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对巴黎的最初印象就是失望。它总是让我想起北京，它们十分相似：历史在现代的旋涡里无力地挣扎，徒劳地希望保持着自己的尊严；而各个阶层的人也都井然有序地忙乱着。 我曾经是个说相声的，从十六岁时我选择了相声这个行当，并不是因为它可以让我得到金钱和社会地位，只是因为我从记事时就开始热爱这个每天充满欢乐的行业。

我的父亲是曲艺团的台柱子，据称他可以熟练地摆弄几十种乐器。但他对于我来说永远只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甚至在我五岁时哭着问他我妈在什么地方时，他只是面无表情地说我xxxx也不知道。

从此，我从五岁到出国前都放弃了和他沟通的努力。他也无所谓，每天下班后做饭，然后一头扎进报纸里,对我不闻不问。而我在幼年时唯一的娱乐就是家里的那台唱机(我从小就不太喜欢和别人一起玩，甚至是拍毛片和弹球)，我可以从数百张唱片中寻找着可以令我开心的东西。这样我自然地爱上了相声(我家的唱片里除了相声就是大鼓京剧什么的，我别无选择)，我八岁时就可以完整地把几十段相声背下来，我父亲发现我这一天才后也只是说了一句，你小子要不就学相声去吧。

随后很顺理成章地我进了曲校（在别人眼里也算是“子承父业”），经过几年索然无味地学习，当然期间夹杂着我那多次无疾而终的爱情，几次打架进了派出所，无数次被我的老师骂得狗血喷头，最后我又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曲艺团，成了个逗哏演员，我的搭档是我曲校的同学四胖子。每星期一必须去团里报道一次，每月挣500元，每年有80场演出，除了以上这些数字外，我和曲艺团基本上算是“生死各安天命”，此时我唯一的理想就是成为一个能上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大腕（尽管现在相声在这样的晚会上是最挨骂的节目）然后成为一个大款。

我为自己的想法感到骄傲，我沉醉于自己的想法之中。可四胖子那家伙除了摇头外就是一句，看不透。

你看不透，我是早就看透了，等着和你哥哥我挣钱吧。咱俩也攒底，倒二的活咱都不干；演一场怎么也得两万，咱俩四六开；有钱就买包子，买棉帽子。

我的师父是位“文”字辈的老人，能够成为他的关门弟子也就成为了周围所有演员眼红的对象。可我并没有觉得什么，我象征性地在登瀛楼摆了十桌酒席，然后磕头拜师，看着此时师父眼里闪动着泪光，我觉得无聊得很。

因为当我认识这位老人时，我已经对于相声这东西不再热爱了，几年里我愈发觉得这是门行将就木的艺术，我经常在背诵大段贯口时闻到它散发出来的腐败气息，我不能一辈子守着它和它一起死去；而且，最重要的是我总算明白了自己一辈子无法成为什么大腕了，这点让我伤心不已。

有一次我问过我的师傅，您看咱们这相声怎么才能发展呀？

老爷子摇头晃脑地告诉我，我老了，想学点传统的可以问我，发展不发展这我就管不了了，得靠你。

他这番话让我感觉到无限的寒意，不免悲从中来。此时我决定与相声决裂，我应该去干点别的。

一个希望带给别人欢乐的人应该本身就是快乐的。

我和大师哥在他的洗浴城告别，看着他一身西装革履的样子，我突然笑出了声。他问我你xxxx笑吗？我说，我xxxx怎么看你也不像个说相声的呢？这样的回答好象伤了他的心，他良久无语，然后拿出一张两万块钱的支票递给我，你xxxx收着，到法国可不是说段相声就能挣钱的。

我收起支票转身就走。在门口我突然对他说，你有时间也练练嘴，现在是不是连《报菜名》都说下不来了？

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听到身后他传来他暴怒的喊着，我xxxx说个屁呀，你xxxx能说出国干嘛去？然后我听到一只茶杯被摔碎了。

