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諫與接納

    有郭燦金這麼個人，在網上有名。郭先生1967年生，文學博士，歷史解讀派代表作家、雜文家。著有很多歷史論著。評論說，他站在現代人的立場上，結合現實社會生活，以現代觀念洞察歷史玄機，對中國歷史做出了新奇、別致的解讀。深刻，犀利，談古鑒今，痛快淋漓；風趣，幽默，新編妙解，讓人捧腹。

    2008年，他在新浪暢銷圖書排行榜（人文歷史類）上連續四周將季羨林、閻崇年二位大師甩在身後。然而，有關他論著的非議也接踵而來。很多人認為他的論著是“流氓歪解之作”簡直就是對傳統文化的一種褻瀆。於是，“流氓”、“惡俗”、“作秀”之類的罵聲通過互聯網一齊向他湧來，甚至他身邊的一些朋友和同事也批評他“褻瀆了先賢”。而郭燦金卻一臉的無所謂，說“我不怕人罵，挨罵，我早就習慣了”。“一不小心下了個蛋，現在人人都想來看看這隻下蛋的母雞”是郭氏的幽默。

    郭先生的史學論著我沒看過，現在也僅僅在網上看了篇《魏徵：哪有什麼勝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確實值得回味。先看看我要發點感慨的摘編吧。

          魏徵：哪有什麼勝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魏徵生於公元580年，卒於公元643年。出身破落貴族。因為家貧，年紀輕輕的魏徵很早就出家做了道士。魏徵親身感受到了離亂之苦，所以他說“自古喪亂未有如隋世者”。“寧為太平犬，不為亂世人”， 對此，魏徵有着深切體會。後來里爾克總結道：“哪有什麼勝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魏徵先後或主動或被動地改變了五次主人：先投舉兵反隋的武陽郡丞元寶藏；後服侍瓦崗寨首領李密；後隨李密降唐效力於李淵；不久因被俘開始效命於另一個義軍首領竇建德；竇兵敗後，投在太子名下。他曾為太子李建成獻出了及早動手除掉李世民的毒計。眼見李世民一天天坐大，魏曾多次建議李建成先行下手，除掉李世民以消後患。只是誰也沒有想到，率先發起斬首行動的居然是李世民。

    辛苦了幾十年，連個穩定的靠山都沒有找到，每一次押寶都押錯了地方，這就是魏徵在遇見李世民之前所有的政治履歷；“出身”就更不用說了。在唐太宗的文臣武將之中，像魏徵這樣一生幾易其主，數跳其槽的人並不多見。我們無法想象魏徵將如何面對世人，面對唐太宗。

　　李世民幹掉李建成後便把魏徵喊來痛罵：“你個垃圾，當年為何明目張胆離間我兄弟情感？”誰知魏徵卻不卑不亢，慷慨自若，他從容說道：“當日皇太子（李建成）若聽從我的勸告，哪會遭逢今日之禍？”在場的所有人都預測，這次魏徵已經走到了生命的盡頭；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面對死不悔改的魏徵，唐太宗居然“為之斂容，厚加禮異，擢拜諫議大夫。數引之臥內，訪以政術”。

　　魏徵的回答看似狂傲、扯淡，實際上卻是當時情景之下他的唯一活路。如果他乞活，唐太宗定將他殺掉。於是，他反其道而行之，大肆標榜自己的先見之明，同時又巧妙地道出了李建成的不聽良言，自己懷才不遇的基本事實，而這一切又都是為了襯托李世民的偉大，李世民勝利的必然。因此，在關鍵時候，魏徵以自己的才華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同時更贏得了李世民的青睞。

　　這是最令人動容的一個歷史場景，在這裡，我們看到了魏徵作為一個縱橫家的本色。”

　　什麼是“縱橫之說”？縱橫家的特點就是，從來不抱持一種主張或觀點，而是根據實際定其取捨，故忽而用儒，忽而用道，忽而儒道合用。構成了所謂的可縱可橫，亦縱亦橫的局面。因此，縱橫家以長於遊說權謀著稱。縱橫家往往“無特操”，隨時可能改變觀點，所以縱橫之術在後世很少為人所稱揚，學者恥言“縱橫”。

