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美国的第三天就开始打工。当时美国经济不景气，就连餐馆，洗衣店也牛气起来，如果你既不会广东话，又没有经验，所有的地方都不会好好要你。那时福建人还没有占领餐馆领域，所有的餐馆几乎都是广东人开的，要求说广东话还好说；让我大惑不解的是，洗个破碗竟然也需要有经验。一直到今天我还在猜想，是不是美国人找女朋友也是有经验者优先。好不容易一个洗衣店答应可以“试试”，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朋友的陪同下走进了那家洗衣店，开始了断断续续长达五年的打工生涯。

老板是早期的广东移民，五十来岁，穿一件五颜六色的短袖衬衫，戴着金边的有色眼镜，微胖的脸上带着成功者所具有的特殊表情。看到有人把我带来，他的第一句话是：“小伙子，路还要自己走吆！” 当时我感觉真是来到了一个文化的国度，连洗衣店的老板讲出话来都象是哲学家似的。当时我们谈定的条件是：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十小时，月薪900。我喜悦溢于言表，内心涌起了拿破仑登上阿尔匹斯山的豪情，好像美国已被我征服了大半。可惜的的是，我的豪情大概只延续了两小时。

那是一家较大的洗衣店，有大约20名雇员，生意覆盖大费城地区许多中餐馆和华人旅店。店内有三台洗衣机，每台洗衣机每次能洗出的床单数以百计。烘干机有许多种，最让我惊奇的是床单烘干机，床单从传送带里进去，出来时就已经叠得整整齐齐。我的工作是站在传送带前，把洗好的餐巾平摊在传送带上。一条传送带前可以站五至六人，除我之外全是女的。那时正是六月天气，厂房里潮湿闷热，一台巨大的抽风机不停的轰轰着，把室内龌浊的空气抽出去。女人们在噪音中大声地聊天，除了偶尔向我讲句国语，其余全是广东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就埋头干活。一个月前我还在讲台上摇头晃脑的给学生分析古诗十九首，现在似乎已恍如隔世。我想起李白，想起杜甫，想起叔本华，想起弗罗伊德，想起俄罗斯原野里青草的香味，想起喝醉酒后学生把我抬回家的情形。慢慢的女人们的声音低下来，我的大脑似乎也停止了思维，整个厂房内只剩下机器和抽风机联合发出的嗡嗡声。腿有点酸痛。把重心放在一只腿上。再放在另一只腿上。两只腿都有点酸。蹲一回马桶再说，或者抽一只烟。在这难熬的分分秒秒中，终于到了午餐的时间。

洗衣店里最好的工作是把餐馆拉来的餐巾，桌布和工作服分开，这项工作由一个60左右的阿叔担任。打过餐馆的都知道，中餐馆厨房里都有一到两个大口袋，Waiter们把用过的餐巾，桌布放进去，洗衣店定时过来拉走。闲的时候，餐巾和桌布都比较干净，但生意一忙起来，Waiter们通常把碗碟收起，餐巾扔在桌布上胡乱一包就扔在口袋里。在这不明不白的一包里，刀叉饭菜应有尽有。这些口袋到达洗衣店时，不仅恶臭扑鼻，包里的饭菜也都变成了一个个肥大蠕动的小生物。阿叔似乎也毫不为意，坐在小板凳上悠闲的把餐巾和台布分开，等待洗衣工把它们拉走。

洗衣工里有一个越南的难民，小伙儿皮肤深黑，脸上一直带着微笑。他把整件啤酒带入洗衣店，天天都昏昏沉沉，面带微笑的度过。他能讲几句简单的汉语，一有机会就找我聊天，谈他的女朋友，汽车，等等等等，那时他的女朋友刚刚离他而去。在我离开洗衣店后，他还专门到我的住处，让我大为感动。还有一个和我一起站在传送带前的广东妹，长得小巧动人，在如此脏乱的环境里，她天天穿的整整齐齐，涂着口红，戴着耳环。现在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在午餐的半小时时间里，我终于悟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如果资本家都象洗衣店老板一样，共产主义肯定会在全世界实现。马克思还无比英明的断言，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差别要比猎犬和牧羊犬的差别要小，这无疑也是真理：我在不到一天时间里就完成了猎犬到牧羊犬的转变。

终于我在没有挣到900大洋的之前就离开了那家洗衣店。以后的五年里，我打工的足迹遍布了整个大费城地区，但记忆中最坏的，还是那家洗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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