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缘起：作曲家王西麟的名字，我是在２００１年２月听说的。那时《中国底层访谈录》刚出，在北京开书评会，因此认识了前来弹唱助兴的梁和平、赵莉、何勇等人。由于梁和平的生动刻画，王西麟三个字在脑子里扎下了根。

　　老梁是这样说的——

　　官方也知道王西麟在海内外的影响，北京市文化局９７年就与他签了合同，按其中规定，两年后筹钱推出他的系列交响乐演奏会。可好不容易熬到了３年半以后的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５日上午，官方却突然下达了‘取消音乐会’的通知。这时候，排练已进行一个多星期，瑞典的首席小提琴家Ｉｇｅｄｕｓｓ正飞抵北京，也就是说，好不容易筹来的钱已花出去一大把。

　　气焰嚣张的老王顿时六神无主，象一头悲愤的熊瞎子扑入我家门，老远就连叫：“坏了坏了，和平，坏了！”我给他倒水，请他坐下，他偏要站着讲。原来是上月２４日闯的祸，那是音乐会排练的第一天。早上九点，指挥谭利华为了表达对作曲家的敬意，就即兴请衣冠楚楚的老王对北交几十号演奏员讲几句话。老王稍示客套，就登台以洪亮的嗓门向音乐大厅宣告：“２０世纪过去了，２０世纪发生了许多大事，有两次世界大战，科技伟大的进步。但我认为，在人类发展史上，２０世纪最大的事情就是——共产主义被人类苦苦追求，最后又被无情地抛弃！”

　　一言即出，万马齐喑，可我们的老王还在彬彬有礼地向发呆的大伙鞠躬呢。我埋怨他一大把年纪还管不住嘴，把最好的机会给葬送了：“您的交响乐何时才能让更多的国人听到！”

　　于是老王开始小孩一般检讨，什么“熬夜创作，头痛难忍”啦；“有人告密”啦。“可关键的关键，”他突然一脸严肃道，“我忘了在最后补上一句‘中国除外’！”

　　…………

　　２００４年大年初四，我终于在梁和平家中听到３年前被禁演的《第四交响乐》，又名《世纪悲情》，以及《黑衣人》《铸剑》等作品，还聆听了王西麟声震屋瓦的民歌个唱和即兴演讲，身心为之倾倒。

　　于是在芦苇、梁和平等心热者的极力怂恿下，我果真在２００４年１月３１日下午至２月１１日（星期三），六入王西麟偏僻、狭窄的家进行采访。此前，在饭馆里喝过一次酒，也算非正式摸底访问。

　　王西麟今年６７岁，性若赤子，喜怒无常态。他在对话中频频泪下，继而弹琴示唱时过境迁的曲子，以刺激几近淡漠的记忆。他自揭伤疤，坦承了在社教运动中的“告密行径”，并深表忏悔。这种毁容的勇气，在几代知识分子中都是罕见的。但我要说，正由于此，才有了王西麟晚期堪称“声音证词”的交响乐。

　　老威：说起来很惭愧，我与同时代的绝大多数文人一样，长期对本土的交响乐只略知皮毛。小时候，经常在革命故事影片的末尾，看到“中央交响乐团，指挥：李德伦”的字幕；二十几岁做诗人，为了凑寻根文学的热闹，也听过瞿小松、谭盾和郭文景；可印象最深的还是《黄河大合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之类，有意无意听过上百遍，耳朵都起茧子了。至于您，不好意思，我在上前年才晓得名字——经过梁和平和余杰的嘴巴。梁和平说：“王西麟是中国唯一把握了交响乐灵魂的大师。”将我骇了一跳。

　　王西麟：你应该听，必须听交响乐！你应该听，必须听肖斯塔科维奇！潘德列斯基！拉赫玛尼诺夫！柴可夫斯基！多么伟大的音乐，多么深沉的痛苦！中国思想文化界却没有耳朵，不听，不懂，这真是最大的缺憾！

　　老威：我听过拉赫玛尼诺夫——那希那希那索法索咪……沉郁的曲调，铁锤一般缓慢起落的波涛，您的《第四交响乐》有伏尔加河的影子。本来我当时就该听，可惜，一直拖到三年后的前几天，我才在梁和平家里听到了。

