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高薪养廉

反腐得用高薪，重罚。先说高薪。高薪养廉的道理是不言而喻的。您雇一个厨师，让他每天给人做燕翅席。但同时给他的待遇，只够他一家天天吃糠咽菜。现在你发现他借职务之便，多尝了几口好菜，或者留了一些好菜往家带。就把他抓起来枪毙。这合适吗？这等于雇主创造条件让大师傅犯罪。

因此，给国家公务员的薪水，必须让其家庭过上在中国基本满意的生活。这时对贪腐进行惩罚，才合乎逻辑。否则就叫苛政。孔子过泰山侧，苛政猛于虎。不可把公务员赶入虎口之中。

高薪政策在中国遇到的阻力绝对不会小。因为，中国近代官员的薪水极其可怜。大家习惯了。清朝的县令年薪是四十五两白银。一品文官如李鸿章，年薪为一百八十两白银。给他这么几个钱，却要他谈判四亿多银子的马关条约。一品武官 (大学士领兵部尚书衔) 年薪为六百零二两。这么少的年薪是清朝腐败的温床，因为它迫使官员犯罪。于是，冰敬，炭敬，节敬，火耗，各种名义下的贪污就开始盛行，终于不可控制。到了最后，朝廷也冠冕堂皇地用捐官的名义开始腐败了。社会的流行说法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知府的年薪是一百两左右，三年十万银子，是正工资的三百三十倍。咸丰皇帝曾经把一条裤子拿去打补丁。经过层层贪污，等裤子补好了，花费的银子总额为数百两。可见贪污甚至渗入了皇宫。

中国不但有着这种抠门传统，人们还长期受到极左思想的熏陶，鼓吹为人民服务，官员当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的公仆。所以要给官员高薪，一定阻力重重。但是，为了反腐，这道坎是一定要迈的。要承认官员不是谁的仆人，他们有独立的人格，也是追求个人利益极大化的理想经济人。他们向政府和公众出售他们的技能，应该得到相应的补偿。

一个管理一万工人的私企经理，年薪可能超过百万，一个管理十三亿人口大国的国家元首，年薪却只有五万出头。这完全是荒谬的，违背经济规律的。为了防止制度性的腐败，必须支付给官员合理的薪水。

左派朋友指着主席时代说，那时工资低，怎么没那么多贪污啊。他们没认识到公有制社会贪污的机会比私有社会少。没有竞地投标没有地产开发，没有股市没有国企私有化。总之，那时权力是有卖家，没买家。这就基本杜绝了大宗的贪腐。况且，当时全社会普遍贫困。这把当时的腐化，限制在提两瓶二锅头，送一盒大前门的级别。但是小规模的腐化仍然是存在的而且是严重的。这是毛泽东要发动四清运动，和文化革命的原因之一。

主席时代的干部，不仅拿得少些，效率也低些。他们管理下，中国十分贫穷。

现在的情况是，最低的二十七级官员，级别工资月薪四百二十块，低于北京市的低保水平。最高的一级官员，级别月薪三千八百块，相当于民工或者小保姆的工资。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这么低的工资在鼓励什么，应该是很清楚的吧。

即使在物质极端缺乏的战争年代，我军官兵待遇也不平等。排长以上佩手枪，连长以上佩通讯员(实际上是仆人)，团级娶媳妇，骑马，师级配吉普，领袖佩一天一鸡。这是因为责任不同。责任大风险就大，待遇就应该好。美国总统是世界上死亡率最高的职业之一。他就应该拿四十万美元的年薪。中国国家领导人职务死亡率远高于美国元首。甚至有总理抬着棺材上任的情况。难道他们的薪水，不应该高于小保姆吗？

这些都是定性讨论。我国官员的薪水，到底定在多少比较合适？俺主张国家领导人的工资定在二十八万人民币左右。而二十七级干部的年薪，定在两万八千左右。

理由是美国人均收入是中国的十倍。为了表示跟人民同甘共苦，国家级领导的收入定在美国总统的十分之一。也就是四万美元，合二十八万人民币。最低官员的工资，不能低于国民的平均收入。中国目前平均收入，是四千美元左右。合人民币两万八千。

(二)    钱从哪来

高薪养廉仅仅是治疗腐败的一半。这一半不得人心。正如打破铁饭碗不得人心。但铁饭碗还是要打破，经济还是要起飞。威权政府的作用，这时就体现出来了。可以用强力贯彻正确的决策。

多数人在他自己买到三环以内的房子，开上大奔，或者银行存款达到七位数之前，不会同意别人加薪。实际上，群众反对贪腐，但也反对治理贪腐。总之不送他大奔和房子，政府怎么做都不对。因此这事不可征求公众同意。要用政府指令实现。

