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方言说半夜起来上厕所两人对话，北京话最罗嗦，前后用了几百字。胶东话简练，是“那是谁？那是我。干嘛去？上便所”。但河南话一共就用了四个字。其简练可比唐人街英语。如果用上海话，字数大致在两者之间：啥宁？我。租萨(做啥)？擦(撒)丝。

一北京人到山西住旅馆，忽然进来一人，横眉立目地说“打劫！”北京人赶紧掏钱。那人摇头说，不是要钱，是打劫。递给他一个本子。一看是旅客登记簿，才明白他说的“打劫”是“登记”。

以前共军某军官对老乡发表讲话。开口是“兔子们，咸菜猪尾巴”，也是讲山西人的。其实他说的是“同志们，现在注意吧”。他这里用猪字，说明一些山西话有双辅音ZH。山西当八路的多，讲话八成发表于抗战时期某个根据地。

从语音的角度，方言还是可以比较优劣的。如果方言A包含了方言B的全部元音和辅音，而且还多，那么从发音上，A就比B更强些。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上海话就比较落后了。因为，上海的辅音缺失非常严重，不但没有ZH，SH，CH，没有知识分子，没有牙齿，而且没有R，也就是说没有肉。R在上海话的发音是L。过去上海的左翼作家在阁楼里翻译外国进步小说，把无产阶级的英文(proletariat)翻译成普罗大众。就是因为上海话没有R音。只能把普弱大众，翻译成普罗大众。其实，无产阶级翻译成普弱大众更合理些。因为贫困，无产阶级是社会的弱势群体。

为了回避辅音R，上海话把肉叫“拗”。猪肉这个词需要ZH和R两个当地不具备的辅音，所以只能说“资拗”。如果必须说普通话，也只能把肉发成漏。资产阶级这个词，用上海话只能说自惨阶级。因为，上海话没有CH，发不出“产”的音来。资产就是自惨，产房就是惨房。

其实，湖北话已经没有了CH，说产就说惨。但是长江以北都会说产。可见双辅音的丢失跟长江有关系。长江以南，走得越远双辅音丢失越多。这个现象，肯定跟中国的某段历史有关系。是不是南宋？这里不考证。

口音看来事小，其实关系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我国来自南方的革命家多，特别是湖南，湖北，江西。那些地方的方言都很难懂。所以我国建国时期的政治家，以毛泽东为代表，都不在电台发表讲话。这开启了整整一代的神秘政治的风气。有问题，我国政治家不诉诸当众辩论，而诉诸武力。毛泽东和刘少奇，薄西来和温家宝，都是武力解决。美国口音相对统一，政治家没有因为口音而不到电台辩论的。所以美国的政治，显得更透明些。

台湾近些年来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口音决定的。台湾原住民说的话跟大陆去的外省人非常不同，这显然会增加两类人的文化和政治隔阂，甚至敌意。

常经国得糖尿病去世前，国民党几位高层政治家来到病床前，问，总统，您推荐谁当继承人？常经国先生说“你等会”，就昏过去了。结果李登辉当了继承人。

常先生是浙江人，他说“你等会”，这些人听成了“李登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