　　王西麟：怎么样？

　　老威：非常厉害，令人瞠目结舌！后来又把您的碟子拿回去与芦苇一起再听，渐渐觉得您的音乐完全在演绎你的经历，是一部特殊的个人证词。

　　王西麟：太对了，我的音乐没有柔情，没有布尔乔亚，它是一个漆黑一团的大湖，什么都从周围朝里面灌，眼泪、血、泥巴、叹息、惨叫，都朝里面灌，你说它能不重不深么？生存或者死亡，哈姆雷特说过，这是一切伟大艺术的源头，其次才是爱和恨。可许多娘娘腔的艺术家说，爱就是一切，有了爱就有了一切。放他娘的狗臭屁，当你活都活不了，哪来的爱？六四开枪，死伤那么多人，你说一千句爱也顶不回一颗子弹。动物也会爱，猩猩，大象，甚至狗，都会母爱和性爱，您能说他们的叫声是音乐、画或者诗？

　　老威：我从《第四交响乐》中听出一种乡下的哭腔。

　　王西麟：那是我６０年代发配到山西雁北地区搜集到的一种哭坟的调子，以后又把上党梆子融进了这种悲调，我在第三、第四里也用了，原调是“可怜我那兄弟呀”！年轻的女声，背后配有原始的唢呐。到了第四，哭腔延长了，整整９分钟，眼泪模糊成一片灰濛濛的河流，翻滚的脑袋，没有脸，没有耳朵，看不见任何表情，只有９分钟无尽的泪！八把大贝斯，一直低下去，不能再低了，沉得不能再沉了。这是什么？这就是地方戏和民歌。几千年就这么一段，一首歌儿，哎呀呀，这三个字，人类几千年也没变。可突然之间，大鼓，哐噹哐噹，砸下去！把贝斯声带出的泪全砸掉！政治，老毛，运动的绞肉机咔咔响，您被抛进黑屋里，双眼蒙布，喳喳、巴巴、剥剥、各各，这些老鼠般的声音，议论，告密，怒斥，揭发，咆哮，打倒！用脚往死踹！鞭子抽，啪啪，打得你无路可逃！吐唾沫，呸呸！你的脸粘满浓痰，埋下脑袋，头发里全是浓痰。来不及擦，呸呸！通通！拳头又来了，揍你的有男人，也有漂亮姑娘，昨天还做你的学生，今天脸蛋就叫革命运动搞扭曲了，满口脏话。哗啦！最会打人的是一拳捅在软肋上，半天喘不过气，遍地花！

　　数不清的脚踢你，暗箭把你射成刺猬了，朋友的，学生的，同志们的！你趴在粪坑边，一刹那经历了悲剧、喜剧、丑剧、神剧、肥皂剧！垮了，尊严垮了，我就写屁股颂……

　　老威：你的音乐是控诉？

　　王西麟：不仅是控诉，还要复仇，象《黑衣人》，一个不放过。

　　老威：在想象里？

　　王西麟：在精神上。记得有一部苏联电影，“解冻”后拍的，一个孩子问在斯大林时期当过狱警的爸爸：“您在集中营时，从背后向犯人开过枪吗？”爸爸避而不答，孩子就再三再四地扭住问，最后这个爸爸受不了了，就跳楼自杀了。还有《悲惨世界》里的沙威警长，忠于职守，不愧为专制政权的一条好狗，结局也是受不了而跳河。而中国呢？中华民族呢？这些人在街上，在饭馆里，在小轿车内，他们或许整过人，告过密，为了往上爬，把别人踩得死去活来。那些杀张志新的人，杀遇罗克的人，如今却活得理直气壮，没有孩子站出来问他们过去干了什么？整过谁？乌纱帽和钱袋沾没沾血？这些住洋房，开洋车，功成名就的好父亲呀，想到过忏悔吗？象托尔斯泰在《复活》里写的……

　　老威：那您是怎么“复活”的？王老师，我们从头说起好吗？

　　王西麟：我１９４９年就参军了，从１２岁到２０岁，一直生活在革命军队温暖的大家庭里，受大同志无微不至的爱护。我对共产党的感情本来根深蒂固，因为我的音乐基础是部队打下的，组织上见我是棵好苗，就把我从西北军区调出来，送到北京，进中央军委军乐指挥专科学校的教师预备学校，直到考上贺绿汀任院长的上海音乐学院，才算离开部队。

