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拉·特雷赫的实验室简直不像一个心理学研究机构：地板上散落着洋娃娃、小人书，天花板上悬吊着玩具汽车，墙上还挂着色彩鲜艳的张贴画。在这里，研究人员通过对婴儿大脑的研究，探寻音乐的生物性起源。

　　在过去的25年中，有成千上万的小宝贝在这座位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实验室参与研究。离开这里的时候，每个小宝宝获得了一份证书，以感谢他对“促进科学发展和对儿童发
育的了解”所做出的贡献。在这里，特雷赫让父母唱摇篮曲给宝宝听，然后观察宝宝对这些音乐的反应。结合对摇篮曲的历史以及全球各地的摇篮曲的研究分析，她发现母亲哼唱的摇篮曲可以抑制婴儿体内制造紧张情绪的荷尔蒙的分泌，而且宝宝对这些摇篮曲有着天生的喜好。

　　有些研究人员认为，小宝宝从出生就已经开始学习西方音乐中的音符。但特雷赫的实验结果对这一假定提出了质疑：他按照非西方传统的音阶反复演奏固定的音乐旋律，当突然出现一个不规则音符时，参加实验的小宝贝也能够立即觉察得到，甚至比成年人还要敏感。特雷赫认为，婴儿的这种能力具有一定的生物学基础。

　　如果对音乐的欣赏是人的一种本能，那么音乐是否具有促进婴儿成长发育的功效呢？它是否和人的语言能力、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一样，促进了人类的生存能力？或者仅仅如麻省理工学院的史蒂文·平克所说，音乐只不过是听觉的调味品，而非人类进化所必需的？这些问题在进化生物学家、心理学家和神经学家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为什么音乐传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传遍了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为什么音乐被用来激励军队士气、赞美上帝、悼念死者？查尔斯·达尔文认为音乐有帮助人类寻找伴侣的作用。在1871年出版的《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一书中，他认为早期的男人和女人，不能用语言表示他们的爱意，只有像鸟类一样，“用音符和节奏来吸引对方的注意”。但这一假设缺乏证据支持。

　　伦敦大学的进化心理学家杰弗里·米勒研究了成千上万的爵士乐、摇滚乐和古典音乐专辑。他以性别和年龄作为归类标准，结果发现在每一类型的音乐中，男性的作品数量是女性的十倍；音乐家的作品数量在三十岁左右达到高峰，正好接近他们的生育高峰期。“优秀的音乐家，特别是歌唱家，具有相当的性吸引力。”米勒说：“成功的男性音乐家往往性伴侣较多，所以后代也多——音乐基因就这样一代代地遗传。”

　　特雷赫对此持否定态度。她说，没有证据表明，女性的音乐细胞比男性要少；在不同的文化中，都是女性在唱摇篮曲给宝宝听；而且有天赋的音乐家也不见得就一定子孙满堂。

　　日本奈良教育大学的进化心理学家福井一则认为，音乐减少了人的性行为次数。在一项研究中，福井招来三十五名男生和三十五名女生，在让他们听了半个小时的各种类型音乐后，发现男性的睾丸激素水平下降了，而女性的睾丸激素水平则上升了。如果在沉默的环境中，两性体内的睾丸激素水平则没有任何变化。

　　福井认为在人类社会早期，人类不得不找到一种减缓性压力的方法。“我们可以假设他们找到的方法就是音乐。”他说。如果音乐减少了男性体内的睾丸激素水平，他们的性活动则减少。如果女性体内的睾丸激素水平上升了，则使她们更具进攻性，而减少了社会交际。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性活动减少了，性压力减少了。“国歌、劳动号子、聚会音乐和军乐都有同样的功效。”福井说：“音乐消除恐惧、释放压力、促进了人们的团结。音乐感动人类，使人着迷，麻痹了我们的逻辑思考能力。也许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音乐的欣赏者，殊不知，我们并不是操纵木偶的人，而是被音乐操纵的木偶。”

　　音乐的确可以缓解压力。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米德维尔市的身心健康中心的神经学家拜里·庇特曼，把二十个人分成了两组。其中一组十个人跟着音乐节拍器打一个小时的手鼓，之后，庇特曼对他们进行抽血化验，发现他们血液中专门杀死癌细胞和病毒的免疫细胞数量提高了。而另外进行默读的一组则没有发生这一现象。

