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為《中國社會的前進必須要從正確評價毛澤東開始》系列第八篇

第七章 後毛時代的挑戰：毛之悲劇的歷史文化制度因素仍然不同程度存在

7.1歷史因素

毛在經濟建設的失敗，除了他自己的空想社會主義，急功近利的浪漫主義個性以外，全黨當時都存在無法適應而且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缺失的問題，不過在毛身上更為突出。

“

1949年中國共產革命取得勝利，一個最重要的的特徵就是在冷戰格局下，創立新國家、新制度，由此開始了一個新的歷史進程，中國出現了新的面貌：民族獨立 國家地位的新確立，工業化的展開，普通民眾對國家政治生活的廣泛參與，全社會共同意識、共同價值觀的建立等等。新國家、新制度、新社會是中國共產革命勝利 的產物，促成革命的成功因素在當代史上繼續發揮重大的影響，成為建國、治國的“依賴路徑”，但是也有悖論：這就是成功的一套在新環境下，沒有及時調整，而 帶來一系列嚴重的問題。

這怎麼說呢？這就是列寧所說的：靠廣大工農的熱情、衝擊和英勇精神，可以解決革命的政治任務和軍事任務，“但這個優點現在已經成為我們的最危險的缺點 了。我們總是向後看，以為這同樣可以解決經濟任務。但錯誤也正在這裡，因為情況改變了，……不能企圖用昨天的辦法來解決今天的任務。”

1，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革命的成功是中共長期領導武裝鬥爭勝利的結果，而這又反映了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和社會變革的一個基本特點，這就是為了抵禦外來列 強的侵略和改變國內的積貧積弱，中國重要的政治力量，都把運用軍事手段實現政治目標，擺在頭等重要的地位。從建國初開始，社會的組織化加速進行，在全社會 的範圍內，軍事性的風格和精神氣質也逐漸濃厚，大大改變了世紀初以來，由受列強侵略而造成的民氣低落，精神低迷的狀態。五十年代，國家進入到建設時期，從 蘇聯引進的蘇式經濟管理體制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幫助中國建立起初步工業化的基礎，中國的計劃管理模式事實上已具有“理性計劃經濟”的特徵，但是本土過去 革命時代的經驗仍然發揮着重要的作用，1957年後，軍事化或類軍事化的思維和管理方法在經濟建設和社會管理中全面復活，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達到高 潮。烏托邦主義配之以高度的組織化和軍事化的政治措施，軍事性格，用行政命令解決一切問題的慣性，給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造成巨大的破壞。以至“唯軍事至 上”在文革初期達到巓峰。在戰爭年代運用高度集中統一的軍事化方法達成革命目標是順理成章的，在從軍事時期到和平時期的過渡階段，繼續沿用軍事化方法和手 段進行快速動員，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進入長期和平建設階段後，遲遲未能建立起以法律為中心，體現共性和個性相協調的現代經濟和社會管理體制，培育現代公 民文化就缺少了基石，這必然給國家、社會和人民的精神和物質生活帶來消極影響。

2，1949年，在農村進行了22年武裝鬥爭的革命者進入到城市，他們面臨的一個新課題就是如何和城市融合，與知識分子結合，這是在執政的條件下建設 國家，發展教育，科學，文化的關鍵。但如陸定一同志所說的，解決這個課題對於黨和知識分子來說，都是有困難的，因為以農民為主體的黨的幹部並不熟悉城市， 而知識分子對革命也不了解。在中共奪取政權的過程中，農民是當之無愧的革命的主力軍，被廣泛動員的農民不僅構成了革命軍隊的主體，而且在建國初黨的隊伍中 占了的絕大的比重。在這樣的背景下，農民的狹隘性和保守性被遮蓋了，而只是被限定在“小生產自發性”上面，這就造成一種弔詭的現象：一方面，是壁壘分明的 城鄉二元結構；另一方面，在政治和思想領域，農民思維，農民習氣又受到高度推崇，被賦予了純正的無產階級革命特質，而與城市相聯繫的知識分子等階層則因其 出身和所受的教育被認定是舊階級，舊思想的載體，被無休止地要求純化思想，在這種思路下，新老知識分子都受到不應有的批判和排斥，其作用在長時期內難以正 常發揮。

