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廣播裡傳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時，我正在京廣線上的一個小城市的火車中轉站。播音大喇叭里先是響起了開追悼會時的哀樂，接着就是沉痛宣布噩訊。大廳里幾百號人，突然沉寂下來，整個大廳變得鴉雀無聲。

 

我當時感到非常突然，一點思想準備也沒有。以前只是從接待外賓時所拍的照片上，看到他的健康狀況很不好。但從什麼時候起，他老人家身體已病入膏肓，垂於生命危險，這消息卻一點也不知道。今天的噩訊，宛如晴天辟厲，始料不及。

 

我與大家一樣地，低垂着頭，站在原地，做沉痛悼念之狀。但心中不知道為什麼，無法控制地，卻開始感到輕鬆起來，像是吐出了一口悶氣。當時我頭腦里第一個念頭就是：我家裡就要發生變化了。

 

是的，我家裡就要發生變化了，雖然後來所發生的一切變化，超出了我們的想像。

 

我的父親是新中國建國以來，第一批的“海歸”。他當時是“迫不急待”“歸心似箭”地回國的。他曾經對我說過：“再不早點回去，就回不去了。”因為當時美國政府與新中國對立，阻撓這些在美國的留學生回國。我來美後遇到一位美籍華人教授。他告訴我說，當時的移民局甚至把綠卡送到這些留學生手上，讓他們不要返回新中國。

 

做出留在新中國決定的是我的母親。她當時是在北平清華園裡學習的學生。當時她的哥哥建議她一同去台灣，在那裡等我父親從美國回來。她卻反勸她哥哥，留在中國，不要追隨國民黨去台灣。兄妹倆人，各執其是，志不同阿道不合也。後來台灣的親戚告訴我們 ，他 們認為，我母親是受到當時北平地下黨的影響。也許是吧。。。。。

 

回國後的幾十年中，父母一直是虔誠地努力地忘我地工作着，曾屬於學校里最受學生們歡迎的老師。但是在政治上，他們頭上始終被戴着“金箍咒”----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按當時列寧的革命理論就是，對他們：“團結，利用，改造”。

 

文革中，這種精神上的歧視和壓力到達了頂點。就連我在大學裡，也被冠上了“資產階級臭小姐”的稱號。毛主席有一次，又發布他的新思想：文化大革命，要經常搞，隔幾年再搞一次。。。。。。我的父母對這一“最新指示”可用“痛心疾首”來形容，因為這意味着-----他們到死，都無寧日阿且他們的身份還會影響到我們孩子們今後的方方面面。。。。。

 

現在他老 人家終於“壽終就寢”了。在這低着頭的時刻，我心中意識到，壓在我家人頭上的政治烏雲，很快就會消散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