　　老威：一帆风顺嘛。

　　王西麟：５７年进高校，我依旧不脱黄军装，并积极投入反右运动，很快就当选为学生会和共青团的干部，还代表上音参加上海市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大会。我鄙视白专道路，仗着身体壮，力气大，将音乐大学当作劳动大学，挖河泥，挑担子，垒炉子，炼钢铁，什么都一马当先。那是一种着了魔的时代风气，炼钢炉就竖在操场，连宿舍的铁窗子都撬去炼。可以说，我在三年级前，基本没练功课，校内象个大工地，也没音乐气氛。直到６０年下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不搞大跃进了，教学才恢复正常。

　　老威：缺了那么多课，咋办呢？

　　王西麟：我当时有大梦初醒的感觉，因为所谓的白专尖子，几乎都是为了音乐而考进学院的资产阶级，音乐世家出身，转眼之间，人家在国际上比赛得奖，拿奖牌，又成了为国争光的香饽饽，比如洪腾，殷承忠。而我，再怎么紧跟时代，也是土包子，大老粗，被漂亮的公子、小姐们瞧不起。况且，我学医的哥哥精神失常，饿死在兰州，我姐姐当了右派，因不服上诉，升格为现行反革命，我也马上不“根正苗红”了。心里窝火，只好暗下决心学技术，与政治互相疏远。开始是独自摸索，听资料，尝试，毕业前的一年，碰见留过苏的瞿维，对我悉心传授，专业进步，成绩一下子就名列前茅。

　　老威：据说你创作了《四重奏》？

　　王西麟：当时没有作曲的主科老师，我学习的主要途径是上音图书馆，我分期分批，大约啃了３０多部四重奏文献，比如米雅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格里格，菲里宾科等。作了大量笔记，积累了较多手段。于是在１９６１年暑假，悄悄躲进琴房，开始潜心作曲了。挥汗如雨４０多天，我到底完成了三乐章２５分钟的《四重奏》，并由丁善德院长的小女儿，女子四重奏组的丁芷诺安排了排练并逐段录音，这在校内有了影响。

　　老威：可谓三年寒窗，一举成名吧。

　　王西麟：作为学生和学校，这都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在毕业鉴定会上，我却成了反面角色，遭到同学们的一致批制。正如我几年前鄙视白专，反击右派那样，大伙指出：“王西麟辜负了党的培养，一心走白专道路，已滑到危险边缘。”特别是过去同为积极分子的学生干部Ｚ君，竟拍着桌子斥责：“你快成为右派了！”骇了我一大跳。

　　老威：您果然从左滑右了？

　　王西麟：没有，只能算从不务正业里摆脱了出来，懂得了交响乐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而非下乡采风的产物。马克思讲共产主义的基础，是研究了从圈地运动到大工业社会的６００年历史，６００年资本积累，而非老毛号召的１５年超英赶美。交响乐和民歌的差别，是数百年文化和历史上的，而非阶级歧视。挑着粪桶，砍着树，赶着牛车能奔共产主义吗？当然，那是一个在村里打转的农民共产主义。

　　老威：您思想这么超前？

　　王西麟：几十年后才认识提高，成为右了；而当时，不过年少气盛，觉得受了压制。毕业分配到中央广播乐团，“天之骄子”的心态又复萌，觉得自己所学的与广播民族乐团不配套。我以不熟悉民乐为由，在招待所赖着，不服从组织调遣去“民族乐团”，僵持了半个月，领导只好仍然改派我去“管弦乐团”。

　　老威：有啥不一样么？

　　王西麟：离群众文化远一点，就离交响乐近一点。我为了进管弦乐团，要尽快完成我的第一交响乐，使用钢琴创作是理所当然，可领导为了刹我的傲气，根本不予理睬。有一次，我偶然发现有一台旧琴堆放在杂屋间，一时冲动，就招呼了几位年轻人，合力将这废弃的琴请出来，准备搬到我的工作室，修理一番后使用。不料轰隆轰隆刚推到走廊中途，就惊动了一位芝麻官员，他挺身拦住：“领导批准了吗？”我答没有，钢琴又被惊天动地的推回原处。这一来，我给团里的印象糟透了，并为此被遣送至号称“１３号基地”的中央广播局发射场劳动反省一个月。

