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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和“风月”
送交者: 披云舞鹤 2004年11月05日15:57:36 于 [五 味 斋] 发送悄悄话

风和雨是常见的自然气象,因为司空见惯,所以平时并不在意。但从初中的时候却开始格外注意起来,那时候语文课本选了一篇黎烈文的序文,里面有“风雨如晦”的字眼,先生说,这个比喻民国时代的黑暗。那时,我是不懂这么多弦外之意的,揪着老师缠了半天。而照本宣科的先生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但“风雨”这个词终究烙在了脑海。后来随着阅读面的扩大,我终于知道这是《诗经》上的诗句,《郑风·风雨》中说:

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既见君子,云胡不廖。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云胡不喜?

其实,这分明是首爱情诗嘛,一个风雨潇潇的雨夜,一对分别已久的恋人重逢,因思念而积忧成病的女子见到了日思夜想的情人,按理说,应该破涕为笑高兴不已才对,但为什么“云胡不喜”呢?熟悉女性心理的人都知道,女孩一般都喜欢正话反说,盖由于女性天性含蓄,需要掩饰娇羞的心情也,这点连春秋时代个性解放的郑国女子也不例外,奇怪的是孔老夫子怎么说“郑声淫”呢?描写爱情的诗篇又怎么会与政治黑暗联系在一起呢?盖中国自古有诗言志,断章取义的传统也。《毛诗》曰:“《风雨》,思君子也。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我觉得,可能因为一生试图重兴周公之礼的孔子曾经整理过诗经的缘故,后人才这么附会解释。世人讲诗经,大都是沿着这个思路的。

相比之下,《诗问》卷二记载的王瑞玉夫人解释得倒蛮有意思:

凄凄,寒凉也。喈喈,声和也。瑞玉曰,寒雨荒鸡,无聊甚矣,此时得见君子,云何而忧不平。故人未必冒雨来,设辞尔。

潇潇,暴疾也。胶胶,声杂也。瑞玉曰,暴雨如注,群鸡乱鸣,次时积忧成病,见君子则病愈。

晦,昏也。已,止也。瑞玉曰,雨甚而晦,鸡鸣而长,苦寂甚喜,故人来喜当如何。

郝氏夫人的说诗真能“解人颐”,尤其是对第一段的解说,读后不禁莞尔,这可比“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的说法不知道要强上多少倍。

这段话引自知堂的《风雨谈·小引》,周氏说,他“取这《风雨》三章,特别爱其意境,却也不敢冒风雨楼的牌号,故只谈谈而已,以名吾杂文”。可见他对《风雨》的痴迷和喜爱,以至于干脆拿来作书名了。

对于风雨的意境,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会,但意境美的说法总是不会错的。把“风雨如晦”四个字从诗经里单独抽出,来形容政治的黑暗,从词义的发展角度来说,延伸得可谓形象逼真恰倒好处。非常有意思的是,《风雨谈》的著者知堂早年曾经是五四文坛的一员骁将,但后来发表《闭户读书论》,宣布文学店关门,推想也是缘于风雨如晦的政治环境罢。他感到前行的艰难,“人的文学”于世之不行,故尔 “乘桴浮于海”,躲进小楼谈书说鬼,流连于所谓的“小摆设”也。其实他的内心是非常落寞的,在《风雨谈·小引》中,他说:

《雨天的书》恐怕有点儿忧郁,现在固然未必不忧郁,但我想应该稍有不同,如复育之化为知了也。风雨凄凄以至如晦,这个意境我都喜欢,论理这自然是无聊苦寂,或积忧成病,可是也“云胡不喜”呢?不佞故人不多,又各忙碌,相见的时候颇少,但是书册上的故人则又殊不少,此时可晤对也。

自从周氏兄弟分道扬镳后,知堂少了一个文学上的知音。鲁迅能解知堂,恐怕连团结在苦雨斋周围的学人都得承认。读他们唱和《知堂五秩自寿诗》的诗,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并未完全读懂知堂。1934年,《人世间》创刊号上发表的重头作品即是《知堂五秩自寿诗》,一时和者云集,林语堂、刘半农、蔡元培等都有和诗,以至于引起了左翼青年的反感,廖沫沙、胡风等都有攻击知堂之文,惜乎都未读出弦外之音,倒是鲁迅看得明白,他在4月30日致曹聚仁的信中说:

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担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

5月6日致杨霁云的信中也说:

至于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憭。

知弟莫若哥也,鲁迅对其弟所表达的弦外之意还是较一般人理解的更为透彻,盖诚如曹聚仁所言“炎炎之火仍在冷灰底下燃烧”是也。鲁迅是荷戟独彷徨的战士,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知堂亦是,曲高和寡,知音稀少,这大概是智者无法逃脱的命运。就连和知堂走得比较近的林语堂,也未能真正揣摩透他的心思。周作人在晚年致鲍耀明的书信中说:

语堂系是旧友,但他的眼光也只是皮毛。他说后来专抄古书,不发表意见,此与说我是“文抄公”者正是一样的看法,没有意见怎么抄法?如关于“游山日记”或“傅青主”(皆在风雨谈内),都是褒贬显然,不过我不愿意直说。

这正验证了鲁迅的说法。翻读《风雨谈》或知堂其他“文抄公”写法的文章,不难发现,其实他在避居书斋的日子,还有“烈火在地下燃烧”,只不过隐藏在文字背后,不为世人所知罢。

面对风雨如晦的政治环境,周氏兄弟选择了不同的表达方式。知堂选择了谈狐说鬼,把意见潜藏于文字的背后;鲁迅则选择了“直面惨淡的人生”,在风雨如晦的夜里,像匹旷野的孤狼,不时啸上几声。即使不准谈风云、风雨,谈风月罢,也时不时拐出一脚,“正中了有些人物的鼻梁”。

这些谈“风月”的文字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后收入《准风月谈》。30年代,黎烈文主持申报“自由谈”,托郁达夫向鲁迅约稿,于是,“自由谈”上不时有鲁迅的文章出现。但后来,国民党的文化钳制越来越紧,到1933年5月,鲁迅的文章接连被检察官抽去,一篇也不能在自由谈上发表。抵不住压力,黎烈文在5月25日《申报》上,刊出了启事:

呼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若论必议长短,妄谈大事,则塞之字簏既有所不忍,布之报端又有所不能,陷编者于两难之境,未免有失恕道。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编者敢以此为海内文豪告。区区苦衷,伏乞矜鉴!

有鉴于此,鲁迅只能“遵命照办”,莫谈风雨,只谈风月了。但鲁迅毕竟是鲁迅,“风花雪月”中照样可以绵里藏针,蛰一下所谓的正人君子们。《准风月谈》里的《华德焚书异同论》等文章,就抨击了民国政府效法希特勒,在中国施行法西斯统治的无耻行径。

《准风月谈》虽然是鲁迅所有杂文集中讽刺时政最少的集子,但毕竟跟一般的文人谈风月有着本质的区别,风月的外衣后,依然是匕首一样锋利,为“正人君子所深恶痛绝”的文字。以谈吃茶为例,鲁迅以为,这是有闲阶级的雅趣,“是上等人的牌号”,是进化中的病态,“假使是一个使用筋力的工人,在喉干欲裂的时候,那么,即使给他龙井芽茶,珠兰窨片,恐怕他喝起来也未必觉得和热水有什么大区别罢”。而在周作人那里,却是“可抵半世的沉闷”。不过这种风味之后,其实并不完全是无奈,也许该称之为“消极的反抗”罢,和专门的谈茶还是有区别的,只不过知堂极冷,鲁迅极热罢了。

但“谈风月也终于谈出了乱子来”,有人终于嗅出这是鲁迅的文字,虽然他不停地变换着不同的笔名,但文章依然被不同程度地被砍削以至文意不通,也有人开始在报上口诛笔伐。后来,国民党检察官们发现删削太费事,干脆强行关闭了《自由谈》,1934年5月,黎烈文被迫辞职。

在那风雨如晦的环境里,周氏兄弟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比较在同一年里出版发行的《准风月谈》和《风雨谈》,会发现很有意思,比如知堂在《风雨谈·小引》中也说到了“风月”:

或曰:何不谈风月?这事我倒也想到过。有好些朋友恐怕都在期待我这样,以为照例谈谈风月才是,某人何为至今不谈也?风月,本来也可以是谈的,而且老实说,要比乱骂风月的正人与胡诌风月的雅人更明白得多。

知堂为什么不按有些人希望的那样谈些风月?还有,“乱骂风月的正人与胡诌风月的雅人”是不是有所特指?我在这里且抛一砖,希望有兴趣的朋友能继续探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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