对于我这段仅有四年的相声演员经历的叙述我想到这里结束它，我觉得无论你的过去是否精彩，总说过去的人都挺没劲的。

（二）

我父亲对于我的出国也表现出来一种无所谓的感觉，只是扔给我个存折，告诉我这钱其实是留给我结婚用的，都带着吧，穷家富路。可在我登机的前夜来到我房里，拿着他的二胡对我说，这个给你，带着有个解闷的；咱俩聊聊天吧。

那晚，我们俩人喝了两瓶“直沽高粱”，我也平生第一次知道我妈原来是个唱评剧的，后来和她的琴师跑了。

我总是觉得她会回来，所以我一直没结婚。我爸说这句话时泪如雨下。

要说这娘们也够狠呀，我才三岁，她xxxx也舍得；你也是，爸不是我说你，太傻了。

（三）

当我从持续了十一个小时的梦里醒来时，发现飞机也到达了法国。说实话，这个地方让我无所适从。我原本以为法国应该是个美丽而浪漫的国家，天空蔚蓝，虽然不至于是香车宝马，美女如流，君子礼让、只闻琅琅读书声的圣贤之地了，但人也得都西装革履，道貌岸然的吧；可这里阴着天，那颜色比我的心情都灰暗；而且这里有很多荷枪实弹的大兵，一个个都满脸蛮横。如果是在国内，我一定会大骂一句“真xxxx见鬼了！”，可我觉得不能给中国人丢人，算了，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来他妈都来了，还是死心吧。我整理了一下头发，这时我才发现，整个大厅里好象就我穿的像是个小日本一样正经。

我在巴黎住在一个阁楼里，8平米，和别人共用厨房厕所；但还好有一扇朝北的小窗户，有时可以满屋的阳光。房东太太就住在我楼下。巴黎的阳光很不好，有些灰暗疏散，我总觉得像是一个生活在磨砂玻璃罐子里的蝌蚪。但我还是喜欢坐在偶尔才有的阳光里，觉得自己也回到了那个阳光灿烂的青葱岁月了。

没人在意在巴黎的这个角落里有这么一间小屋，也没有人会留意那小窗里有一个中国人在生活着，可那就是我在巴黎的最初落脚地。

我很满意我的屋子，我没和中介人老章费什么话就签了房屋合同，他对于我的行为表示了赞赏。我给他点上了烟，看着窗外的阳光。他说，行呀，在巴黎找这么个地方就算不错，我当年留学可没这条件。你挺信任我，这就对了，咱是自己人嘛。我看着他，只是不置可否地笑。可其实，那份房屋合同对于我来讲毫无意义，我连一个字都不认识，我只是需要记得每个月1号给房东2000法郎就了事了（她只要现金，后来我才明白是为了逃税）。我觉得出了国后的自己已经不再有什么希望或者幻想，只是抱定了爱xxxx怎么着就怎么着的想法。

老章他这人不错，就是有点贪财，不过在现在这个年代也好象不算是个缺点。在天津刚认识他时，一见面他就用特别诚恳的眼神看着我，然后拍着我的肩膀说都是自己人，你放心，我跟办自己事一样上心。我觉得自己就是被他那份有些虚伪的真诚给弄晕了，可后来发现他和他们大厦楼下看自行车的老头都叫自己人，又觉得上了他的当。出国就是这么回事，我们永远觉得中介人是个骗子，可我们却也无从选择。

我生活的很简单，除去上课买东西以外，我绝大多数时间都是一个人在屋子里空想；我的小房间里没有电视或者收音机，因为我并不喜欢这里的电视和广播节目，它们都太过于喧闹。来到法国后，我从来没去过一直梦想的卢浮宫，凯旋门，一切所谓的小资情调和浪漫情绪都烟消云散一般遁去，其实所谓巴黎并不存在于任何真实的场景之中，它存在于所有关于风花雪月的理想中。

我发现自己也变得越来越吝啬起来，比如找个云淡风清的下午在塞纳河边喝被咖啡应该挺小资，可就是在顶不起眼的小咖啡座那也要15法郎（现在是2.5欧元），那可是一公斤猪肉的价格。这一切证明，我的生活无关风月，只是平淡。我安慰自己说，孔夫子还有绝粮困陈蔡，糊弄着吃人家元宵的时候呢，何况我，君子固穷吧，咱最起码还没落得个“君子毯当当”吧。

