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用玫瑰色朦胧面纱精心包裹的谎言—我看《知青》  （石华）

我是1968年11月到陕甘交界的陕西千阳县高崖公社插队的初六七届学生。初到□□□，得知有一个“□□□知青博客”，上去一看，身在异国他乡的感觉荡然无存。熟悉的事、熟悉的景，特别是一场关于《知青》的评论，一下子将我拉回到了那个刻骨铭心的时代。

四十四年，弹指一挥间。今天，回首往事，对那场“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和中国社会中突然冒出来的一个上千万青年人组成的特殊群体——知青，我们该说什么呢？绝大多数当年的“知青”，也许是因为这个话题太沉重，承载了太多的难以名说的复杂感情，也许是要说的太多，不知从何说起，也许是出于对生存处境的现实考虑，总而言之，不想说、不能说、不让说的结果是没有说；海外虽然有人说，无奈“墙”太高，声太小，国内听不到、看不着。而那些掌握着话语权却没有当过“知青”的人，则是按照政治需要选择性地假说或者不说。于是，几十年来，“文革”、“上山下乡”的真相，成了中国文学艺术作品中鲜有触及的空白，这正是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刻意追求的效果，当政者需要巧妙地维持中国人对“文革”、“上山下乡”的“集体失忆”。

“江山代有才人出”，当时代的车轮进入21世纪之后，当年的“知青”终于到了“接班”、“继位”的年龄，一批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人先后进入了执政党的各级权力核心。经过了残酷激烈的党内斗争，其中的佼佼者，最终站在了叱咤风云的最高舞台。按照当政者的一切都是“光荣的”，都应该被歌颂的传统，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曾经的“知青”经历，也被翻了出来，需要有一个“正面、积极”的解说。但“上山下乡”、“知青”到底是怎么回事，从70后到90后的大多数人并不清楚。

“没有人讲的事是空白也是机会”，梁晓声深知这一点，他要填补这个空白，要向现在的年轻人讲一个美丽、清纯、动人的故事，要为“知青”定个调子，要为全中国、全世界的老百姓从新一代当政者的履历中解读他们治国理念的宏伟目标提供一个可以增光加彩的说法——这一代当权者需要各种资本。于是，以“知青”这个集合名词为名，旨在反映“上山下乡”、“知青”全貌，而不是以知青生活的某个片段、某个知青的个人感受为主题的电视剧《知青》应运而生，赶在十八大前出台了。

梁晓声的故事讲得如何？电视剧《知青》播出时，我碰巧有机会看了几眼，当时的第一感觉是，歪曲历史不一定需要声嘶力竭，温情动人的方式也许效果更好，而且电视剧属于“艺术创作”，无需对真实负责，也无需担心知情人的反驳——电视剧毕竟不是纪录片，无所谓真实问题。另一个感觉是，“古为今用”，无所不在。一切过去的事情，都可以拿来重新包装，为“我”所用。历史是什么，对于老百姓来说，实难说清楚。“上山下乡”、“知青”，过去了不到半个世纪，就有人出来堂而皇之地公开胡说了。

“上山下乡”、“知青”，以及造就“知青”的“文革”是什么？是苦难，是教训，是中国人、中国历史上永远挥之不去、难以释怀的创伤。多少痛苦、多少磨难、多少屈辱、多少人间悲剧，尽在“知青”两字中！官方的“正史”，把“文革”称为“十年浩劫”。“上山下乡”正是这“浩劫”中轰轰烈烈的一部分。一千多万鲜活的生命同整个民族，都是这浩劫的直接承受者。整整一代人，或者志愿或者被迫地将他们最可宝贵的青春连同他们的纯真、他们的热血、他们的信仰与幻想，献给了“伟大领袖”，献给了“革命”，结果却被“伟大领袖”以“革命”的名义先是高高地抛向空中，继而坚决打翻在地，最后彻底无情地抛弃了。

