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铁和黑子（上）

    他俩是我的好友，当然是铁哥们儿，在我的生命旅途中占有太重要的位置。1969年九月我们都到黑龙江省嫩江县山河农场“上山下乡”。黑子同我一样是1979年开年返城回到北京；我们作为“连队”里的北京“知青”是最后一批返城的。那时我们已经在“北大荒”这个农场里待了九年多。任铁则是在1976年年底办“困退”（北京的老母亲生活困难，家里无人照顾为由）早我两年回来的。记忆里我同他俩真正相熟，并成为好朋友是从1972年初开始的；我们在大通铺上一直挨着睡，行李卷并排放在一起，每天朝夕相处，度过人生中应该是最重要的时光，那时我们多年轻呀……

    可在2008年的十月和2012年的十月任铁和黑子相继离开这个世界。任铁大我六岁，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该高三毕业，俗称“老高三”的。他在农场总是显得孩子气，农场里别的“老高中生”都想办法混个不下地的“好活”，只有他在农场的岁月里成天和我们这些“六九届”的（“文革”开始该小学毕业，1969年就算是初中毕业，其实没学什么中学的书本知识）打打闹闹混在一起，还总是公开地蔑视当地农场的土干部。看看，他在农场还有什么“好果子”吃？

    在我和他俩相熟之前，任铁和黑子已经是差不多形影不离的好友。他俩也相差五、六岁，他们能走到一起主要是“原本天罡之数，自然意气相投”----富于冒险精神，积极追求人生快乐，蔑视权威是他俩的共同点。

    农场一块儿生活过的“荒友”们说到我们仨在农场的时候，认为我是他俩的“小催贝儿”（北京话；意思是狗腿子或仆人的角色）。我初听到这话的时候一愣，因为我在和他们相处的时候一直没有感觉到这一点；只觉的他俩拿我当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小兄弟；确实有呼来喝去的时候，特别是任铁；黑子则爱拿我干的哭笑不得的事情调侃，让众人乐不可支；可他俩对我的呵护与照顾也只有我心里真切地感觉到，今天还是那么记忆犹新。想到我们的以往，他俩又栩栩如生地来到我面前，无论是否在梦中。意识到他俩已经和我阴阳两隔，我每每无法控制感情的闸门，一下子泪如泉涌；不知道我一个男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眼泪？任铁和黑子看到了会哭笑不得的。

    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着，无论在“上山下乡”期间，还是返城后的日子，以至到后来的远隔重洋。我在农场交结的哥们儿这些年陆续地走了几个，“屁帘”（一个哥们儿的外号）、铁虎和“蜜耳朵”（也是外号）等；听到消息后当然是伤感。任铁和黑子的相继离去尤其让我倍感孤独，伤感自不待言……

    我甚至感到命苦。这么好的哥们儿怎么说走就走了呢？真的是我们当年“上山下乡”太生龙活虎，把以后的日子都“透支”啦？你们一个个地走，我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感到孤独……

    友人知道我爱在网上写些个故事，认为我该把任铁和黑子的经历编成小说。我开始觉得也是，可却无法动笔，就是无法动笔。无法控制感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潜意识里不想在写他们的故事时PS些什么虚假的成分。也罢，要写就写我对他俩的真实回忆吧。也许这就没了小说中应由的“佐料”；唉，我这不是不打算写小说嘛，仅仅是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

（一）

    1969年秋刚到农场时，北京“知青”让当地干部们很是头疼；这帮家伙太能惹是生非。他们哪里知道，北京市去山河农场的都是些“渣滓”；不是街头“流氓团伙”，就是“出身”极其糟糕的。北京街头的“小痞子”们都是“文革”开始这三年打架打出来的主儿，号称“特别能战斗”。他们来到农场后立即在各个分场大打出手，和头一年来农场的牡丹江和鸡西“知青”频频发生大规模械斗。

    本来两地青年打群架，当地干部应该“一碗水端平”，就事论事地客观处理；可他们偏偏明显偏向牡丹江和鸡西的“知青”，对北京的浑小子们一味的弹压。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引起更大规模的两地青年的械斗，有时是数百人的火并。我所在的九分场三年里都发生过百人以上的两地青年械斗。打个头破血流之后，总场总要派干部来调查，任铁每次“战后”都会充当北京青年“参战方”的发言人之一，和总场派来的干部们大吵，为打架的北京混小子们陈述“不得已”大打出手的理由，指责打架另一方东北青年的无理霸道和一贯的“欺负人”。