　　１９６２年秋，老毛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紧接着，以“城市五反，农村四清”为宗旨的社教运动开始了。同历次运动一样，先在中央一级机关试点。１９６３年秋，中央广播局召开动员大会，公开号召群众批评领导，叫作“领导干部下楼洗澡”。

　　老威：据说这“洗澡”典故也源于老毛。臭名昭著的延安“抢救”运动误杀误关了许多国统区投奔革命的功臣，闹得人人自危，鸡犬不宁，连军心也动摇了。老毛见这样下去，江山有可能坐不成，于是紧急叫停，斥责了特务头子康生。而自己也亲自跑到３５９旅，向被整得奄奄一息的人们行军礼。并且说，同志们不原谅，我的手就不放下来。他还说，我是来下楼洗澡的，同志们把水烧烫点，千万莫客气。这流氓天子如此发话，臣民们当然得热泪盈眶，掌声如雷了。

　　王西麟：这种政治套路５７年也用，叫引蛇出洞，然后一棍打昏。在社教中，中央文件大约是这么说的：平时高高在上的干部，现在要主动到群众中，接受批评，把思想里的脏东西洗掉。如果主动，虚心呢，就洗“温水澡”；如果不主动，甚至抵触，就洗热水或烫水澡，让他在大批判中受点精神烫伤。这种钓你上钩的诱饵，中国人民在１９５７年见多了，就成耳边风。在一次次动员会上，女同志们都麻木不仁地织毛衣，只有我这种血气方刚的傻瓜才心潮起伏呢。

　　终于，我在小组讨论中跳了出来。其实我的初衷同众多右派一样，是要推动乐团工作，让自己的音乐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一句行话即“为国为民，助党整风”。

　　当时上面提倡“民族化、群众化﹑广播电视化”的三化方针，对此，我首先宣读了毛主席１９４０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著名阐述：“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借鉴一切外国的和古代的优秀文化……”然后借题发挥：“民族化与这一论述不吻合，交响乐也无法群众化，而广播电视化根本就文理不通，与芭蕾舞团提芭蕾化，木偶剧团提木偶化一样可笑。”我强调说：“三化方针等于是无思想内容，无思想前提，无思想方向的三无方针。”

　　开始我还挺注意语言分寸，渐渐，我的神经兴奋起来，口若悬河两个多小时。“业务不过关，就改吃政治饭，凭什么管人？”我当时就这么说。我还提到由周恩来亲自安排来工作的印尼华侨林克昌四兄弟受排挤的情况，人家毕业于巴黎音乐学院，是著名的指挥家和小提琴家，却几乎在Ｌ副团长的手下呆不下去了。

　　还说了些什么记不住了，总之，我是在领导再三动员下才帮助他们洗澡的。筒子楼里挤满了人，Ｌ副团长和几个干部亲自赶过来做记录，我却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老威：这叫整黑材料，恐怕那个时代出生的三岁小孩都知道。您可真够执着的了。

　　王西麟：就这一根筋的脾气，从当兵、反右、炼钢铁、下乡都冲锋在前，党叫干啥就干啥。和平年代没枪，我就把扁担和锄头当枪，把粪桶、马车当反帝反修的坦克。可后来，交响乐成了我的命，政治上不那么正确了，一根筋就酿成了悲剧。

　　老威：领导找您了？

　　王西麟：好几天，上面没任何动静，但谣言蜂起，传的是以我为首的反党小集团。我心里七上八下，想找人澄清，可同志们纷纷躲避，一个筒子楼，都绕着走。某一天，我在外面碰见首席长笛张海波，就一起上了僻静的馆子，泡了一晚上啤酒。我发愁说：“唉，太没意思了，动员提意见，结果又……”