对此，几十年来的当政者心知肚明，深知“上山下乡”是对中华民族一代人心灵上的绞杀、肉体上的折磨，是一场民族的灾难，是骇人听闻的恶行、是执政者的大败笔。因此，官方媒体、官方文学艺术，对待“上山下乡” 和“知青”这个话题，总是讳莫如深，小心遮盖，从不大肆宣扬，更不研究、讨论，似乎中国从来都很阳光，从来没有发生过人类历史上难以想象的浩劫。在官方推出的文艺作品和电视剧中，即使涉及“上山下乡”、提到“知青”，也要尽量放大“正面信息”，尽可能地为其涂上革命的色彩。

梁晓声讲的关于“知青”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符合意识形态主管部门政治审查标准、非常符合执政者宣扬的“主旋律”的“正面信息”。《知青》的基调是“补台”，不是“拆台”；是歌颂，不是批判。故事的目的不是为了反思，而是要让那些不知“上山下乡”、“知青”为何物的年轻人看了，感到“知青”生活既不痛苦，又能“锻炼”人，似乎是一场远离都市喧嚣、充满了乡土气息与诗情画意的“野外郊游”。《知青》的题目很大，但却删去了“知青”生活中那个时代最重要最疯狂的政治底色，回避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重大政治事件对知青整体上的影响，回避了“上山下乡”背后城乡二元结构的严重对立与矛盾，回避了“伟大领袖”为了缓解发动“文革”的错误决策导致的严重恶果（上千万青年无处可去）而采取的极端措施的历史性错误。最重要的，是回避了“知青”整体作为政治牺牲品的悲惨命运这个无可改变的历史事实。

诚然，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但《知青》的问题，不是在人物刻画、表现手法与艺术理念上的不足（其实该剧非常讲究画面、重视细节的处理），而是作者在指导思想与立场上对历史真相的刻意歪曲，对青春被白白葬送的一代人的巨大伤痛的淡化与对粗暴摧残人的生命与精神的政治罪恶的美化。

也许梁晓声自己也知道《知青》淡化伤痛、美化罪恶的努力是苍白的，于是为了烘托和渲染这场“野外郊游”中纯洁浪漫的玫瑰色情调，《知青》不惜笔墨地精心安排了知青爱情的动人情节。岂不知，当时千百万知青心里日夜考虑的首要问题哪里是什么爱情（尽管当时的确有极少数人把爱情当成了大事）。巨大的落差让每一个住在黄土高坡的破窑洞里的知青，不得不反复自问：我们为何会有今日？未来在哪里？何日能够离开下乡插队之地？这些问题没有答案之前，知青作为一个突然被抛到中国社会最底层的群体，心情是沮丧的、沉重的、忧伤的，甚至是绝望的。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私下流行的“知青歌曲”中，有一句这样的歌词：“自己做错怨不得别人，自作自己来受”。我们队上的许多知青面对旷野，在黄昏中，在皑皑白雪中，声嘶力竭地反复地唱着这首歌，漫无目标地发泄自己心中的沮丧与忧伤。后来，这些“知青歌曲”被当局视为“反动歌曲”，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知青歌曲”不能唱了，知青心中的疑惑却不会消失。到底是谁错了？中国为什么会发生“上山下乡”？为什么会有“知青”？为什么整整一代风华正茂的中学生会被从教室里集体赶出去从而永远失去了在正常年龄段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谁应该对千万个家庭的骨肉分离和返城知青后半生注定要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被淘汰的悲惨命运负责（尽管知青中不乏后来通过种种途径取得“成功”的人士，但这些“成功”者毕竟只是知青中的极少数）？中华民族的发展是否一定需要经历“上山下乡”？需要制造出上千万个“知青”？“上山下乡”是推动还是延缓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伟大的革命还是人间悲剧？中国是否还需要第二次“文革”、第n次“上山下乡”？

