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得实际点儿（上）

　　“文革”那年我该高三毕业。那时同学们都积极参加运动，组织红卫兵。可我出身不怎么样，是“职员”（当年头出身的划定：“解放”－－１９４９年－－前三年，父母是干什么的），那时我爸是个大学助教，自然是“职员”。可他后来是教授啊，还是民主党派“民盟”在北京分部的一个什么委员呢。我在填写出身时，总要在后面加个括号，里面写上“高知”，意思是“高级知识分子”。可当时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还是不要我。嗨，那会儿出身讲究“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下中农和城市贫民。不说这些了，反正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懂。

　　我得多委屈呀！自己从小立志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百分之百地相信共产主义事业必定在全世界胜利，并决心贡献自己的一切给党和毛主席他老人家，可是竟然得不到别人的信任！别笑，你根本没从那个时代过来，当初像我这样出身不是“红五类”的人谁不这么想？

　　那我也得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让我参加红卫兵，我们几个不是“红五类”出身的组织“革命造反团”。你说“打倒刘少奇”，我比你更革命，更左，咱“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再踏上一万只脚”。等你“踏上一万只脚”啦，我就“踏上亿万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油炸刘少狗”，还要“清蒸朱德的猪头”。我当时揣测“上边”支持我们这么干。我当时闹腾得可以，自封“作战部部长”。

　　后来号召“上山下乡”了，我主动报名去了内蒙古插队落户。到那里我们插队知青就介入了当地运动。那时内蒙正在整“内蒙人民革命党”，搞“挖肃”。我提议根据“上面”的精神，支持当地革命造反派，进一步发动群众，把“挖肃内人党”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屯子里当时还真的是两派，一派要整“内人党”，另一派当然是反对。那反对者必定是“内人党”！

　　插队知青点不是所有人都想介入当地运动的，“逍遥派”占多数。但咱得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呀。我和另外两个知青组织当地造反派搞“挖肃”，凡是被揭发出来的“内人党”或同情“内人党”的坏份子统统审问。夜里我们和造反派老乡们通宵审，不说就打！那帮家伙，一个个都是苦苦哀求，一口一个“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呀”。不说，咱上去就是一顿老拳，听到“吱哇”的惨叫，这心里还真有些快意。忽然，有个挨打的老家伙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我一听就急了，“毛主席万岁”是你喊的吗？越发地下手恨打。那老家伙竟然昏了过去。这时我才觉出自己也浑身发抖，满头是汗。

　　可风云突变！忽然“上边”宣布，“挖肃内人党”扩大化了。立刻，被斗争的成了我们这一派人。我和同夥的两个知青被弄到县里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认真反省，每天没完没了地写检查。当时心里真是委屈，“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一遍遍默默地唱。后来知道，上“学习班”真是万幸，屯子里和我们这一派的老乡天天夜里都被批斗，白天干最重的农活。

　　“学习班”结束后，回到屯子里就听说生产队正闹分家。原来整“内人党”的那派要迁走，因为他们现在又“受压”了。我本来想跟着他们一起去新建点儿去的，后来才知道，他们这一派人实际上和另一派不是一个姓。让我解释得清楚些。早先这个屯子的人都姓郭，后来渐渐地来了些外姓人迁入。外姓人当然受原来屯子里那帮姓郭的欺负，“文革”中一整“内人党”，外姓人抱成团乘机整姓郭的人们。现在“整肃”扩大化，人家又翻过来，外姓人顿时呆不下去了，于是便迁居，生产队就分了家。弄了半天，人家的争斗是外姓人和姓郭的宗族之间的恩怨。你说我一个知青跟着瞎搅和什么呀？这肯定不是“上边”需要的那种“革命”。真是失望。我没跟着去新建点儿，而是转到另外一个屯子插队。

　　接下来几年的日子除了单调、苦闷，还是单调、苦闷。说实话，只要有希望，苦和累又算什么呢？转去的知青点儿我谁也不认识，知青之间关系也不好，彼此都很冷淡。我觉得每一天都那么极其漫长，那么无望，简直就象在服无期徒刑。被抛弃的感觉占据了我所有的心胸。想到这儿我就痛苦。

　　事情后来又了转机，我的一个堂姐当年嫁给个解放军“四野”的军官。这老头儿转业到河南省一个地区当了革委会副主任。堂姐写信给我那个高知的老爹，说这下可好了，炳梁可以转到他丈夫那个地区去插队，然后走后门当“工农兵学员”上大学。

　　喜出望外，喜出望外！我原来怎么就不知道这么个关系呢？可你猜我老爹怎么说？“我一个需要改造的、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怕连累了他们呀。所有避免和他们来往。”你明白这意思吗？就是说，他的侄女和侄女婿都是革命部队上的人，如果他这个“需要改造的、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总和革命队伍上的人来往，怕有人说三道四，影响不好。罢了，他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可他对我要去走后门很忧虑。“还是不要转到河南去吧。走后门是不正之风。”哎，我度日如年，顾不了那么许多了。说办就办，我立刻从内蒙转到了河南。

　　记得我是冬天转过去的。到了夏天，我插队的公社就开始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我堂姐是非常能干之人，她告诉我，“一切事情上上下下我都给你疏通好了，你就等着录取通知书吧。”

　　我报的是北京的大学，北京出来的，当然希望回去。那阵子我是又兴奋又紧张，翘首以待那张立刻改变我命运的上学通知。但大学录取通知书下来竟然不是我，而是生产队支部书记的儿子！我极其震惊，不但我，姐夫和姐姐都非常意外。怎么回事呀？！姐夫以地区革委会的身份去去招生办公室寻问。人家说，公社根本就没推荐我。怎么回事呀？！姐夫坐着吉普车直奔我所在的公社兴师问罪。人家不慌不忙，把一页笔记本的纸给这老头儿看。那是我的一页日记，上面写着我对走后门的想法。大意是谁有本事谁就可以走后门，社会就是这样，有权就得用。

　　我姐夫当时就含糊了。当时“上面”正狠批走后门呢，他怎么敢再顶风上？原来人家公社的人早就捏着我的把柄了。但人家秘而不宣，悄悄地把自己想让上大学的人－－我所在大队支部书记的儿子，选送上了大学。他们之间什么交易我不清楚，也不想知道，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如坠冰窖。糊涂呀！我丢了篇日子怎么都不知道？那个支部书记的儿子，那个仅仅初中毕业的农村后生，他怎么就这么诡诈，这么阴险？竟然趁我不在偷看我的日记，还撕去一页作为物证。

　　姐夫直接来到我住的地方，说接我去地区住几天散散心。他一说“今年上大学不成了。明年再说吧”，我这眼泪就流下来来。到了他家，老头儿叫我到他屋子里去，阴着个脸，半天才开口，“你以后不要写日记了。”我当时又哭，二十好几的人嚎啕大哭。堂姐不住地抱怨我，姐夫听不下去，说：“事情已经这样了，咱们以后再想办法嘛。”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写日记了。当然，第二年我被“推荐”上了大学。我没敢再报北京的院校，报了个河南省的，还是农大。我真怕谁又眼气，告我一家伙。咱这是走后门，心虚呀。

　　可上农大又上出麻烦来了。等毕业时，按当时的规定叫“社来社去”。意思是你是从农村来的，还得回农村去。回农村？那我上大学干什么。又是姐夫想办法，把六神无主的我通过关系安排在省城的政府机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