3，毛澤東的領導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關鍵因素，革命的勝利使毛獲得極高的威望，毛成為了革命象徵和革命道德的最高體現，其權威具有不受制約的至高無 上性，在這種狀況下，領袖的自律和智慧成為政策糾錯的唯一條件。遺憾的是，50代中後期後，一方面是毛的專斷性急劇發展；另一方面，他又高度自信，堅信自 己已充分掌握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規律，於是，在他的不可違逆的意志和昂揚的理想主義精神氣質面前，任何形式的政策糾錯機制都無從建立。

1949年革命的勝利既是革命的到達點，也是建設的出發點，但“馬上得天下”並沒有很快轉化成為“下馬治天下”，這是因為對“革命”與“執政”的互動 關係認識不清。“革命”一詞在近代中國有完全正面的意義，從孫中山開始，致力於改革中國現實的政治力量都自稱“革命者”或“革命黨”。革命成功後，革命者 所面臨的環境和任務都變了，經濟建設為第一要務，為此需要對過去的傳統進行轉換，需要建立起以科層化為表徵的理性化的經濟和社會管理系統，培育具有兼容性 的公民文化。和平時期的經濟社會管理方式和戰時狀態下組織形式有着巨大的差異，需要有新思路和新方法，科層制雖然存有種種弊端，但至少可保障經濟和社會生 活不受空想烏托邦的破壞。空想烏托邦主義的表現形式之一就是決策過程中的隨意性和浪漫主義，在追求理想主義的美好未來時，過去熟悉的記憶和經驗不斷被喚醒 和複製，於是，迷信過去的傳統，延續過往的傳統，就成為應對現實和未來的不二法門，如此就很難在治國理念和組織形式上向現代公共管理轉變。歷史的辯證法就 是如此，促成成功的因素在新的時空條件下有可能成為障礙性的因素，對此問題認識不清，必然大大增加了從革命向執政轉化的困難。而這種轉化的遲滯一定會給國 家的發展和人民的生活帶來消極的影響。

    ”

---摘自高華：中國共產革命中毛的因素

7.2. 傳統文化因素：制度和人

摘自對李銳的採訪：

 訪問人：西方文化中一些好的東西，對毛澤東是不是也有影響呢？

 李銳：什麼叫西方文化？我沒有研究，說不清楚。西方文化有古希臘、古羅馬文化； 有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導致中世紀黑暗時期的結束和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有法國大革命，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三色國旗），徹底地肅清了封建主義， 等等。古羅馬那個元老院內部是民主的，不同於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皇帝聖旨跪着聽（跪着聽從哪個朝代開始搞不清楚）。你們知道滿清的服裝是馬蹄袖的嗎？跪下 說話，把馬蹄袖口拉下來，表示自己是牲畜、是奴才啊。法國資產階級革命非常徹底。英國容許馬克思在那裡生活幾十年，寫《資本論》，成立共產國際。德國就不 徹底，所以它會產生希特勒。在法國、英國就出不了希特勒，美國也出不了。毛澤東也說過，斯大林那樣的專橫，肅反殺幹部，在西方英美法等國， 就出現不了。我在《為毛澤東思想研究開拓新的領域》一文中說過：毛澤東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五四運動留學高潮之時，他認為研究西學必先通中學，他的職責是守在國內。除執政後兩次到蘇聯外，平生未踐西土，他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沒有直接接觸。從中西文化對比角度觀察，人們容易發現：毛澤東崇 尚我國傳統文化，甚至可以說，他對中國典籍的熟悉程度遠遠超過他對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熟悉程度。在他的文章中講話中，對中國的經史子集、詩詞曲賦直到小 說雜記，成語民謠，常常信手拈來，涉筆成趣，可見他對中國舊籍浸潤之深。這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即不僅是用中國文字翻譯馬克思的著作，而且用中國文化 “翻譯”馬克思的思想，使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知識分子樂於接受馬克思王義，無疑起了良好的作用。