　　象头上罩着黑布“熬鹰”，上面觉得火候够了，才约我谈话。在去的路上，我已经垮了，如果那时组织上肯原谅，我肯定会嚎啕大哭，感激一辈子。进了办公室，团长坐在那儿，用恨铁不成钢的眼光盯了我好久，然后慈父一般叹口气。说实话，团长是延安干部，有阅历，人不错，还是拉大提琴出身，虽然他目前代表组织，但看样子不想把我一棍子打死。

　　终于，团长说话了，语言委婉：“西麟同志哇，你那两个多小时的发言，可真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你怎么不私下找我谈谈心，作为长辈，我还是可以提醒你哪些话该讲哪些话不该讲嘛。而现在，性质变了哇，你的发言相当于１９５７年右派向党进攻的继续！三化是中央根据全国人民的愿望制定的，乐团不搞三化，难道要按你的方针走？”

　　我听得头皮发麻，泪水在眼眶打转。团长又说：“又红又专的阳关道你不走，偏要白专！眼里无组织，无群众，象公鸡一样傲！先是乱搬钢琴，影响极坏，组织上为了教育你，调你去１３号劳动改造一个月，却不见丝毫成效。你到底吃了那付迷魂药，谁也看不上？唉。”

　　一肚子苦水倒不出来，我好几次要表白，团长都打手势阻止了。只听得他话锋一转道：“虽然你与党闹对立，严重伤害了同志们的无产阶级感情，但只要老实认错，组织仍向你敞开温暖的怀抱。西麟同志哇，你出身于一个国民党官僚家庭，可１２岁参加革命部队后，组织上没有嫌弃你，还培养你学文化，学艺术，批准你入共青团，送你上音乐学院。知道吗？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３０００个农民辛勤劳动５年！而你却反对为党，为政治，为人民群众，为你的衣食父母服务，你的良心真被狗吃了吗？”

　　我顿觉五雷轰顶，无地自容。团长讲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声情并茂地指出：“必须深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成名成家，并发展到反党邪路的思想和阶级根源，争取党和人民的谅解，否则就自取灭亡。”他还低声启发我：“和你一样，我在延安时也犯过错误，两次涂改发票，贪污了一点钱，可通过改造和挽救，又重新被信任，为党工作这么多年。你看见了，我现在不也是很好吗？”

　　人落到这地步，是根稻草也要抓住，因为１９５７年右派们下放和劳改的下场我都目睹了。于是，我痛哭流涕地保证要深刻检讨。

　　接下来的日日夜夜，我用比作曲更强烈十倍的激情“创作”组织上需要的检讨。回顾人生道路，我王西麟自１２岁进部队文工团，学文化和音乐，沐浴在阶级友爱中。每天３０公里以上的急行军，双脚起血泡，是大同志替我挑泡，端热水烫脚；当满身惹满了虱子，是大同志逼我脱下脏衣裤，又烫又洗；行军累得走不动，是大同志抢过背包。以后告别部队考入上音，又在反右运动中冲锋陷阵，下乡下厂积极劳动，曾被评为出席全市代表大会的先进人物……可如今，我忘恩负义，“三千个劳动人民以５年的血汗供养了我”，可我却堕落成思想变质，追求成名成家，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或其他什么主义的浑身发臭的坏蛋。

　　鼻涕、泪水淌了一大堆，我从来还没有以如此恶毒的语言诬蔑、咒骂自己，我诚心诚意地觉得煽自己几百个大嘴巴，不，扣自己几百个屎盆子也不过分。我的精神早就在恐惧中跪下了，天哪，比爹比娘还亲的党！只要你放我一马，不送我去劳改，我愿意舔你的屁股！同那个时代所有的文人一样，争先恐后地写屁颂，屎颂，屁股颂！

　　就这样，我昼夜兼程完成了厚厚一本自我检讨书，双手交给团领导，盼望着能过关。

　　老威：我爸爸是中学教师，在文革的一扫三反运动中，自己交代的罪状多达一百多条，连家庭出身地主，两岁时被长工背过也算一条。

　　王西麟：我可是向党交心啊。在全团１００多号人都参加的共青团扩大会议上，我泪流满面地宣读了两个半小时，地点是１２０多平方米的人称“大播”的大乐队录音排练厅，空间高达２０米，几乎可装火箭了。