　　挺住！除了“挺住”還是“挺住”，才是魏徵能夠成功的所有秘訣。魏徵將挺住發展成為自己的信念和生活信條，堅持了終生，並將之發展成為一種為官藝術。

    魏徵先聲奪人，他充分利用李世民對他剛建立起來的好感，利用自己的縱橫特長，大大方方地和李世民來了個中國人最易誤解的文史常識方面的詞義辨析——“忠臣”與“良臣”的本質差別：能讓自己獲得美名，輔助君主獲得尊貴的聲譽，子孫相傳，福祿無疆的臣子是“良臣”；而自身遭受殺戮之禍，又讓君主背上陷害忠臣的惡名，使“小家”和“大家”都遭受損失，只留下空名的臣子是“忠臣”。這是中國古人最擅長的“正名”。 魏徵以其精到的詞義辨析，給李世民下了個大套——從今天開始，我將正式啟動“縱橫”程序——盡情進諫。因此，我的腦袋隨時有可能搬家。你如果殺我呢，就是讓我成為“忠臣”；你如果不殺我呢，就是讓我成為“良臣”。讓我成“良臣”，咱們雙贏；讓我成“忠臣”，咱們雙輸。魏徵這一定位很可怕，他將自己置於了道德高地之上，從而讓唐太宗處於了守勢。殺兄奪權的李世民如果還想笑着走進歷史，只能老老實實地接受魏徵的“進諫”。

    之後，他更上層樓。魏徵巧妙地說：“陛下導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龍鱗、觸忌諱也？”你看，魏徵的應對總是如此得體！這就是魏徵的縱橫術。

    在李世民的朝堂之上，魏徵以其縱橫術開始了縱橫馳騁。他把整個朝廷變成了自己唱獨角戲的地方。於是，我們看到了一個成功的“持不同政見者”的形象：后妃越禮，他犯顏直諫；太子越禮，他犯顏直諫；皇上想去泰山封禪，他依然犯顏直諫……“直諫”成了魏徵生存的武器，成了邀寵的法寶，以至於李世民有一天就曾情不自禁地說：“人言魏徵舉動疏慢，我但覺其嫵媚。”魏徵終於以其“縱橫之術”贏得了巨大的成功。李世民總結說，魏徵“所諫前後二百餘事，皆稱朕意。非卿忠誠奉國，何能若是”。玄武門之變後，才開始效忠唐太宗的魏徵，終於達到了事業的巔峰。

郭燦金的點評：

　　唐太宗與魏徵之間的關係，長期以來都被視為一種理想而經典的君臣關係——臣子竭誠進諫，皇上虛心接納。然而，在很大程度上，這是當事雙方小心翼翼製造出來的假象。其實所謂的君臣一體從來都是幻想。君臣之間的關係充其量只是老闆與雇員的關係，是駕馭與被駕馭的關係。因此，二者之間的平衡就顯得異常重要。這種平衡既有力量方面的平衡，也有智力方面的平衡。

　　君臣之間的平衡被打破之時，中國歷史上的好戲就該上演了：當君主一方的力量占據主動之時，比干的心肝就被掏出來了；當臣下的力量占據主動之時，漢獻帝就被曹操所挾“以令諸侯”了。而當二者暫時處於平衡之時，忠良之臣就被批量生產出來了——譬如李世民的盛唐時代。但一部中國歷史，不平衡的時候居多，所以，打開史書，後人隨時可以見到禮崩樂壞的場景。

　　因此，儘管有太多不足與外人道的隱情，唐太宗與魏徵之間的關係仍然顯得難能可貴。二者相互塑造，使得君成了明君，臣成了良臣，為萬惡的封建專制抹上了一絲“民主”的斷霞散彩，為盛唐之盛提供了最有說服力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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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中國的封建制度的起始和結束，現在在學術界有爭議。所以我看點評中郭先生最後一句中“萬惡的封建專制”這幾個字是否去掉“封建”二字；然而 “萬惡”二字又有些極端，專制制度既然在中國歷史中幾乎貫穿，是個客觀存在，就不要用形容詞了吧。客觀評述歷史就不要參雜個人主觀情感。