但問題的另一方面是，在長期封建社會中積累起來的中國傳統文化，從根本上說同馬克思主義是格格不入的，對於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常常要起消極的作用。在毛澤東晚年錯誤思想中，人們可以清楚看到中國文化的負效應。這種負效應再加上毛澤東本人的突出的思想特點“斗與動”，就造成了他在階級鬥爭問題上的失誤。

        那麼，最為社會的核心制度，和個體是什麼關係呢？

          “

制度可以分為有形制度和無形制度。前面說的都是屬於有形制度。無形制度是指兩個方面的結合，一是思想灌輸所形成的價值體系；二是中國的文化傳統，特別是政 治文化傳統。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對人們行為的規範力，常常超過有形制度。毛澤東所建立的價值體系是由共產主義理想、階級鬥爭學說、永不停息的鬥爭哲學、過 分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犧牲個人保證集體的道德觀等一系列的思想觀念構成的有的輿論工具長期灌輸深入到每一個人的心靈深處。成為判斷是非、善惡、美醜的標 准。

幾千年形成的以王權思想為特徵的文化傳統，其積澱比新形成的價值體系還要深厚。在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君主是至高無上的。中國古代雖然有“民為貴，君為 輕”的說法，但從根本上說，重民，愛民不是目的，它是維護君權的一種手段，君主才是目的。君主是全社會的宗法大家長，是法律和秩序的化身，是治亂興亡的決 定因素，是全社會的最高教化者（政教合一），是認識的最高裁決者。君即父，父即君，君尊臣卑，忠孝一體。臣民必須自覺認同為子為臣的卑賤地位和工具屬性， 恪守本分，盡心從事。王權主義與人格平等、個人尊嚴、個性獨立是對立的，依附、盲從、奴性是王權主義的產物。

這種以王權為特徵的文化傳統，經過幾千年的實行，已經深入到中國民間，深入到人們的思想深處，它在隨時隨地在起作用。傳統文化中的某些內容和共產黨的價值 體系相溝通，成為集體主義的思想基礎。例如，“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傳統思想中，把“仁”理解為“犧牲小我為大我”，把“義”理解為“共產主義”，就會 產生很大的精神力量。人們迷信領袖，崇尚權力，順應潮流，逆來順受。在迫害臨近的時候，人們以欺騙求自保，以出賣朋友而換取自己的安全。在每一級權力階梯 上的人都具有兩面性：在上級面前是奴才，在下級面前是主人。在這個權力金字塔上，高層的意志被層層放大，底層的聲音被層層壓制，這是錯誤的政策產生並順利 推行的條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面的錯誤會得到一級又一級的“創造性的發揮”，使錯誤政策“放大”。這裡只有正反饋，沒有糾錯機制。權力的鞭子加 上天堂的誘惑，使幹部們失去了理智，變成了瘋子、騙子，變成了用鞭子驅趕着奴隸的惡棍。

無形制度不僅約束每一個人的行為，還形成一種廣泛的社會心理。這種社會心理是極權制度的社會根源之一。捷克前總統、著名學者哈維爾曾深刻地反省道：“在我 談到崩潰的道德環境時，我是指我們每一個人。因為我們全都順從了這個制度，都把它當作不可改變的事實，從而維持了它的運轉。換言之，我們每個人都不同程度 地對這個制度的存在負有責任，沒有什麼人只是一個受害者。是我們所有人製造了這部機器。”

”