　　老威：这是我听到的最大的室内批判现场。

　　王西麟：舞台占全厅的三分之一，有合唱台和坐位架；为了确保录音质量，地板上都铺满了一层隔音的厚橡胶皮。这种地方，无论是搞音乐还是搞政治，回音效果都极好。半年中，我被全团斗争１０多次，每次都在正中的乒乓球台右侧，与左侧的主持人隔台相望。而四周群众围绕，有的还登上排练架，由高处俯视，令我觉得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检讨读到最后，我头昏眼花，嗓子丝丝地窜着火苗，大厅内静得出奇，我还以为大伙被感动了呢。可突然……

　　老威：断电了？

　　王西麟：有人发言了。我定睛一认，原来是来自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国竹笛，本团政治秘书牛君。他的嗓音笛子一般尖而脆，刺得人心惊肉跳：“假检讨！！敲响了阶级斗争的警钟！同志们，要坚定立场，打退漏网大右派王西麟的猖狂进攻……”

　　笛子的高音刚落，广播局党组派来指导斗争的赵政委就定调了：“王西麟的父亲毕业于蒋介石任校长的黄埔军校，曾当过伪县长；姐姐先划右派，后升格为反革命，送新疆劳改；而他本人隐瞒反动家庭出身混入部队后，不思悔改，剥削阶级的世界观和艺术观恶性膨胀，终于发展到跳出来攻击党。同志们，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刚结束，毛主席指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个子矮矮的赵政委身披象征高干级别的黄呢子大衣，语调低缓，却令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不寒而栗：“大家要深刻认识这次斗争的性质，掂量一下自己充当了什么角色……”

　　我如一团臭泥瘫在那儿。“团结起来，打退王西麟的猖狂进攻！”团委书记高呼口号，森林般的拳头举起来，我完蛋了。

　　老威：不是讲好要挽救你吗？怎么转眼之间就升级了？

　　王西麟：我当时２６岁，哪想得透！后来才明白，这完全是政治斗争的需要。老毛在１９６３和１９６４年，发表了两个针对文艺界的批示，批判１７年的“死人专政，洋人专政”，以及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揭开了文革的序幕。而我这种响应号召，帮“下楼领导洗澡”的热血傻瓜，正好被抓了典型，成了大时代下的小小祭品。

　　老威：团长没再找您吗？

　　王西麟：大约两三个月，没任何人敢私下接触我，通知开会，也从门缝塞纸条。其实所谓反动家庭的老底，军队党委在１９５５年的肃反运动中早有正式结论：“１２参军，对家庭历史是逐渐知道的并已交待。参军后工作积极肯干，受其家庭影响不深……”

　　老威：组织上应该很清楚，一个１２岁的小孩怎么懂得隐瞒成份混入革命？

　　王西麟：我也这样辩解过，但团长的回答是：“相信组织是经过了解的。”至于怎么了解，找谁了解，你永远没有权利问。正如一个人永远没有权利看自己的档案袋，里面或许装着互相矛盾的两种材料，要拉拢，就适当透露一点红材料；要弄倒，那就有大量的黑材料。

　　老威：面对一个空气一般无所不在的组织，您只能听天由命。

　　王西麟：如果我当时明白，就像女同志那样开会织毛衣，或者唱唱赞歌。总之，从１９６３年秋天到１９６４年４月的大批判中，我成了全团社教运动的最集中的靶子，以我为首，还挖出了一个反党小集团，其中包括首席长笛张海波，首席圆号陈英南，首席双簧管陈大康，首席贝斯魏宝正，都是一流的技术尖子。

　　老威：是你交待的吗？

　　王西麟：别咬文嚼字了，是我出卖了他们，因为相信党。经过两三个月的批斗，人人都发过言，但组织并不满足这种疲软下去的战果。于是在“第二战役”打响前，团长在同一间办公室再次召见我，他的手势，眼神，包括唉的一声都和从前一样。我是多敏感的小伙子呀，在没人跟自己说一句话的死水潭里憋了近１００天，恶梦不断，神志恍惚，突然有个人，而且是慈父般的领导，用这种温暖的姿态对你，鼻子怎能不发酸呢。