如果我的生活很稳定，可能我可以体味出这座都市超常的魅力，可我却生活在太多的变化，太多的不确定中，所以在我看来，那些窄窄的小街，那些古旧的房屋都不过代表了破败而毫无历史的美感，即便是现在我和《梦娜丽莎》面对面可能都不会触动我。

看过一篇小说，叫《天津闲人》，我觉得自己现在的状态就是一个闲人。

我可以克制自己的一切欲望但无法抑制的寂寞还是时常向我侵袭来，我习惯于自己一个人闭着眼睛拉二胡，我对于这东西无师自通，这或许是来自我父亲的遗传。此时，我开始反复回忆起那些曾经闪现在我脑海里的理想，回忆那一个个我和四胖子酒醉后彼此扶将着走在宽敞的滨江道上的夜晚，那时我们都吐得不行了，可我们总是满怀豪情；我回忆起自己的每场演出，无论是说多么小的一个段子，我把每个包袱以及当时的所有场景都重新地在脑子里溜一遍；我回忆起了每个和我有过接触的姑娘，回忆和她们如何开始又如何结束；我甚至回忆起了我在师傅家看到的师爷的照片，那个形容憔悴的老人据师父说曾经是南市一带最红的艺人，可后来因为抽大烟给抽死了……就是那一个个无眠之夜，我在黑暗中试图阻挡这一切对于我的围困，因为它们让我变得脆弱。

我曾经试着走出这座城市，我非常喜欢一些外省的小城市的感觉，因为那里有我一直向往的宁静和自然，我喜欢那样明亮的阳光和空旷的街道，比如你可以坐在明亮的街心公园读读书，看看报，听听邻坐的两位老人的谈天，这样的生活才有些法国的气质。在我的意念中，法国生活应该是种悠闲，懒散的情绪，而不应该是巴黎这般的繁忙拥挤。可当我到达一些有朋友的地方后，我却发现他们都变了，过去的友好被彼此的猜忌所替代，往昔的意气被如今的隔阂所阻断。我不忍看到这些，所以我也就决定继续过自己的日子，而不去见他们，为了避免相见却无语的尴尬。原本以为出国后心情会豁然开朗，可我发现自己被这座城市困住了，我就像一头困守在荒原的野兽，郁闷而焦急地等候着一个关于绿洲的无稽传说。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都那么忧郁吗？那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想法，而思考的最终结果就是让我们自己变得不再快乐；可法国人不太一样，他们单纯，所以即便是理想也都是直来直去的，所以他们比我们容易执着起来，也容易生活得快乐。一个静谧的夜，朋友小侯打过电话来，他阐述了他的观点。

或许真的对，我们和他们不一样，可这也不妨碍我们继续有我们的希望。我在安慰他，或许也是在安慰我自己。

我隔壁的家伙是和我同一个语言学校的上海小子，我用了三个月才知道他的名字叫马明，挺客气可我怎么看他都不顺眼，我倒不是讨厌南方人，可我就是看不惯那些娘娘腔的男人，所以我们很少说话。他也像是个又聋又哑的人，可以一整天呆在家里没有一丝动静。有一天我好奇地打开他的房门，看见这个家伙噌地从床上坐起来。

你xxxx成天就这么干躺着？我问他。

对呀，我是不是打搅你了？他满脸惊慌。

没事，我以为你小子死在屋里了。我哼着歌叮叮当当地走在那窄小的木楼梯上，我就爱穿这双坚硬的牛皮皮鞋，有点动静就觉得自己不是孤单一个人。

我很少作饭，因为我总是觉得一个人花一个小时去作饭，然后用十分钟对着墙壁把它们吃完显得很傻。而马明更是奇怪，他每天只是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进锅里，然后煮煮就算是晚饭，而且他也从来不吃肉，可能是因为不会作。有一回我看到他的饭说，就你xxxx这手艺，恐怕民工都不吃。他也并不争辩什么，只是满脸潮红。这种红让我无缘无故地很烦躁。