--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7. 3.政治制度的超穩定性

    “

專制制度首先壓制的是地方豪強、社會能人。這樣，使豪強不能欺壓百姓，能人不能聚集財富。在專制制度下，處於社會最頂層的少數人可以任意消費和處置國家財 富，但在高官以下的人，雖然可以按行政級次分享利益，但不允許官員以外的豪強存在，不允許政府以外的富人存在。這樣，可以實現高官以外的社會公正。高官的 特權是國家機密，老百姓是不知道的，與此相反，政府控制的輿論還不斷地宣傳官員們如何“廉潔奉公”。老百姓雖然受專制的高壓，但心裡不平的情緒很少。在專 制制度下，剝奪和保障是並存的。中央政權剝奪了老百姓的勞動成果，但給老百姓以最低生活保障。多數群眾雖然處於半飢半飽、衣衫襤褸的狀態，但可以維持生 命。生了病，也可以得到簡單的醫療。如果年景好，經濟情況好一些，群眾生活可以略有改善。由於信息單一，老百姓不知道國外的情況，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老百 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雖然自己生活水平極度低下，但情緒上還滿足，沒有更多的奢求。如果沒有更大的壓迫，就不會有造反的要求。西方國家的一些自由主義 者，過高估計了專制制度下群眾的反抗情緒。在2003 年的美伊戰爭中，美國人以為他們的大兵一到，伊人民就歡迎解放者。實際情況與美國人的期望相反，不僅沒有大批的叛變者，也沒有外逃的難民，而叛變者恰恰是 接近薩達姆的上層人物。極權制度使多數人利益受損，但很難有人出來為多數人的利益而挑戰當局。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論證了這個思想：如果個人行動使整 個集團增加利益，則可以假設個人付出成本與集體收益等價。但付出此成本的個人卻只能獲得集體收益中的極少份額。集團利益屬於所有的人，集團越大，成員越趨 向於搭便車而坐享其成。以致於“經濟人”都不會為集團的共同利益採取行動，進而產生“集體行動的困境”。由於迫害，所謂“理性人”都不敢對暴政有任何微 詞。於是，前所未有的強大專制出現了。

”

--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7.4.鄧的貢獻和挑戰

時至今日，有些學者對“革命”及其內部機製作了具體的分析：

1，社會革命能夠導致建立新的“國家制度”，因為社會革命的基礎很廣泛，有廣大民眾和知識分子的積極參與，它的綱領確實符合近代化的主題：追求國家獨立、社會公正和解放，推動社會各項事業的進步。

2，社會革命也有後遺症的問題。革命要求政治有能力全面進入社會和個人的一切領域，其結果是限制了個人自由和社會自主發展，這就是國家力量無所不在，社會 自主性和個人自主性受到限制並最終完全消失，最後只剩下一個強大到無所不在的國家權力，即列寧說過的所謂“兵營式的社會主義”。

“

根據馬克思主義原理，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社會化生產力以及全部有關文化，尤其是科學技術和經營管理經驗，是社會主義建設包括經濟和文化建設的前提和 基礎；僅僅改變了生產關係，包括消滅了私有制，而沒有相應的生產力的大發展，是建設不好社會主義的。這已為我們從“大躍進”到“文革”二十年的實踐所證 明。過去二十多年，毛澤東沒有緊緊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放，而是緊緊抓住階級鬥爭這個中心不放，因此造成國家也造成他自己的悲劇。可以說，建設社會主 義，毛澤東和全黨都沒有經驗，如果能堅持實事求是的毛澤東思想，能按照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原理---物質生產力的發展是一切社會進步的基礎，那我們也不會 犯過去的錯誤。

從經濟來說，我們過去僅有“發展經濟，保障供給”這樣的經驗，這在戰爭年代夠用了，新中國成立之後就不能沿用了。 關於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的關係，關於計劃與市場的關係，我們過去有過許多糊塗觀念。這也有蘇聯的教訓，蘇聯過去也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也影響過我們。如果 沒有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改革開放，沒有鄧小平的高瞻遠矚，我們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績。但是也還需要鄧小平的南巡談話，才能解決“姓社、姓資”這樣的問 題，那些“左”傾思想很頑固的人，不是對改革開放一直設置障礙，不是想沿用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 綱”、甚至還想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批資批修”嗎？其實，馬克思的《資本論》，以及恩格斯晚年的一些文章，我們並沒有真正讀懂。例如股份制的問題， 《資本論》和馬恩其他著作中都說過，股份制的擴大，資本主義就會起變化，這個資本主義經濟中行之有效的方法，社會主義經濟也是可以利用的，毛澤東熟悉中國，不熟悉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情況，不能不令人感覺是一種遺憾。

    ”

---摘自高華：中國共產革命中毛的因素

正因為如此，國內外學術界普遍高度評介1978年後鄧小平領導的中國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的進程，認為改革的實質就是重新調整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也就是從“革命”向“執政”轉變，從“馬上得天下”到“下馬治天下”。

