨一趟趟地跑。阿姨顶着盛夏正午的毒太阳,迈着一双小脚,往往一趟就要四十多分钟。而且先要挨邮局人的训斥,后要遭我妈的谩骂,常常坐在屋里掉泪。我心里替阿姨愤愤地不平,可也不敢跟我妈讲理。

我妈从干校回京后,阿姨已五十多岁。每晚只能在厨房用三张小方凳上搭块板子当床,挤在灶台间睡觉。后来家里在前边的楼里的五层又分到别人家单元里的一间屋子,妈妈就让阿姨顿顿做好饭,端到那里给她吃。饭菜稍凉了些,就要骂人。我很庆幸后来能够帮助阿姨。一九七O我去陕西后,一年回家探亲,阿姨嘱我把她在我妈这里的情况如实告诉在河南的侄女婿,让他们编个瞎话说家里出了事,无论如何要让阿姨回趟老家,阿姨这才得以脱身。后来我和先生正准备把阿姨接到陕西沟儿里(我所在的三线厂在山沟里,我们都这么叫)度晚年时,我爸恰好解放了。

阿姨很高兴地来到了我爸家。爸爸一九七九年结婚的也是老干部的玉珍妈妈,对她就象自己的老人。自己干的活比阿姨还多。八八年阿姨觉得自己干不动了,执意要回河南老家。我九四年第一次回国探亲,玉珍妈妈还特意把阿姨接到北京住了好长一段时间。阿姨说她没有想到自己的晚年会这么好。但是她落了毛病,不能提我妈,一提就要失声痛哭。她受我妈的气和折磨实在是太多了。我妈这个最“革命”的人,对待阿姨却是绝对的资产阶级,而且是那种最坏的资产阶级大小姐。

我和妈妈彻底闹翻是在周总理去世的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和先生,那时是我刚交的男朋友一起从陕西回京探亲,约好一起去动物园玩儿。没想到一早就听到了总理去世的消息。我们去商店买了黑布,裁成黑箍带在手臂上后就直接去了天安门广场。广场已降了半旗,可还没有什么人带黑纱,人们用诧异的眼神注意我们胳膊上的黑布。第二天带黑纱的人才渐渐多了起来。当晚回到家已经十点多了。

妈妈和妹妹住在前边的五层楼的那间屋,我和老阿姨住在原来的七平米小屋。我直接回到自己的住处。老阿姨一直没有睡,在等着我。我一进门,就急急地对我说:“你妈发了大脾气,你快点过去看看吧!”我提心吊胆地上了楼,一进门我妈就问我野到哪儿去了,还没容我开口,骂声就劈头盖脑地砸过来。说我在总理逝世的时候和男朋友去玩儿,太xxxx。然后说悌忠的爷爷是伪保长,悌忠本人老奸巨滑,不是好东西。让我一定断掉这个关系,否则就和我断绝母女关系。说我在外面乱搞,和人家弄出孩子来,她也不管。这时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觉得她怎么可以这么污辱自己女儿的人格。就回了一句:“你胡说八道!”这就更不得了了,她一下子歇斯底里大发,连声让我滚。妹妹躲在被子里“呜呜”地哭出声。我一路哭,一路走回自己的住处。伤心地问阿姨:“阿姨你告诉我,我到底是不是我妈生的?”这么些年,我真是越来越不信我妈是我的亲生母亲。觉得后妈也不会这么坏。当晚思前想后,下决心走自己的路,该是从妈妈的阴影下走出来的时候了,否则一辈子都不会有自我。第二天一早,收拾了自己简单的行李,离开了家。自此,大概就回去了可数的几次,但是再也没有在家里住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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