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中国社会的前进必须要从正确评价毛泽东开始》系列第八篇

第七章 后毛时代的挑战：毛之悲剧的历史文化制度因素仍然不同程度存在

7.1历史因素

毛在经济建设的失败，除了他自己的空想社会主义，急功近利的浪漫主义个性以外，全党当时都存在无法适应而且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缺失的问题，不过在毛身上更为突出。

“

1949年中国共产革命取得胜利，一个最重要的的特征就是在冷战格局下，创立新国家、新制度，由此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进程，中国出现了新的面貌：民族独立 国家地位的新确立，工业化的展开，普通民众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全社会共同意识、共同价值观的建立等等。新国家、新制度、新社会是中国共产革命胜利 的产物，促成革命的成功因素在当代史上继续发挥重大的影响，成为建国、治国的“依赖路径”，但是也有悖论：这就是成功的一套在新环境下，没有及时调整，而 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这怎么说呢？这就是列宁所说的：靠广大工农的热情、冲击和英勇精神，可以解决革命的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但这个优点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最危险的缺点 了。我们总是向后看，以为这同样可以解决经济任务。但错误也正在这里，因为情况改变了，……不能企图用昨天的办法来解决今天的任务。”

1，众所周知，中国共产革命的成功是中共长期领导武装斗争胜利的结果，而这又反映了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和社会变革的一个基本特点，这就是为了抵御外来列 强的侵略和改变国内的积贫积弱，中国重要的政治力量，都把运用军事手段实现政治目标，摆在头等重要的地位。从建国初开始，社会的组织化加速进行，在全社会 的范围内，军事性的风格和精神气质也逐渐浓厚，大大改变了世纪初以来，由受列强侵略而造成的民气低落，精神低迷的状态。五十年代，国家进入到建设时期，从 苏联引进的苏式经济管理体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帮助中国建立起初步工业化的基础，中国的计划管理模式事实上已具有“理性计划经济”的特征，但是本土过去 革命时代的经验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57年后，军事化或类军事化的思维和管理方法在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中全面复活，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达到高 潮。乌托邦主义配之以高度的组织化和军事化的政治措施，军事性格，用行政命令解决一切问题的惯性，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巨大的破坏。以至“唯军事至 上”在文革初期达到巓峰。在战争年代运用高度集中统一的军事化方法达成革命目标是顺理成章的，在从军事时期到和平时期的过渡阶段，继续沿用军事化方法和手 段进行快速动员，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进入长期和平建设阶段后，迟迟未能建立起以法律为中心，体现共性和个性相协调的现代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培育现代公 民文化就缺少了基石，这必然给国家、社会和人民的精神和物质生活带来消极影响。

2，1949年，在农村进行了22年武装斗争的革命者进入到城市，他们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就是如何和城市融合，与知识分子结合，这是在执政的条件下建设 国家，发展教育，科学，文化的关键。但如陆定一同志所说的，解决这个课题对于党和知识分子来说，都是有困难的，因为以农民为主体的党的干部并不熟悉城市， 而知识分子对革命也不了解。在中共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农民是当之无愧的革命的主力军，被广泛动员的农民不仅构成了革命军队的主体，而且在建国初党的队伍中 占了的绝大的比重。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的狭隘性和保守性被遮盖了，而只是被限定在“小生产自发性”上面，这就造成一种吊诡的现象：一方面，是壁垒分明的 城乡二元结构；另一方面，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农民思维，农民习气又受到高度推崇，被赋予了纯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特质，而与城市相联系的知识分子等阶层则因其 出身和所受的教育被认定是旧阶级，旧思想的载体，被无休止地要求纯化思想，在这种思路下，新老知识分子都受到不应有的批判和排斥，其作用在长时期内难以正 常发挥。

3，毛泽东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革命的胜利使毛获得极高的威望，毛成为了革命象征和革命道德的最高体现，其权威具有不受制约的至高无 上性，在这种状况下，领袖的自律和智慧成为政策纠错的唯一条件。遗憾的是，50代中后期后，一方面是毛的专断性急剧发展；另一方面，他又高度自信，坚信自 己已充分掌握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律，于是，在他的不可违逆的意志和昂扬的理想主义精神气质面前，任何形式的政策纠错机制都无从建立。

1949年革命的胜利既是革命的到达点，也是建设的出发点，但“马上得天下”并没有很快转化成为“下马治天下”，这是因为对“革命”与“执政”的互动 关系认识不清。“革命”一词在近代中国有完全正面的意义，从孙中山开始，致力于改革中国现实的政治力量都自称“革命者”或“革命党”。革命成功后，革命者 所面临的环境和任务都变了，经济建设为第一要务，为此需要对过去的传统进行转换，需要建立起以科层化为表征的理性化的经济和社会管理系统，培育具有兼容性 的公民文化。和平时期的经济社会管理方式和战时状态下组织形式有着巨大的差异，需要有新思路和新方法，科层制虽然存有种种弊端，但至少可保障经济和社会生 活不受空想乌托邦的破坏。空想乌托邦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决策过程中的随意性和浪漫主义，在追求理想主义的美好未来时，过去熟悉的记忆和经验不断被唤醒 和复制，于是，迷信过去的传统，延续过往的传统，就成为应对现实和未来的不二法门，如此就很难在治国理念和组织形式上向现代公共管理转变。历史的辩证法就 是如此，促成成功的因素在新的时空条件下有可能成为障碍性的因素，对此问题认识不清，必然大大增加了从革命向执政转化的困难。而这种转化的迟滞一定会给国 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带来消极的影响。

    ”