没过多久这个家伙就经常偷偷摸摸地领了个女孩子来家里住，说来也怪，这个家伙就连作爱的喘息声都很凄婉（我无意偷听，可我们的房子隔音效果实在是太差了）。那个女孩子是个眼睛小小的南方女子，我叫她“吊孝”，因为她每天总是阴沉着个脸子，来去匆匆，见了我就很漠然地绕过去，仿佛每天被马明逼奸一样。

我问马明为什么不和那个女孩子同居，他摇晃着食指（这是他招牌式的动作）告诉我不太可能，因为那个女孩子其实有男朋友。

行小子，你有种。二巴巴的人还真没你能耐。除了这话，我对他的行为也无话可说。

什么叫二巴巴呀？方言对吧，我们上海人是从来不说这个词的呦。小子又竖起他的食指在我眼前晃悠。我看着就觉得眼晕，想抽他。

我最后一次和马明说话就是那次。突然在以后的有一天我发现他不在了，就这么悄无声息地离开我们的小房子。奇怪的是我无数次地在梦中见到这个家伙，有时他被那个女孩子的男朋友打的遍体鳞伤，或者是在我大师哥的洗浴中心当按摩先生。我的邻居换成了一个黑人，来自一个我连背《地理图》时都没有提及的国家。更奇怪的是，这时候我突然觉得马明那家伙其实也不错。我和那个黑哥们儿言语不通，他不仅口音很非洲，而且说起话来手舞足蹈，我看着他比看马明晃手指还晕；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很臭，他的房间简直就是个沼气池，所以我也从不和他说话。每天早上我走出房门看看隔壁的房门，叹息地说句：哎，真xxxx丧气。然后沮丧地开始我一天的生活。

一天在TANG FRERE买东西，偶尔经过一家小饭馆听到了阵阵的三弦声；一听就知道是专业的，每个音节都摸的特别准。由于遇见了同行，我不免有些心痒痒，便试探性地走进了这家叫“玲珑塔”的小饭馆。

我们这里不请人的。老板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家伙，脸色暗黄说普通话。他放下三弦就走出来，看样子要轰我。（在我们曲艺界里演出，弹三弦的就算是大师也不能“攒底”，只有相声有这个资格，还有我父亲在弹三弦的演员中绝对算是“大腕”，所以我多少对于一般弹弦子的有些轻视。）他这个举动着实让我感觉不爽，我底气十足地问他，我不过是听你拉的不错才进来看望你一下，我是说相声的，我师傅是孙文福，你什么“辈”的？

他还真被我诈唬住了，哎呦，对不住您，我在法国混了二十年还第一次看到有个人懂行。孙老爷子还好吗？

接下来我们聊了很多，他原来是北京的，叫老刘；我发现自己永远也脱离不了自己说相声的身份，每每一激动都把它搬出来。

我是1982年出来的，这么一说才想起来，有二十年啦。我记得特清楚，那年阴历二十三，我接到一封给我们老爷子的信，是法国来的。那是我三叔来的信，他是47年到的，先开始是留学，后来就留下了。这么多年要不是接到这信，我真的不知道我有这么号亲戚，你不知道，那年头有这么个海外关系可是个麻烦事。我们老爷子也就从来没说过。他写信给我们老爷子问好，可其实我们老爷子早在73年就死了，那年我十五。我们老爷子可是在天桥特有名的，跟孙老爷子算起来是一辈人。那年我就跟我三叔联系上了，当时心眼儿就活了，打了个包袱就来法国了。你现在住哪儿？

六区，RUE DE LILLE。我的到来明显激活了老刘身上的讲话细胞，我无法阻拦，就这么傻呆呆地应承着他。

牛逼呀，那区可不便宜。咳，到这儿就傻了。不会说话，而且我的三婶是个越南华人，丫儿整个一个事儿逼，天天嫌老子吃她的用她的。我三叔也就是个穷人，学没念下去也没脸回中国，就在这里一工厂里打工，退休就挣俩半子儿。我一发狠就离开那里，找了个中餐馆刷碗。每天干十五个小时，这不连干了十五年，终于存下钱来开了自己的饭馆了。