    平心而论，在场的农场干部应该觉得任铁有“强词夺理”成分，怎么他总是振振有词地强调东北青年的问题呢？但当时在场的也有东北青年的激烈告状者，他们当然也把全部打群架的责任怪在北京“知青”头上。不过任铁特能说，每次都显得特别有理，并对东北青年们打架的理由予以“严正”驳斥；对方是张口结舌。这让农场干部和东北青年相当恼火。两地青年打群架的事情可以不了了之，然而任铁就此被当地干部们认定为“刺儿头”，在农场的日子里他总是被干部们“穿小鞋”。

    任铁不光是能说会道，在打群架的时候也能力挽狂澜。记得有一次，东北青年发起了一场蓄谋已久的械斗。北京的浑小子们依仗勇猛在开始时占了上风，可没想到各个宿舍中涌出很多拿着拖拉机链轨轴和镐把的东北小伙子，他们呐喊着从各个方向围攻上来，气势汹汹。北京混小子见状就有点“筛糠”，左右一看自己这边就几十个人，而对方一、两百。不知道谁叫唤一下“还是往屋里撤吧”；顿时大家的斗志就泄了不少。任铁见状就急了，大喊一声“是站着撒尿的跟我上”。说着他就脱个大光膀子，亮出健壮的身躯，顺手捡起两块半头砖，大步流星，领着北京浑小子们叫喊着迎上去，一个个面目狰狞。这帮家伙都拿着四齿叉子和铁锹，更有甚者举着大板斧和大扇刀。嘿，一下子，还真把对方镇住了；这架就没打起来。事后任铁讲，如果退到宿舍里，东北青年围上后就成了瓮中之鳖，气势上就被对方压倒。这时再想冲出来就很困难。他这么讲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别的分场发生过北京青年在打群架时退守宿舍的情况。结果东北青年包围上来砖头如雨一般砸过来，宿舍的玻璃都粉碎。东北青年还拿出好几杆猎枪，猎枪的霰弹铅粒都换成盐粒和小米，装上这种特殊的霰弹后便不断地朝宿舍里躲着的北京青年频频射击，不少北京青年中弹，小米和盐粒打在肉里可不是好滋味儿。那次北京青年被打得狼狈不堪。

    当然，这都是“知青”们刚到农场头几年的事儿，再说，离“文革”刚开始闹“派性”武斗也没几年。那几年全国因武斗闹得一塌糊涂；任铁是“老高三”的，当时可以说是“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时每个学校里都成立了派系林立的红卫兵组织，他在其中一派里任“作战部部长”。想必这家伙还真是能打架，但我现在想，他有点过于鲁莽。由于他当年在北京闹“派性”打架的时候很能出头，所以难免与其他派别的红卫兵结下梁子。我们“荒友”中就有人看到任铁在北京“走麦城”。那大概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个冬天，有一天回家探亲的任铁在北京买东西，买的是两个暖水瓶，恰巧碰上当年闹“派性”对立面的几个人。人家还没忘了当年被任铁他们痛打的时候，看见任铁就一个人，立即上来围打。任铁抡起两个暖水瓶抵挡，当然招架不住。“怦怦”两声，两个暖水瓶就砸啦，任铁夺路而逃，三下两下就跑没影了，那几个追打任铁的人悻悻然，骂骂咧咧。这么说，任铁也是好汉不吃眼前亏的主儿？