但是，新的問題也隨着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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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使中國的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卻進一步加深了信仰危機：多數中國人、甚至中國共產黨內相當多的人，不相信共產主義。當理想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時， 執政者不敢對這個理想提出質疑。因為放棄共產主義旗幟，共產黨就失去執政的合法性。唯一的辦法是，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把共產主義推向遙遠的未來 而加以擱置。

把強加於全體人民的理想擱置起來，未免不是一件好事。執政集團不再用某一種理想來塑造國家的未來、規範人民的行為，而是面向實際，做一個有效的社會管理 者。這是社會的重大進步。但是，作為社會管理者的執政集團，它的管理權限應當是民眾授予的有限權力，對它管理效果的評價應當是民眾的實際體驗，而不是某種 先驗的標準。因此，管理權的授予和管理效果的評價，只能通過民眾的選票來表達。顯然，這樣的制度是民主制度。

如果情況不是這樣，而是共產主義理想被擱置以後，把維護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當成最高目標，也就是把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作為最高目標，那是非常危險的。因為，一個政權把保護執政集團的利益作為執政的第一要務，就不能服眾，就沒有希望。

從鄧小平以後的政治實踐和發展趨勢來看，中國應當是前者，而不是後者。

”

---摘自高華：中國共產革命中毛的因素

7.5 唱紅打黑      

很多人說薄熙來是左派，因為他力主唱紅打黑。我不能同意。

重慶模式，是另一種打土豪分田地。其重心是轉移矛盾，占領道德制高點，乘機打壓資本家，掠奪經濟利益和成果，分一杯羹給群眾證明行動的正義性。實質對社會進行強力控制下的重新洗牌，以解決和轉移利益集團和底層群眾尖銳矛盾的措施而已。

我的預測是，如果不小心出現一定程度的統治危機或者經濟危機，這種模式還會被其他人以各種方式重演，我們拭目以待。

這種事情能夠發生的根本要素，是專制制度，階層差距，和野心家。因此，三點具備就可以知道文革的溫床實際上仍然存在。在專制制度裡面，沒有法治保證，沒有 獨立的媒體，沒有自由的言論開啟民智，沒有任何力量約束無限制的權力，沒有陽光下的制度保證各階層利益的表達和磋商面前，思想和輿論是可以操縱的。而既然 思想可以操縱，一切都可以操縱，就跟當初文革一樣。

這就是為什麼需要徹底清算毛的一些錯誤思想的根本原因。否則無助於公民社會的建設，無助於中國人脫離皇權思想，無助於中國人建立法治社會，無助於中國人建立平等和諧的社會結構，無助於社會各界達成建設性妥協和對話。無助於國家的發展和長治久安。

小結：

很高興終於寫完了關於毛我想寫的七個部分。在開篇說過，我寫作的根本目的，真的是寫給自己看的，希望對所成長時代的政治主旋律，能夠在自己內心有一個堅定的看法；在失去信仰，一切好像都可以用錢買到的年代，尋找真相也顯得好像越來越難。大量引用他人資料的目的，也是希望摘錄一些證據，將來可以在需要時候回過頭來回顧這些逐漸被人們被遺忘的細節。最後我也想強調，如果我們不真正清算目前執行的毛式思想理念和制度，中國人民要邁向現代公民國家的路，還很長很長。不知等待我們的未來，是禍是福？

最後，用濱海孤客的《一個沒有伏爾泰，狄德羅、盧梭的中國夢》來作結束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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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一個浪漫又文風鼎盛的國家，有出色的建築，美術，和醉人的葡萄酒聞名於世。這樣一個(酒神)國度，自然能孕育出許多優秀的詩人，畫家和哲學家。

然而這個國家的長期封建，專制，中間雖有路易十四這種豐功偉業君主，最終仍難逃覆敗命運。而推討這個王權國家的最重要力量，竟源自兩個文人的筆墨。據說 路易十六曾這樣對親近的人說過，他的王朝垮於伏爾泰和盧梭的兩支筆上。事實上，法國大革命能力經久遠，即被高壓恐怖統治，仍能毅然的走向民主共和，和啟蒙哲學家們的努力，有着相當大的關係。