一看这名字就知道您是个搞曲艺的，够绝的。我依旧在应承着。

哎，就是。当年受的苦就别说了，给温州人干活，用你比用孙子还苦，什么xxxx人格，根本提不上。可现在我xxxx就得给他们个样儿看看，爷们儿我挺过来了。咱就这么个拉弦子的现在也在法国当老板了。即便是生意不好我也不卖，爷们儿就争口气。我们一直在喝白水，可我觉得他像是喝了酒精一样亢奋。

我临走时，老刘激动地拉着我的手说，哥们儿，就拿我这当家，没事过来看看哥哥，我好久没和同行聊天了，哥哥我闷的心慌。还有好好学法语，找个法国妞儿一结婚那就齐活了；还有将来要找活儿别给中国人干。我过去干活儿时想，今后要是当了老板，我得好好对待那些打工的；可现在还不是一样，我xxxx希望他们是机器，别吃别喝，点点儿机油就走着。

看出来了，我一进门你那样子就够狗眼看人低了。

嗨，对不住了兄弟，习惯了。

“玲珑塔，塔玲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脱口唱了这么一句，仿佛我是有意要招老刘哭出来。

后来经老刘介绍，我找到了一份帮中国超市看仓库的工作，他“不忍”看我每天无所事事，不过也好，这样连房子都省了。我从房东那里搬出来并没费什么周折，只是她很不高兴，要扣掉一半我的押金。我也懒得跟她争执，就接受了她的条件。

和工头见面的过程也让我非常不爽，在那个仓库里，那家伙就像个国民党的特务一样，在管灯的映照下他那张死人般的脸也显得愈发丑陋，那说话阴阳怪气的样子着实是欠抽。他问我在中国的职业，我说是个演员。没想到这家伙竟然失声笑出了声音，哎呀，我在这里混了几十年，现在也轮到有个演员给我打工了，真的是风水轮流坐呀。此时我真的想夺门而出，可我想了想看在钱和站在一旁陪着笑脸的老刘的面子上，不能太意气用事了，只好讪讪地干笑两声。然后他向我宣布了几十条规定，甚至有比如要尊重领导之类的条款，我都含糊着点头答应了，然后他就拍屁股走人了。

此时我觉得自己的自尊就像是一张白纸一般被他撕得粉碎，我想哭，可却觉得自己这么大人不应该再做这种事情了，咳，出国吗，就这么着吧。

走出仓库后，我觉得那天的天空惨白得眩目，让我不敢睁开眼睛。我闭着眼睛定了定神，听到有一阵嘹亮的鸽哨声从头顶盘旋而过，这让我想起了天津，心头又是一酸。老刘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兄弟，别在意，在国外就是这样；哥哥知道你心里不好受，可咱有什么办法呢？别瞎寻思，那都是给自己找罪受。想想国内还有一群孙子们打破头争着要来这里受罪呢。

我终于被金钱所奴役了，此后的每天，我就躲在窄小的门房里，除了要忍受各种味道外，其他还好，每天早上5点起来帮着搬搬运运的也就没什么事情了（当然工资也低得很）。这样的夜里，我是自由而没有任何拘束的，我可以无所顾及地从《连环套》唱到《黄鹤楼》，直到口干舌燥为止；找两棵筷子说快板，从《双锁山》到《劫刑车》，说到口吐白沫也没人管；而且我突然想起了相声，这门早已远离我生活的艺术；于是在中国城的深夜里，我又开始背诵起来了《八扇屏》。我又开始能够说相声了，这个发现让我欣喜得近乎疯狂。

也是在一个夜里，我拨通了师傅家的电话，告诉他我还没放下相声，我每天都在练功。从电话那头传来了他老人家的哽咽声，他断断续续地告诉我，如果有机会回去，他给我量活。

（四）

我绝对是个好学生，因为我每天准时出席，而且决不早退；我也从来不给老师找麻烦，每天早上一到学校就擦干净桌椅，然后耐心地听着老师讲课。其实我也并不是想听懂她所说的，只是觉得她一个人孤单单地站在前面，面对着那么多学生挺可怜的,所以像我这样，即便是自己在下边胡思乱想可还对她保持一个端庄的笑容，对于她应该是种鼓舞。不过几次想到如果让当年那个揪着我的耳朵把我从“牌摊”上拎回学校的胖语文老师知道，现在博文就正坐在法国的课堂上，不知那位老先生会作何感想,想到这些我的嘴角还是要下意识地微微扬起。而且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串遍了各个班级也没发现一个漂亮小妞儿，所以只能化悲愤为学习动力。