    岂止是好汉不吃眼前亏的主儿，任铁应该是有大志向的人。他体格相当强壮，上高中时是学校舢板队的队长。然而并非他健壮就好打架，而是他总有大干一番事业闯天下的理想，再加上他外向的性格，所以他愿意积极参与各种他感兴趣的事情。其实黑子何曾不怎么想呢？不过对于大群架的事儿，黑子并不积极，当然啦，两地青年发生械斗他还是站在北京青年一边的；这是因为当地农场干部袒护东北青年是非常明显的。北京“知青”初到农场时他并不起眼；那时他给我的印象是特别爱看书。这是他来农场时带的；大部分小说名著，小部分哲学书籍。这些书都是他从北京市文化部临时仓库中偷的。“文革”初起，大部分书籍都属于“封资修”的“糟粕”。当时文化部里这样的书籍都封存起来，放在不用的办公室里堆放着。黑子发现后，约了文化部大院里的哥们儿，通过凿墙挖洞偷到不少书。他后来得意地对我说了盗书的过程。他们干得非常隐蔽，夜里钻到那堆放书籍的大楼内，从别的办公室凿开了两道墙钻了进去。为什么不把门撬开去拿书呢？黑子笑笑，“那样拿不了多少，第二天早上就会被发现。我们想老鼠一样打洞钻过去，谁能知道呢？”黑子他们打通了洞后高兴得什么似的，每天夜里都拿着手电筒悄悄潜入堆书的临时仓库里大翻特翻，只要是自己喜欢就拿走，一书包一书包的书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被渴望读书的黑子他们拿走了。去农场时他便带了一些书，有时间就看。

    黑子是相当早熟的。这大概和他的“出身”有关吧？父亲是“右派”，摘了“帽子”仍然是“右派”；母亲是“叛徒”，当然是共产党的“叛徒”。其实我的“出身”和他完全一样；可“上山下乡”那会儿，思想上完全是个不开窍的傻小子，而黑子早已确立了他的人生观。回忆那时的情景，黑子在自制油灯下默默看书的情景又历历在目。晚上宿舍里一片嘈杂，人们在嬉笑打闹；角落里黑子抽着烟，捧着本书看。九点一到，连队里的发电机就停止发电，灯闪了三闪就渐渐黑了，大家都忙着放下行李卷钻被窝；而黑子则点上了小油灯继续看书，神情专注。

    他最初给我的印象是相当随和的一个人，中等身材，总是显得目光炯炯，头发黑黑的，显得特别硬，总是竖起来，肤色很黑；要不然怎么被称为黑子呢？那时他就显示出自己超凡的口才，特别能讲故事，尤其世界名著，《基督山伯爵》、《九三年》、《悲惨世界》、《福尔摩斯侦探集》、《海底两万里》、《海狼》等等，他都能娓娓道出。人们爱听他“说评书”，他晚上看书看得乏了，只要宿舍里有人希望听故事他就把油灯一吹，钻在自己的被窝里开始讲，往往是接着头几天的故事讲下去。小说中的情节让他讲得出神入化，宿舍里只要是没睡着的人们都默默地听。有时窗外的月光照射进来，撒在睡满了人们的大通铺上。屋里黑子一边抽烟一边缓缓地讲，大通铺上听故事的人们也有几个抽烟的；吸烟时那烟头就亮一下。烟头的亮光不时地闪动，漫漫夜晚就这样悄然地度过。

    在农场时间长了，黑子就会渐渐成为中心人物。他不但口才好，人也随和，同时不乏幽默。他内心深处还有着桀骜不驯，不过他不轻易表现出来。黑子不像任铁那样爱冲动。在我印象里他几乎没有和别人发生过冲突动手打架。不过后来我和他的家人熟悉之后被告知，实际上黑子特别不善于打架，因为他运动天赋较差反应相对慢；另外他也从来不动手杀生。他为什么连只鸡都不肯去杀呢？我揣测是某种心理障碍吧？黑子实际上总是不由自主地掩饰这些或被他人视为可笑的地方。我和他成为朋友几十年，若不是最后他妹妹告诉我，我根本就没意识到黑子从来没杀过小动物。从这方面应该体会出，黑子的内心世界是高傲的，也是非常敏感的，他极其不愿意表现出个人的弱点。其实这也没什么，天下怎么可能有完人呢？但他似乎不能容忍自身的不完美。