伏爾泰，及盧梭們的民主，人權理論，和對英國民主文化，及社會的攀慕，深深地影響着後來的法國大革命，這也是羅伯斯比們最後不得不失敗的主要因素。雖然 法國大革命的民主真正顯彰要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但經過長期的革命洗禮的法國，專制和恐怖政治，終於在法國壽終正寢。反觀，德國雖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 有過短暫而且璀璨的魏瑪共和，但終究躲不過專制的復辟，並釀成後來的世界災難。

同樣有着悠久歷史的東亞大國，中國專制王朝，走到大清，已是腐敗至極了。但一個封閉自固的國家，缺乏寬闊的人文胸懷，終究是沒能產生有深遠影響力的哲學 家，如同伏爾泰和盧梭，蒲豐等大師，有能力把中國社會，從專制封建泥沼中，渡過到民主國家當中。西方哲學，在清末的中國社會，依舊是夷狄之學。中國的學 術，在當時無法和西方哲學融乳在一起，或透過重組得到新的生命。這點可以從譚嗣同的論着中得到明證。譚嗣同心中，依舊是以儒家仁學做為他的政治哲學中心綱 領。但問題是，這種經過政治力長期滲透的奴才化教喻，已偏離儒學的個人生命價值的自我完成這種個人主體性質，參雜太多國族同化情感，早已和民主憲政背道而 馳。

台灣教授南嘉生曾說，中國是個封建意識濃烈的國家。至今仍有不少華人，雖然身處於民主國家之中，仍然堅持着中國必須維持威權統治，以為維護社會秩序和社 會安寧之用，而其中包含着國土的完整性，是他們對專制情有獨鐘的一個重要因素。這裡可以看得出來，中國人對自我生命的價值，和存在的尊嚴，社會安全感，都 無法脫離國族而存在。這種缺稀個人生命價值意義，沒有個人生存安全感的心理恐慌，正是專制長期洗腦的結果。而長期久處封建國度的中國人，本身的慣性文化， 以是從文字根深蒂固到精神骨髓細胞里去了。期待這樣半吊子的人文和憲政啟蒙，結果是一事無成。

對於這樣的僵化封閉式的“法儒封閉倫理社會”，唯一的改變方式是啟蒙，因此有了陳獨秀的所謂國民性改造。然而陳獨秀的國民性社會改造，本身卻是個透過包裝，精心設計的政治算計，陳的真正目的是在於引進馬恩學說。

可惜的是，陳獨秀依舊對馬恩哲學一知半解，馬恩的共產主義本身，是希望透過世界各國無產階級的共同革命去建造一個沒有國族，人人自由的原始共產社會。這種 去國族化的浪漫情懷，深深的吸引不少歐洲夙有名望的哲學家，如海德格爾，沙特，普魯東等等都是。這也是法西斯主義何以能被部分哲學家 們認同以武力和獨裁去建構這樣一個無國界社會。如同希特勒發動二次世界大戰，能贏得奧地利，匈牙利等等國家支持的重大原因。然而以當時語境下的陳獨秀是不 可能這樣深入的，國族榮光依舊是陳獨秀心中揮之不去的大國夢。國民性改造，和民主憲政主要目的不適個人的解放，而是富國強兵的強國之道，因此，我們可以知 道，陳獨秀等的國民性改造，和所謂的民主憲政理論是如何可笑了。

由此可知，中國民主憲政之路，走的早已是不可能成功之路。職言之，民主憲政中的個人主義，和自我人格的建構主體性質及多元化社會，在中國從清末迄今一直缺位。政治家汲汲營營的是東亞雄風，世界強權，被畏忌及尊重的中國，而非民主而多元化的中國。

我們甚至可以這樣預言，一個缺稀盧梭，伏爾泰，萊布尼茲，等的國家，除了依舊強國強兵的國族榮光，舉國同志化和到處充斥着國族仇恨的民粹，階級彼此憎恨外，是看不到什麼是民主憲政和民主化的春天的。

    ”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