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的后记

　　其实我早就料到这个故事没什么人读，如果不是那位“知青”作家弄了个电视连续剧《知青》，并大张旗鼓地上央视放映，咱也没想再贴这个小说；本人的用意仅仅是告诉还能看两眼这个故事的读者：这，就是我能描述的，亲历的“知青”世界；没有“青春无悔”的激情，只有人性的挣扎。这个特定的年代久远了，渐渐地，被人们永远的遗忘了……

    虽然没什么读者，但读过的人们的留言却给我安慰；人家认真读了，思索了，并感叹了；有这样的收获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谢谢读了这个故事，并有所感触的人们。我还真没白讲这个故事。那是个荒诞与蒙昧胶着在一起的年代；其实我们中国今天的世界，就思想境界讲，并没有从那些不堪回首的岁月中脱胎换骨地改变；这就是为什么商品大潮荡涤中华大地的时候，中国的现实社会伴随着人性中的假恶丑显示出如此多的，不堪入目的丑陋。

    《路》我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就动笔写了。那时我从农场返城不久，哥们儿们聚会，狂饮滥吃，打牌赌钱。觥筹交盏间一主儿告诉我，说他偶遇《路》中主人公。他在故事中的名字当然不是真的，但确实有“松”这个字。我哥们儿见到他吆喝一声：“松！还记得‘半疯’（我的外号）吗？”松脸色骤变，“把他烧成灰我也认识！”咬牙切齿，头微微地抖动，像在农场时发怒的样子。

众人听完狂笑，大概是想起过去在农场时的滑稽场面。我当时是“虐松委员会主任”。我的老大哥任铁生（2008年登山失踪）是“副主任”，宿舍里成天拿松“开涮”，搞些让人狂笑不止的小把戏，把松当小丑耍来耍去。《路》中松晓青被反复取笑的场景都是非常真实的。没想到他那会儿还如此地恨我。

我当时笑不出来，但也没有再说什么。那些日子我反复想着此事，并有想向松深深道歉的念头，但我又在哪儿去找他？如果我向众哥们儿打听松的住址和工作单位等等，他们一定奇怪，会说“哥们儿，可怜他干吗呀？那丫的就欠被虐待。‘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但一个人的心灵是不应该被这样伤害的呀！心灵不同于肉体……

众哥们儿之所以毫不可怜松，是因为他在农场一直未能逐渐容纳到我们中间来，因为我们和他彼此间感情上一直有着隔阂；众人认为他是个傻逼，无耻又无聊的告密者，“火星人”。他自从因尿炕被迫搬到猪舍饲料房住之后，我们就似乎把他忘掉了，居然也不清楚他什么时候办理的“病退”回了北京。虽然他刚来农场时有过“积极要求进步”的小丑般的表演，但后来也同样和大家伙一样地搞“病退”。这就是“上山下乡”的绝妙讽刺。

　　可以猜到松后来对在农场一直耍弄他的人们的仇恨，特别是我。想到这，我这个“半疯”，我这个后来在农场被称为“活土匪”的家伙难受了。事情就难得不能有个了结吗？难道我们不是同路人吗？松，请你原谅我好吗？我不会说“当时我不是出于恶意”，心灵的伤害是实实在在的；但实际上松如果能原谅我，必须意识到这是时代的荒谬才成啊。

出于这种想法，我开始写了《路》。“路”当然是心路历程。我的故事在后半部分美化了松，因为我想有个喜剧的结尾，不然故事讲德会格外沉重和绝望。《路》中的主人公松晓青后来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这是我所期盼的。这也算是我的忏悔吧？

　　对年轻读者来说，这个“知青”故事确实是天方夜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有意无意的忘却过去。松晓青的故事不可能有花前月下，这会让寻求感官刺激的人们觉得甚为无趣；于是我写得再真实，他们也会觉得索然无味。当今之世界，时髦的人们都奔着动物的方向而去，谁还会和你聊什么“思想感受”？

可以说这个故事从写完后就没什么改动。我这些年曾试图出版，但出版社编辑们都用“没有商业价值”拒绝了。是啊，这种故事，写法如此直白，内容也“沉闷”，怎么能与“如何有美满的性生活”相比？后来我也想通了，既然没“商业价值”，何必为难人家？要是人家费了半天劲，出版了《路》，结果卖不出几本，这让我也觉得对不起出版社。人家毕竟要靠赚钱活着。

当然，人之所以是人，就是因为有高等思维产生的思想。我有幸在人生之路上走一程，不想动物般的浑浑噩噩。别人怎么认识生活我管不着，我是需要在人生之路上不断地自我认识，否则对不起上苍的生命赐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