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年初，到黑龙江兵团已经一年多了，终于获准回家探亲，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长到17岁，头一次离家这么长时间，而“家”对我来说已经是那么遥远和模糊。

69年9月我刚离开北京一个多月，父母和大哥就去了湖北潜江的五七干校。老爸被隔离审查集中关在“牛棚”里。老妈和大哥各自住在集体宿舍里。在这之前，二哥去了北京郊区，三哥去了山西，一个家六口人就这样散了。

回家的路很漫长。从连队步行到四方台，乘矿上的小火车去双鸭山，从双鸭山到佳木斯，佳木斯到哈尔滨，哈尔滨再到北京。在北京和二哥会合后风尘仆仆地赶到汉口，接着坐干校的长途班车去潜江。

那时的干校是一排排的简易红色砖房，我住老妈的上铺，二哥和大哥挤在一个宿舍，老爸在隔离，不让和家属见面。

刚到的那天，天阴沉沉的，下着牛毛细雨。和老妈去厕所的路上，妈突然捅了我一下，低声告诉我，你爸他们过来了！我抬起头，从厕所的方向沿墙根走过来一队人，每个人手里都提着个饭盒，爸爸默默的走在队伍的中间，下身穿着条补丁摞补丁的看不出颜色的裤子，上身穿着那件从美国带回来的皮夹克，腰里扎着根草绳，一脸的疲劳和无奈。那一刻我的心被扎了个洞，鲜血淋漓。我禁不住大喊：爸，爸爸！所有的人都回过头来看这我。妈吓坏了，伸出手捂我的嘴，好在爸爸看见了我！爸微笑着向我挥了挥手，前面的领队黑了脸，大声喊XXX看什么看，快走！爸跟着“牛鬼蛇神”的队伍消失在墙角的尽头。

第二天妈领着我和二哥找到专案组的头头，申请和我爸见面。他们几个人“研究”了半天通知我们次日下午在专案组见面，并且和我们谈了半天划清界线之类的屁话。

终于熬到了见面，我和二哥早早就赶到那。一进屋就傻了，坐了一屋子的人！嗖的一下就凉到脚后根，这哪是见面啊，又一个批斗会！我们大老远赶来，竟然让父亲多受一次侮辱！爸被专案组的人叫进来时，拿着个小板凳，坐在了屋子的中间。不争气的泪水在我的眼眶里打转，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不能哭，不能哭，千万别在这哭！二哥比我冷静多了，一本正经地讲了起来，把我们的情况高调地介绍了一遍，假模假事的让爸好好交代问题，相信党的政策。我终于平静下来跟着二哥说了几句就走出来。心里就像压了个大秤砣。

二哥只有几天假，见了这样一个面，就匆匆回北京了。我因为还有一个星期，不甘心就这样走了。既然专案组不管这帮人上厕所，散步，我决定搞点“特务活动”。

干校的男女厕所像那个年代所有的厕所一样中间有个小小的空间装了个灯泡，灯下有两个死角黑乎乎的。那是妈妈和爸爸的秘密联络点。家里有两个一模一样的绿色的小塑料杯，盖子是白色的，是他两的“作案工具”。干校的伙食不好，有家的人都可以补一补，牛棚里的爸爸就靠妈妈每天偷偷地装一小杯“营养品”一早四，五点钟去厕所“换杯子”。妈告诉我，实在没有东西的时候就放几块红糖块。能碰到的时候就趁着天黑递个纸条，递封信什么的。妈和爸就以这样的方式约好了我们的联络暗号。

晚饭后，我和妈摸黑躲在缝纫组里。天擦黑时老爸“散步”走过窗口大声咳了两声就快步向棉花地里走去。冬天的棉花地里一捆捆的棉秸堆得高高的，我和妈追到地里，见爸爸躲在一个垛后面，立马跟了过去。我拿出卤鸡蛋和巧克力，爸迫不及待的往嘴里塞，连话都顾不上说。我急得赶紧给他捶背生怕噎着了。就这样，在接下来的几天每天都这样和爸爸”接头。临走的前一天，我和爸商量干脆“散步”回我妈宿舍，解解馋！因为我发现和妈一个宿舍的阿姨的丈夫是个所谓的“516”，也经常偷偷回来吃点东西。每次回来，妈都默默地躲出去“望风”。我算准了同屋的阿姨一定会提供方便。

快到点了，我跟阿姨打了招呼，就忙了起来。点起了小煤油炉，煎了北京带来的带鱼，年糕。爸踩着香味进了门，刚坐下就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是专案组的“事妈”！她的脸拉得特长，问我爸：“谁同意你回家的？”“我爸没回家！是我做了吃的，让他路过宿舍时来尝一尝！“事妈”气的说不出话来，厚着脸皮坐在床上，爸只好匆匆吃了几口，跟着她走了。

这么多年了，我始终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跟踪我爸？其实事后没几天老爸就被放了，大部分的人也知道没啥油水，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她非得横插一杠子，不光和老爸过不去，还给我们的连队写了一封揭发信，连我这个17岁的小丫头也不放过！

文革是一块试金石，它把人性中最卑鄙，最肮脏的东西都亮了出来。大部分人都是迫不得已，但确实有一部分人是骨子里就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