    郭燦金對魏徵的評價乍一看有點“損”，說他是個“縱橫家”；也就是“從來不抱持一種主張或觀點，而是根據實際定其取捨”；“以長於遊說權謀著稱”。細想一下，魏徵是個臣子，而且是諫議大夫，就是要為主子唐太宗李世民的利益出謀劃策的。他怎能還擺出一幅儒者的態度做謙謙君子，滿口仁義道德呢？當然，更不能溜須拍馬之能事，做和珅（僅僅假設比喻一下，他們是不時同時代的人）；那還叫什麼諫議大夫？既然是為了李世民建立的這個王朝的根本利益，很多事情就不能由着唐太宗的好惡和個人感情行事。魏徵“把整個朝廷變成了自己唱獨角戲的地方。於是，我們看到了一個成功的‘持不同政見者’的形象”。注意，他不是制度上的不同政見者，而是針對具體方針政策。

    看郭先生評說魏徵，本人有點感慨；這當然是因為薄熙來事件。我本人對中國大陸的專制制度是不認同的；但不能因為否定專制制度就不客觀評價薄熙來。薄熙來在他在台上的時候當然不是什麼“諫議大夫”的角色，然而他是個積極肯干工作的人，特別是在重慶主政期間。他本人有沒有在實際工作中反對中共的專制？沒有。他內心深處有沒有呢？不知道。我的印象中，他是極力維護這種專制統治的。不過在重慶，他的具體做法有別出心裁之處，那就是“分蛋糕”－－蛋糕分好了再做大。這應該是針對現在社會分配不公而言的；但他的“分蛋糕”並不是通過制度的根本改變來進行；顯然其目的還是為了穩定中共的專制統治。

    如果我的分析合乎邏輯，那薄是真正為了中共的專制統治全力工作的嘛。結果他卻成了法庭上的“刑事犯”。他在黨內的反對者聯合起來整治他，因為他“想分裂黨，想篡黨奪權”。就這點來說，這個專制政權的執政者們是在自掘墳墓。這同時也證明了中國專制制度與西方民主制度相比下的落後性。設想一下，如果唐朝的每個皇帝都如李世民一樣的開明，且代代都有魏徵式的臣子出現；而且各級官吏都是如此，那盛唐的局面恐怕真要千秋萬代了呢。不幸，中國歷史上歷代專制大王朝都或遲或早的因腐敗消亡崩潰了。每個王朝都有和珅出現，大量的出現。他們是腐蝕王朝肌體的蛀蟲。而魏徵式的人物本來就少，在王朝日益沒落之時就更無出頭之日。必然的。專制的土壤只能讓腐敗越來越猖獗。

    在西方民主制度下，薄熙來的命運是什麼呢？除非他真的有刑事犯罪，他絕對不會“政治問題刑事化處理”而被押上法庭。西方政黨內同樣是自由競爭機制，您有本事就層層上位，大展個人政治抱負。您聽說過美國的民主黨或共和黨冒出個優秀的年輕政客，他的同黨就說他“企圖篡黨”的嗎？嘿嘿，制度不同嘛。

    儘管薄熙來在台上的所作所為是為了“黨的利益”，為了我並不認同的專制制度，我仍要為他鳴冤叫屈。就我現在所看到的一切和一般的邏輯推理，他要成為“刑事犯”可真難。法庭上公訴人對他起訴的三宗罪都很牽強，缺乏物證，證據都來自在押犯的口供。當然，中共專制制度下公檢法是一家，無論如何也不會有對薄熙來的公正審判。現在中共領導集團不要說納諫，連賣力為這個制度幹活的高官都容不下。

    郭先生的這篇史評也讓我想到毛澤東。想一想成為“人民大救星”後，他比李世民在納諫上可是天壤之別。1957年他老人家號召“大鳴大放”了一陣，當天真的知識分子針對性地進諫時，老毛就繃不住勁了。他突然翻臉，說自己搞的是“陽謀”，是“引蛇出洞”。這還談得上接納真誠的進諫嗎？當時的“反右”鋪天蓋地，幾十萬知識分子都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原來，老毛說“大鳴大放”是暗示人們“歌功頌德”。老毛這個“開國皇帝”做不到真誠納諫，以後中共的政治就越發地步入黑暗。到現在簡直黑得伸手不見五指。這就是為什麼會有“審判”薄熙來的鬧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