　　团长说：“西麟同志哇，经过这一段的开会学习，你大概深受教育了吧？不要怪同志们态度不好，虚心一点，组织上对这场运动是有数的！你的错误再严重，能比得上末代皇帝溥仪和国民党战犯吗？他们都能改好，你为什么改不好呢？”

　　这话意味着通过考察，组织还是把我当自己人，我的眼泪决堤一般下来了。

　　团长按老套话锋一转：“西麟同志哇，上次你只检讨了个人的问题，现在，组织上希望你扩大一点范围，把你和那几个人的关系也说清楚。至于哪几个人，在这儿我不点名，就看你的态度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组织已经充分地调查过了。你们平常如何议论领导，如何发泄不满，什么‘怀才不遇’啦，说三道四啦，组织都掌握了。你呢，只需要一条一条地列出来，时间、地点，哪些人，我们再与掌握的材料核实，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你要老老实实地负责任。”

　　见我迟疑不决，团长又说：“党不仅要挽救你，还要挽救其他犯过错误的同志。你不要认为对不起谁，因为同志关系也是有阶级性，有原则的！向党靠拢帮助同志，你不要错失良机。运动以后，你们还是好同志，大家都是好同志嘛！”

　　别无选择，就我１０多年的受教育经历，只能相信“态度越好，处理越宽大”的组织承诺。象打了吗啡，接着的几天里，我在病态的亢奋中挖空心思地坦白。我交待了１００多条罪状，全是什么时候我和什么人说过什么，他的反应如何；哪一天，我看见谁跟谁在议论谁；有一次，我想就团里排挤华侨专家的事发言，什么人偷偷踩了我一脚；谁在筒子楼与谁碰见，说“江胡刘柳（四个领导）不调走，乐团搞不好；还有５８年处理的到底是什么人”等等。

　　老威：鸡毛蒜皮。

　　王西麟：很恐怖，问题很巨大！当我在全团大会上一宣读《第二次交待——关于反党小集团》，排练厅炸了锅。

　　老威：反党帽子是您自己戴上的？

　　王西麟：我自己，因为团长暗示越彻底越好过关。我不敢抬头，只一条接一条往下念，周围紧张极了，每个人都是一颗手榴弹，而弦扣在我的嘴上，吐出一个人名，耳边就轰隆一下，一片哗然。渐渐环绕我的嗡嗡声越来越大，似乎都在猜“下一个轮到谁”或“到底咬没咬我”。当我念到“某一天中午，ＸＸ和我站在筒子楼过道上议论领导”时，群众席上竟有人紧张得神经失控，大叫一声：“有我没有？！”我回答没有，那人才一下子瘫下去。

　　宣读了３个多小时，我算松了口气，场子里却沸腾起来，一反往常开会那一本正经的肃静。大伙发言踊跃，几乎争先恐后，不仅骂我咒我揭发我，而且还撕破脸皮互相咬。反党集团的网越扯越大，终于多达十几个人。如果没有领导在场掌握全局，肯定会打起来。我惊呆了，直到宣布散会，“伪君子”“漏网右派”“该千刀万刮”的骂声还不绝于耳。

　　互相揭发的时尚就这样如战火一般蔓延开来，会又开了几次，闹成一锅粥，而人们在会下的主要工作就是搜集材料，准备打垮他人的炮弹。

　　经过大起大落的拉锯战，我的脑子出了毛病，白天的批斗会延续到梦里，而群众却换成了革命电影和话剧中的国民党、地主、还乡团，面目狰狞。我死去多年的父亲化作黑影在人海里飘。我在半夜一连串地怪叫，连午睡也叫。１２平方米的屋，我却把窗帘拉死，生怕光透进来，因为外头红旗招展，我害怕突然逮捕。每天清晨，喇叭里一响“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我就腾地跳下床，抱脑袋哆嗦……这种“恐红症”困绕我２０多年，导致我在许多公众场合情绪突然失控，直到今天，我一看见墙上的伟人像就起鸡皮疙瘩。

　　老威：您去治疗过吗？

　　王西麟：１９６６年春天，我就被送往疗养院，精神病诊断书我还保存着。我的右派姐姐升格为现行反革命，戴手铐送新疆劳改时，其症状与我类似：梦呓，哆嗦，头发大片脱落。不过，女同志发梦癫的动静肯定不如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