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印度模式优于中国模式

没有证据表明印度的民主制度对其增长造成伤害。恰恰相反，印度今天的民主制度尽管有很多缺陷，但较之于上个世纪60和70年代，今天印度的政治体制更加自由、更加透明。很多中国人和西方观察家忽略了下面这个事实，即“印度式增长”的年代也是印度政治体制最威权的年代。

作者：黄亚生

印度GDP与个人收入增长并不脱节

在2003年我和我当时在哈佛的印度同事提出“印度能否赶超中国”这一命题时，中国的媒体、学界和政界可以说对印度毫无兴趣。中国人那时对印度的知 识还停留在《大篷车》的水平。我记得我多次向中国几个有名的商学院建议它们应该组织学生到印度去交流和访问，要重视这个国家，得到的反应经常是有礼貌的冷 淡或者是热情的拒绝。

但中印发展的讨论这一两年来变成了一个热门题目。我想这里有几个原因。第一是印度的经济表现。在金融危机中，印度在经济上基本没有大规模的刺激措 施。从财政的刺激上讲，印度是非常小的。印度的第一轮政府经济刺激是40亿美元，另外还有减税政策。印度的第二轮政府经济刺激也很小而且主要还是减税。相 比我们的4万亿，可以说微不足道。另外印度早在2009年11月已经宣布结束经济刺激措施，它完全独立的中央银行已经开始加息要防止通货膨胀出现。

印度的G D P增长是7%，世行预测印度到2011年增长会加速到9%。在没有政府大规模投入情况下，增长可以达到7%，说明这个国家的私营企业非常有活力。印度的经 济很明显是靠私营企业，而且它的增长是靠内需(内需主要是家庭消费而不是投资，更不是政府投资)。世行研究表明印度是所有主要的国家里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小 的国家。

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在中国经济增长的漂亮数据下投资者和学者总是有一些疑问。印度的优点是它非常透明。它的缺点都摆在那，你可以尽收眼底。一个国家如 果对自己的缺点坦然处之，当它公布自己的成就时就不会有人去怀疑。我在M IT有一门中印比较的课，教了5年，每年都有人质疑中国经济的统计数字。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质疑过印度的统计数字。当中国经济增长时，对中国数据的不 信任没有太大关系，然而一旦中国经济出现风波，那时我们就知道一个国家的透明性和可信性会有多么重要。

第三个原因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中国经济增长到底能给中国老百姓带来多少福祉。中国的改革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1993年左 右。那个阶段的经济增长给中国老百姓带来巨大的福祉，减贫和农村的改革主要是在那个阶段完成的。中国那个阶段的经济增长从数量和质量上来讲远远超过印度现 在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那是中国真正的经济奇迹。第二个阶段是从1993年以后中国走上了一条重投资轻消费，重政府税收和企业盈利轻家庭和个人收入的道 路。我认为印度体制的优势是和自1993年以后“北京共识”的中国模式相比越来越变得明显。

“北京共识”的中国模式和印度模式最大的差别是个人收入。2010年2月9日《环球时报》有一篇报道称：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咨询机构ECA国际在 45个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印度人的工资增长将是最高的，公司预计年工资增长为12%，考虑到通货膨胀，他们实际的工资增长是7%。如果考虑到这个因 素，我国在工资方面与印度的差距可能更大，因为相当一部分工资不得不承担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提供不足的空缺，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我们 的工资不顶花，因为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

我从来反对那种不增加人民福祉的G D P增长。对于富士康12跳的工人来讲，你G D P再快外资再多外汇储备再大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印度也有很多问题，但它的政治经济体制决定了它的G D P增长和个人收入总的来说是同步的。而在中国，据统计，劳动报酬在1983年占中国G D P的57%，2005年降到37%，此后一直停留在这个水平。这种G D P增长和个人收入脱节在印度是不会发生的。

我在这篇文章里着重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被公认为是中国相对于印度的一个巨大优势。但这个基础设施的优势是不是就是中国经 济发展的优势？很多中国的学者，官员和企业家都这样认为。我很习惯我的少数派的地位———我认为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如果经济发展来源于建设基础设施的能力 的话，那么过去400年统治世界经济的不应该是西方人而应该是埃及人和中国人。埃及人可以建金字塔，古代中国人可以建长城和挖运河，但这些建设基础设施能 力带来了什么经济优势？

第二个问题是印度的政治体制到底和它的经济发展是什么关系。国内普遍的看法是印度的民主制度阻碍了它的经济发展。我再一次不同意这种观点。证据表明正好相反：印度最不民主的阶段是它发展最差的，而它最民主的阶段是它发展最好的。

铁公鸡经济学

许多中国学者和官员相信，较之于印度，中国的巨大的优势是它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中国政府快速进行基建以及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的能力。

我认为这种铁公鸡经济学的观点在10年前可能还有一定的道理。在今天它则是最有害的经济观点之一，因为这种观点从理论上支持了投资膨胀和一系列非常有害的举措(比如强拆)。投资膨胀正在威胁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与许多其他有害的经济观点一样，这种观点在事实层面上也是错误的。那种相信中国成功应归功于基础建投资和FD I的观点，源自于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观察。但是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宽到80年代，得到的就是完全不同的一幅图景。在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十分有活 力，人口加权后的家庭人均收入增长速度远远高于90年代。在80年代，中国几乎没有吸引多少FDI。最高只有30亿美元，在当时中国总投资额中微不足道。 尽管中印两国的增长率在最近几年已经趋近，但毫无疑问，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是远超过印度的，也就是说在中国经济表现最强劲的年代恰恰是中国依赖外资最 少的年代。

在80年代，中国基础设施其实是落后于印度的。在1989年，印度的公路通车里程是140万公里，而中国只有86.2万公里，印度的铁路交通也更为 发达。在1975年，尽管面积比中国小，但是印度拥有6万公里的铁路，中国只有4.6万公里。到了1995年，中国的铁路仍然比印度的短。一个衡量铁路系 统“质量”的指标是电气化铁路的里程数，在这一方面，印度也是超过中国的。1989年，印度电气化铁路为5345公里，中国只有1700公里。80年代中 国在基建上的落后并没有阻碍中国在那10年中取得远远超过印度的增长成绩。

将中国的经济成功归结于FD I和基建投资是因果倒置。对中国经济发展更符合事实的描述应该是这样的：首先中国有了经济增长，因为中国有了经济增长，然后才有了后来的FD I和基建投资的增长。经济增长是原因，FD I和基建设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现在，印度正在复制真实的中国奇迹。一旦它的经济在高速增长的轨道上运行一段时间，FD I就会进入这个国家，无论它的基建状况是怎样的不尽如人意。而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源将被随后用于提升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印度正在吸引着巨大的FD I。其FD I流入已经从6年或7年前的60亿美元增长到今天的300亿美元。尽管没有达到中国的速度，但是印度的基建设施也有很大提高。像中印这样的穷国必须非常明 智地进行资本配置，我认为印度政府的投资重点应该是它的基础教育和卫生服务，而不是修建机场和高速公路。只要印度能将增长率保持在6%到7%，它就会有足 够的资源为机场和高速公路建设进行自我融资。对于穷国来说，借助未来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资源为代价高昂的基建融资，要远远比向广大贫穷的老百姓征税更为有 效率和更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