梁晓声的故事，没有也不准备回答这些严肃的问题。《知青》不是引导今天的人们如何了解真相、进行反思，而是试图埋葬真实、误导人们对历史真实的探究。从这个意义上说，最有资格诉说“知青”故事的，不是《知青》，而是千百万亲身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知青”。

罗素曾说：“一个人30岁以前不相信社会主义是没有良心，30岁以后还相信就是没有头脑。” 千百万知青是从自己的社会实践中认识和理解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的。发动“文革”的人反复声称这是一场为了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史无前例”的“革命”，“上山下乡”是这场“革命”的继续，是培养千百万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需要。如同一百多年来，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吸引了无数向往自由解放的优秀分子一样，“知青”是怀着“改天换地、战天斗地”的豪情壮志奔赴农村的。但“上山下乡”的结果证明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伟大的革命目标。“上山下乡”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骗局。类似的骗局与神话在中国不断地上演，不断的破产。但这一次，它针对的主要是从初一到高三的六届中学生。前赴后继的共产党人在世界范围内的没有建成任何人间天堂，却将无数生命带往了奴役之路，在它能够控制的范围内把人们带进了地狱。随着莫斯科红场上苏联国旗的黯然绛下，在无数共产党人付出了亿万生命代价之后，发端于19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连同十几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彻底失败了，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社会实验结束了。今天，世界上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且愿意为之献身、为之奋斗的理想主义者也许还存在，但他们绝对不在中国。中共早已不再是一个怀有崇高政治理想的信仰群体，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利益集团，包括中共党员在内的所有的中国人，都非常清楚这一点。但梁晓声假装不知道，他试图用《知青》为当年喊着“革命”口号“上山下乡”的“知青”，包上一层玫瑰色的面纱，努力把丑陋的伤疤描绘成光荣的奖章。对于一向注意维护中共形象的宣传部门来说，梁晓声确实是尽力了。

记得20多年前，我曾经问过美国堪萨斯大学历史系主任、著名美国汉学家裴士丹教授（Daniel Bays）：“什么是历史？”，这位历史学家毫不犹豫地脱口说道，“历史就是故事”（“History is the story！”）。多么精辟啊！今天发生的事，到了明天就成了故事，无数故事连起来就是历史。世界上有许多事，随着岁月的流逝会变得模糊不清，最终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后世兴许会有好事者，因种种原因，在历史的故纸堆里，寻寻觅觅，试图凭借蛛丝马迹还原当时的情景。但后人讲前人的故事，往往受到信息的限制；再加上讲故事的人立场不同，目的不同，水平不同，同一件事，往往可以编成完全不同的故事，进行不同的解读，故事的真实性如何，只能是见仁见智了。所以，人们感叹还原历史真相之不易时，常常会引用胡适先生的“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之说。

但胡适的话并不全对。历史并非完全是相对主义或不可知论者眼里任人随意解说的事件堆砌，是可以“任人打扮”、不会说话的“存在”。从古至今，总有那么一些人和事，被人们代代相传，无论时间多么久远，都不会被后人遗忘。这些故事，要么是人类历史上的丰碑，是人类文明的经验；要么是人类历史上的巨大灾难，是人类成长过程中永远的痛，是人类的教训。

“上山下乡”、“知青”，是整整一代中国人的悲惨故事，中华民族不会也不应该忘记。任何歪曲、掩盖这些故事真实性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因为，中国的成长需要这些教训；这些教训的代价太大太惨痛了。

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蒙在“知青”身上的朦胧面纱一定会被揭去。尽管短时间里，小姑娘可以被任意打扮，但最终，小姑娘还是小姑娘，而那些为了各种目的打扮小姑娘的人却灰飞烟灭了。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应该感谢梁晓声的故事，不论《知青》作者的本意如何，这部作品客观上让人们更加全面地反思“文革”，反思“上山下乡”，反思“知青”；促使了一批当年的老三届发声，为后人了解历史真相，留下了更多的思考。

石华  2013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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