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们这帮人三教九流,从五湖四海村镇城乡考到北京来了,来上大学,上当年排在北大清华之后号称全国第三的人大---中国人民大学。瞧这名儿起的,现在怎么听怎么别扭,怪不得这几年在广东人弄的大学“排行榜”上老是往后出溜,名不正也。
我们班年龄最大的同学1947年生(生在旧社会),入学时已经三十多了;有一河南来的老哥居然还有俩孩子。最小的不到十六,除了一双眼睛贼机灵外,满脸的懵懂,好几个礼拜不知该叫 XX 同学叔叔还是大爷。这里边大多数人包括我,日后注定了“平平淡淡才是真”甘当革命老黄牛度过一生(不是韩寒小说中的“牛,真他妈牛”的牛),咱就暂且按下不表。但是有那么几个人,“金麟岂是池中物”,当年看着就葛,也果然传奇般地轰轰烈烈潇洒走了几回。列位要是不嫌烦,我会慢慢把他(她)们的故事讲出来听。而胡启新正是在下要说的第一个。
英雄有各种各样的,松包却都差不太多。所以英雄的故事永远比松包的故事好看(正如不幸的家庭比幸福家庭耐写一样)。胡启新是我见过的最悲壮的英雄,一生坎坷屡败屡战,快赶上蓝营倒霉鬼“连战”了。
胡启新是北京人,68届初中毕业去了内蒙建设兵团,要说别人哭哭咧咧,他可是胸怀大志去的,据说除了一件老羊皮袄,他只有红宝书四卷和世界地图一本。然而,在内蒙放了几年羊愣是没有郭靖的奇遇(甚至连杨康的霉运也没遭遇上),有点儿烦,认为内蒙蛮夷风吹草低见牛羊只识弯弓射大雕不大给劲,以他当年曾熟读兵书,以为欲取天下,必先逐鹿中原,就把自己从内蒙鼓求到了河南。所以,当全班见面会上自我介绍时,老胡一口北京腔却自称来自河南,还时不时整出两句河南话,“中,中”的,就见怪不怪了。
老胡一向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这一点从他当年在班里的表现可以看出来。在大学里,智商高的同学会对智商低的造成无形的压力,但大多数人(同学老师都算)眼界却易被分数等不能全面反映智商的东西所迷惑,在分数和考场上老胡给人印象较深的事,是考试时间才到一半,所有人都在焦头烂额拼命想答案做难题时,胡启新咳嗽一声,站起身走到教室前面,把他的试卷递给满眼惊惑的老师,再回回首冲满眼惊惑的全班同学来一坏人笑,好么,丫“迈步出监”了。留在“监”中的同学闷闷地“嗡”了一声,每个人心中七上八下,开始翻腾开了。第二天,成绩公布,第一名---胡启新,“嗡”!“嗡嗡”!!这回大家心里就不只是翻腾了。
更让人闹不明白的是,当不少同学还在那里死背书本为几分成绩点滴表现互相较劲时,人家老胡已开始琢磨“功夫在诗外”的事了。那时候,人大校舍很大一部分还被解放军二炮占着,北京有家的学生一律走读住不成校,真成了秀才遇见兵了。胡启新当时住在和平里一带,程延明也住在那附近,这哥俩基本上每天蹬自行车上下学。有一天,胡对程说:“你发现没有?咱回家必经的、你每天骂骂咧咧的这条破路,现在正在修,将来可能叫北三环路,路边上有不少批发市场,二级的三级的都有,回家的路上,咱可以顺便对他们进行社会调查,谁让咱们是学商经的呢,这不比在课堂上听那些老掉牙的从苏联贩来的什么‘社会主义商业经济’强多了吗?”老程是有名的导演型人才,是班里少数几个在全方位可以和老胡“有一拚”的男生,脑子快、心肠热(他的故事以后再说),俩人一拍即合。那时,北京还基本是个刚开始大兴土木的大村庄,从人大到和平里今天车水马龙寸土寸金的北三环路,当时还基本看不出路模样,暴土扬场全是土建工地,人称“下雨水泥路,刮风扬灰路”。冬春的北京风头正劲,可怜两个大孩子,骑着两辆破车,灰头土脸地就进了大钟寺一带的水产啦水果啦等批发市场。那时批发业还垄断在国营企业手中,商人也大都还没练成奸相。胡、程一进门,门房就忙不迭的通报进去:“大学的同志来搞社会调查啦!”里边上至书记下至主任,如朕亲临,沏茶的沏茶,让座的让座,俨然上级领导视察基层的阵势。老胡老程也人模虎样的开始跟人家侃,什么“国际形势是这样地......”云山雾罩一番,然后,这哥俩多半每人拎着一条鱼仨瓜俩枣伍的踩着云彩蹬车回家了。20多年后,已然成为美国某城市成功电脑商的程延明那天打电话闲聊时说:“要搁现在,先不先门口的保安就能当你是骗子把你打出来!”唏嘘之间,慨叹人心之不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