经过加薪，低薪鼓励的腐败就不存在了。唯一的问题是八百万公务员，平均年薪四万，一年三千二百亿从哪来？第一个来源是我国官员的公款吃喝。这项费用是每年三千亿。挪用一下就够发工资了。如果不够，其他来源正多。执法系统惩治腐败费用降低，国有财产贪污流失减少，官员贪污数额减少，镇压社会不满所需的军警费用减少，这都是来源。

如果资金还不足，就加一项捐。官员管区的私企，凡是盈利的分给当地官僚千分之一的抽水。名目暂定为“孝捐”。企业能赚钱，跟父母官妥善治理社会，提供了一个好的软硬件环境有关么。谁要是不满意，告诉他民国二十四年时，人民需要交纳三百四十六种捐税。

给官员高薪，不能平均分配。不能干好干坏都一样。这会造成新的财富流失。官员薪水要浮动，底薪定为当地人民的平均收入。若官员能提高效率，节约下来的行政费用给他们提成。要是当地私企发展了，也给他们提成。哪个官员能干三个人的工作，让他拿双倍的薪水。让能干的官员首先富起来。公务员总数就会从八百万减少到四百万，五百万。出现都拿高薪，反而给国家省钱的情况。

现在的电视剧，清官都穿得破破烂烂，贪官倒穿得衣冠楚楚，去赴商人的宴会。治理腐败之后，这种镜头就不会出现了。电视剧会出现清官半夜在办公室加班，一边吃着鱼子酱三明治。这时到澳洲旅游的老婆孩子打电话要他早些休息。他看了看表，说才凌晨三点睡觉还早，同时签署一份文件，把一位跟商人吃了顿便餐的下属官员送进大牢。

(三)    重罚和重奖

反腐另一半是重罚和侦破。两者都可以参照其他国家经验。美国官员用公家信封发私信，每个信封罚款三百美元。是贪污金额的三千倍。新加坡官员的退休金可达数十万新元(大约是一百多万人民币)。一旦发现贪污，退休金全部取消。罚金可达贪污额的一百万倍。这实际上是对贪污的零容忍。

相对而言我国就宽松多了。不久前中国某地号召贪污官员退赔，退赔了无罪。贪官踊跃响应，退赔了五千万。结果个个没事。这种处理实际是零倍罚款或者不罚款。不是鼓励贪污也是容忍贪污。容忍当然有它的合理性。给官员低薪，只能容许他用别的方式捞一点，否则谁愿意来当官？没人当官，政府也只好打烊了。

新，美那样的严刑峻法，只有在给官员高薪之后才能立。因此，和国际接轨得在高薪和重罚两方面接。为了防止社会动荡，接轨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先给官员加薪。让他们闷声发财，并且用他们镇压不满的群众。等局面趋于稳定，再公布“零容忍法”。回过头来修理官员。

为稳妥起见，中国的“零容忍法”罚金倍数可以暂定为比较少的三千倍。为了树立法律权威，可以参考商鞅的徙木立信，找人到政府部门去查报销的发票，看谁搞了公款吃喝。数额多少。然后，按发票处三千倍罚款。假如某人用了一百块公款请客，甭送监狱，直接把他家抄了就行了。然后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在各类媒体宣传。做到尽人皆知。

这种媒体秀迎合一般群众喜欢看人倒霉的心理。他们见官员倒此大霉，必定如文革一样狂欢。这时公布“检举提成法”的时机就成熟了。这条法律规定，任何人检举官员贪污，使得政府回收一定款项，都可以得到该款项的百分之十。

它利用群众的贪婪，和嫉妒他人发财的心理，把治理腐败变成了一种政府主导的，跟群众合股做的全国性生意。那时市面上会迅速出现一批私人的侦破腐败公司。四处调查官员贪污的线索，以谋求百分之十的奖金。到了这一步，治理贪腐的子弹才真正飞了起来，贪腐的末日就到来了。“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会大胆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 治理贪腐的专业公司为了侦破贪腐，必定无恶不做。让贪官无所遁形。

那时贪官拿着公款走进饭店，很可能马上就被侦破公司的便衣侦探盯上了。饭桌下面安着饭店老板(他也想赚钱) 的秘密录音机。天花板上安着侦探的秘密摄像头，阴谋还在襁褓中就被侦破，而群众的仇官仇富心理能量，也将装入亲手射出的子弹，击中贪腐的心脏。

(四)    轰击火药

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说，“凡是经过自然选择进化而产生的任何东西都会是自私的”。“成功的基因的一个最突出的特性就是它的无情的自私。”“我们的本性生来就是自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