　　庇特曼发现敲鼓的那一组成员的大脑中皮质醇的产生减少了，这是一种由肾上腺分泌出的一种制造压力的荷尔蒙。皮质醇的减少和免疫系统反应的提高促进了人体的抗感染能力。“我不是说我找到了治疗癌症的办法，”庇特曼说，“我的意思是我们对于一种令人愉悦、减轻压力的方法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这种方法使我们体内产生了一种正面的生理反应。”

　　麻省理工大学的史蒂文·平克对此则持不同看法。“大家说音乐是一种适应性的改变，但却混淆了‘适应性改变’这个词在日常生活中的意思和生物学上的意思。这个词的日常意思是有益于我们的健康的改变；而生物学上指的是提高繁殖率以增加生存概率的改变。”他说，“仅仅发现什么东西与人类的生育繁殖有关联远不够说明这是适应性的改变。穿名牌西服、驾驶保时捷汽车都有助于你找到性伴侣，但这并不是一种适应性改变。只有在你找到证据，某种特质导致了一个适应性的结果的时候，才能说是一种适应性的改变。”

　　比如说，为了证明人类有两只眼睛具有适应性，你必须运用几何学证明双眼可以提供立体视觉效果、为我们提供深度的感知效果。但有人可能会说，动物的感知性能应该比人更敏锐，比如摆脱捕猎者的追踪、寻找伴侣。指出吉他演奏家在性方面成功，或者说音乐有助于社会团结是不够的，应该说明的是为什么音乐会带来性的吸引力以及提高人的社会性。如果音乐具有性吸引力，为什么小孩子和老人也喜欢音乐？如果音乐具有社会性，为什么人们喜欢独自一人听音乐？

　　平克说，我们从音乐中所获得的快感，与适应性改变无关。音乐中的歌词和节奏利用了我们的语言嗜好。而旋律，仅仅是因为与我们表达感情的声音，它类似于叹气声、笑声、哭声，与激流、鸟鸣等大自然的声音相近。平克说：“大脑必须对听觉系统所捕捉到的任何声音马上做出反应。在树叶的沙沙声和其他的人声中很难区分动物的叫声，但音乐可以对你的大脑加以人工刺激，让其很快辨别出不同的声音。”

　　预料之中的是，平克的观点受到了指责。最近在纽约洛克菲勒大学举行的音乐的生物基础研讨会上，发言者一个接一个对平克的新书《大脑如何工作》提出批评。特雷赫说，音乐使我们更易生存的证据却随处可见。“当你发现有一样东西在任何文化中、任何历史时期中都存在的时候，你会发出疑问：为什么？仅仅是巧合吗？如果是巧合的话，为什么这一巧合在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呢？”

　　即使音乐不是植根于进化过程，音乐所具备的治疗和鼓舞人的精神的神奇功效使其与其他的艺术形式区别开来。神经学家奥立佛·萨克斯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变得沉默寡言的尼采在饱受了精神错乱和晚期梅毒的折磨很长一段时间后，依旧能进行即兴的钢琴表演。

　　位于纽约布朗克斯区的贝思·亚伯拉罕康复中心是音乐及神经功能研究所的所在地。在这里，音乐治疗学家大卫·兰姆塞对那些因大脑受到损害而失去说话能力的病人进行一周两次的治疗。他发现虽然他们不能说话，却可以唱歌。

　　67岁的波莎左脑曾受到一次打击，之后几乎瘫痪。她的病友、50多岁的基思原是一名大学教授，基思说话含糊不清，他也是左脑受过伤。但当兰姆塞拿起吉他时，基思和波莎就能跟着一起唱。一开始，他们的声音还有些颤抖，但是越唱越有力。“你好啊！”很快，他们唱起了熟悉的旋律。“美好的早晨啊！美好的一天！”

　　这实在很难想象，不久前还不能说话的男女，现在却可以开口唱歌。音乐起到了语言所不能起到的作用。纽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的神经学家雷纳托·洛森塔尔说，“音乐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我也不知道。”

　　洛森塔尔计划利用核磁共振来研究这些病人的脑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他认为，有可能是大脑中健康的区域修复了受伤的区域，使病人可以歌唱。但他认为对于音乐，还有很多未解之谜。甚至平克也不得不承认：“音乐中有太多的谜，我们不能骗我们自己，认为我们已经对音乐有了许多的了解。任何匆忙的研究结论都是不可接受的。”(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