    黑子不像任铁那样表现出对世俗的不耐，他会和农场的连队干部联络感情，为的是谋个相对轻省的活；这样他可以尽可能多地让时光属于自己。那时他干上了工具仓库保管员，这样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看书，去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当然包括找女朋友，养狗；而任铁仍是我行我素，在下大田的北京浑小子们中充当孩子王。令我不解的是，任铁在农场从来没和任何一个女青年有来往，好像一个和尚；同时他很讨厌狗。看起来黑子和任铁在个人行为上有差异，但这并不妨碍他俩成为莫逆之交。来农场的一年多以后，任铁和黑子就总在一起“折腾”了。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打桥牌吧？他俩都酷爱桥牌艺术，作为搭档他俩不断切磋牌技，以至日后打桥牌的水平相当高。任铁和黑子在农场的岁月中少不得打桥牌，常常是整宿整宿地玩儿。其实他们能成为好友还有着思想认识上的因素，前边讲过，两个人都是“富于冒险精神，积极追求人生快乐，蔑视权威”。

    在农场那种生活氛围下他们难以实现个人奋斗的理想的。他俩天生的蔑视权威，对“文革”的种种荒谬怎能不是愤慨就是质疑？“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文革”的狂热已大大退潮，“知青”们如想在农场混得好，附炎趋势、溜须拍马恐怕是终南捷径，但任铁和黑子这种人是决不肯失去做人的尊严的；而况他俩“出身”都不好，本来就被农场干部歧视。如何追求自己的快乐？现在回想，他俩好像顽童一样，成天恶作剧。干得最“出圈儿”的事就是把女青年宿舍烧火取暖攒好的木柴偷走很多。那年冬天他俩留在农场过冬。寒冬腊月农场青年宿舍取暖都是山上拉下来的树木。快过年的时候女青年宿舍那边开始攒木柴，说是到春节时大家都不用辛苦地到宿舍外边锯树劈木柴，好好地过节。女青年们动员了好多人蚂蚁搬家一样地把山上拉下来的树木拉走好多，劈好木柴后堆放在不住人的房间里，堆得满满的，预备过节期间把宿舍烧得暖暖和和。黑子和任铁就想出了偷木柴的恶作剧（我在网上写过这个段子）。那天夜里任铁负责堵住女青年宿舍的门。他还特地反穿棉袄棉裤，戴上大口罩，头上裹上白头巾。等任铁潜入女宿舍堵住了门，黑子就指挥男青年宿舍的人们去偷木柴。整个“偷袭”的过程能把人笑死。当然，事后把女青年们气死，包括黑子当时的女友。

    冬天农场里是非常沉闷的；可有任铁和黑子在，宿舍里总有热闹和欢笑。他俩还悄悄地干更令人吃惊的事情。曾把附近空军后勤农场的大狗引来杀掉。那次任铁在抓狗的时候被狗咬伤了下巴。他俩还伙同宿舍里另一北京青年抓住一只其他连队养的肥猪。那猪有将近三百斤，任铁躲在玉米秸中隐蔽，黑子他们把猪赶过来。猪到了玉米秸堆边任铁就扑出来死死地抱着猪，那北京男青年手持大板斧上来就砍，把猪活活砍死。这都是黑子策划的。狗肉和猪肉都藏好，到时候炖好全宿舍的人们一起吃，号称吃“野猪肉”和“狼肉”。当时也没人怀疑这到底是不是“野猪肉”和“狼肉”。我们离开农场很多年后才渐渐知道怎么回事。后来说到这些，黑子就笑笑，“MD，农场的干部们随便拿公家东西归为己有，他们那是公开的偷。我们只不过是偷偷地抢罢了。彼此彼此。”

    他俩还爱唱歌，愿意在冰天雪地的原野上引吭高歌，并且音调唱很准。任铁是“老高三” 的，所以会唱很多前苏联的歌曲，黑子当年是北京市重点学校的，也会唱很多前苏联歌曲。他们是我们男青年宿舍的“歌星”。我们“荒友”后来能唱很多前苏联歌曲都是听他们唱才学会的。在沉闷的冬天我们少不得喝酒。白酒都是农场自己酿造的，虽然味道差些可度数高达六十度以上。喝着酒唱着歌，发着酒疯，日子就这样打发了。可我们还能干些什么呢？

    1971年的十月底的一天，一位北京“知青”探亲回来带回来了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消息。我当时震惊得目瞪口呆；但黑子靠在行李卷上不动声色的抽烟，沉吟半晌愤愤地低声道“（林彪）这个王八蛋，他也有今天”。后来官方文件不断传达下来。有一天人们在宿舍里议论林彪事件，任铁感慨道：“林立果二十多岁就是空军作战部部长了。凭什么？！我任铁哪点比他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