我们的法语老师是个干瘪的老太太，可别看她一脸要死不活的劲儿，每天的精气神可大了。她能够连续站在讲台前说三个小时不停。三代前他的祖父以为到法国能寻求救国之路就从上海来到巴黎，可没想到最后成了一个法国洋行的买办（根据老太太的形象，我猜想他的祖父也就是电影里那种穿西装戴礼帽一脸横丝肉为富不仁的家伙，跟李向阳或者容毅仁先生没法比）。于是她就很倒霉地生在了法国，成为了一个拒绝中国文化的法籍华人，具体表现就是这个老太婆不吃中餐，她说酱油会破坏食物的原味，情愿住在90区的政府房里，也不在唐人区找房子住，她说那样会被同化。当然，她也拒绝说中文，而且不允许我们在学校里讲中文。她认为法语是一种最优雅的语言，而中文是一种符咒。她总在课堂上宣扬那些歪理邪说；我对她的想法从来不与理会，既不怒目相对也不谄媚地迎合。爱xxxx说什么就说，我已经习惯心平气和地接受他们对于中国的偏见，我觉得一种博大精深文化不会因为别人的偏见而变得肤浅；况且对于我自己，只要不干昧良心缺德事，马马虎虎相安无事最是聪明。另外她对我的职业很感兴趣，没事就爱跟我闲聊两句（当然是绝对用法语），因为她认为演员一定都能挣大钱。她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我看过报纸，我知道。这里的报纸不会骗人的。

博文，你的工作是不是就像是滑稽戏演员一样？

大概其差不多。

啊，我知道了，我们法国这里叫做LA COMIQUE DIALOGUE CLASSIQUE，我知道，法国也是有的，而且很高雅的艺术，是在剧院演出的。

你们这个翻译可太费劲了，而且我们那个也不低俗。

你每场演出能够挣多少钱？

50法郎左右。

工资呢？

全加起来550法郎。

才这么一点点呀！你是不是觉得生活挺不幸？

没有，我活得挺好。我也觉得不少了。

你没受过什么迫害？比如禁止你演出。

从来没有，他们不给我很多钱，但是给了我绝对的自由。

你想去学什么呢？是不是要学戏剧或者舞台艺术呢？

不会，我可能去学经济吧，法国的艺术家肯定没有卖冰棍的挣的多吧。

伴随着她的咂舌之声，我们的交谈就这么结束了。我也没再理会她以后要说什么，一边迈着方步走出教室，一边唱着：这倭瓜虽个大不能切着卖，二西胡没羊肉是无法安排…… 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自己生活在一出悲剧之中竟然浑然不知，还希望布道传教，我对这样的人表示同情。这样的人我见过许多，而最为突出的就是我们团那个口吃的团长和我们这位老太太，前者认为他可以毫无困难地管理一群口齿伶俐的人甚至干涉他们怎么去说相声，而后者希望所有人都能与自己的祖国划清界限以达到把法国文化的精髓学到；对这样无知也无畏的精神表示尊重。

放学后，我把自己禁锢在那仓库的门房里，我拒绝跟任何人来往，跟我的老板也只是打个招呼就算。我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用于拉二胡和说相声。但有一次我的上司用他极其尖酸的语言打断了我，于是我打断了他的鼻子。

那是我在法国第一次打车，我扔下倒在血泊的那个人，除了留下一句“xxxx妈”之外，带上我的箱子和背包夺路而逃（幸运的是在场的其他打工仔对于我的行动都表现出了视若无睹的漠然，他们继续自己手里的工作，而把我们扔在一旁）。司机看到我满脸的慌张，问我中国城里是不是又有枪战了；我颤抖着说了句，不。他又问我要去哪里；我告诉他，哪都行，离这里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