---摘自高华：中国共产革命中毛的因素

7.2. 传统文化因素：制度和人

摘自对李锐的采访：

 访问人：西方文化中一些好的东西，对毛泽东是不是也有影响呢？

 李锐：什么叫西方文化？我没有研究，说不清楚。西方文化有古希腊、古罗马文化； 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导致中世纪黑暗时期的结束和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有法国大革命，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三色国旗），彻底地肃清了封建主义， 等等。古罗马那个元老院内部是民主的，不同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皇帝圣旨跪着听（跪着听从哪个朝代开始搞不清楚）。你们知道满清的服装是马蹄袖的吗？跪下 说话，把马蹄袖口拉下来，表示自己是牲畜、是奴才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非常彻底。英国容许马克思在那里生活几十年，写《资本论》，成立共产国际。德国就不 彻底，所以它会产生希特勒。在法国、英国就出不了希特勒，美国也出不了。毛泽东也说过，斯大林那样的专横，肃反杀干部，在西方英美法等国， 就出现不了。我在《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一文中说过：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五四运动留学高潮之时，他认为研究西学必先通中学，他的职责是守在国内。除执政后两次到苏联外，平生未践西土，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直接接触。从中西文化对比角度观察，人们容易发现：毛泽东崇 尚我国传统文化，甚至可以说，他对中国典籍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他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熟悉程度。在他的文章中讲话中，对中国的经史子集、诗词曲赋直到小 说杂记，成语民谣，常常信手拈来，涉笔成趣，可见他对中国旧籍浸润之深。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不仅是用中国文字翻译马克思的著作，而且用中国文化 “翻译”马克思的思想，使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乐于接受马克思王义，无疑起了良好的作用。

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在长期封建社会中积累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根本上说同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常常要起消极的作用。在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中，人们可以清楚看到中国文化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再加上毛泽东本人的突出的思想特点“斗与动”，就造成了他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失误。

        那么，最为社会的核心制度，和个体是什么关系呢？

          “

制度可以分为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前面说的都是属于有形制度。无形制度是指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是思想灌输所形成的价值体系；二是中国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政 治文化传统。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力，常常超过有形制度。毛泽东所建立的价值体系是由共产主义理想、阶级斗争学说、永不停息的斗争哲学、过 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牺牲个人保证集体的道德观等一系列的思想观念构成的有的舆论工具长期灌输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成为判断是非、善恶、美丑的标 准。

几千年形成的以王权思想为特征的文化传统，其积淀比新形成的价值体系还要深厚。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君主是至高无上的。中国古代虽然有“民为贵，君为 轻”的说法，但从根本上说，重民，爱民不是目的，它是维护君权的一种手段，君主才是目的。君主是全社会的宗法大家长，是法律和秩序的化身，是治乱兴亡的决 定因素，是全社会的最高教化者（政教合一），是认识的最高裁决者。君即父，父即君，君尊臣卑，忠孝一体。臣民必须自觉认同为子为臣的卑贱地位和工具属性， 恪守本分，尽心从事。王权主义与人格平等、个人尊严、个性独立是对立的，依附、盲从、奴性是王权主义的产物。

这种以王权为特征的文化传统，经过几千年的实行，已经深入到中国民间，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深处，它在随时随地在起作用。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内容和共产党的价值 体系相沟通，成为集体主义的思想基础。例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传统思想中，把“仁”理解为“牺牲小我为大我”，把“义”理解为“共产主义”，就会 产生很大的精神力量。人们迷信领袖，崇尚权力，顺应潮流，逆来顺受。在迫害临近的时候，人们以欺骗求自保，以出卖朋友而换取自己的安全。在每一级权力阶梯 上的人都具有两面性：在上级面前是奴才，在下级面前是主人。在这个权力金字塔上，高层的意志被层层放大，底层的声音被层层压制，这是错误的政策产生并顺利 推行的条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面的错误会得到一级又一级的“创造性的发挥”，使错误政策“放大”。这里只有正反馈，没有纠错机制。权力的鞭子加 上天堂的诱惑，使干部们失去了理智，变成了疯子、骗子，变成了用鞭子驱赶着奴隶的恶棍。

无形制度不仅约束每一个人的行为，还形成一种广泛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是极权制度的社会根源之一。捷克前总统、著名学者哈维尔曾深刻地反省道：“在我 谈到崩溃的道德环境时，我是指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全都顺从了这个制度，都把它当作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维持了它的运转。换言之，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程度 地对这个制度的存在负有责任，没有什么人只是一个受害者。是我们所有人制造了这部机器。”

”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7. 3.政治制度的超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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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制度首先压制的是地方豪强、社会能人。这样，使豪强不能欺压百姓，能人不能聚集财富。在专制制度下，处于社会最顶层的少数人可以任意消费和处置国家财 富，但在高官以下的人，虽然可以按行政级次分享利益，但不允许官员以外的豪强存在，不允许政府以外的富人存在。这样，可以实现高官以外的社会公正。高官的 特权是国家机密，老百姓是不知道的，与此相反，政府控制的舆论还不断地宣传官员们如何“廉洁奉公”。老百姓虽然受专制的高压，但心里不平的情绪很少。在专 制制度下，剥夺和保障是并存的。中央政权剥夺了老百姓的劳动成果，但给老百姓以最低生活保障。多数群众虽然处于半饥半饱、衣衫褴褛的状态，但可以维持生 命。生了病，也可以得到简单的医疗。如果年景好，经济情况好一些，群众生活可以略有改善。由于信息单一，老百姓不知道国外的情况，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老百 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虽然自己生活水平极度低下，但情绪上还满足，没有更多的奢求。如果没有更大的压迫，就不会有造反的要求。西方国家的一些自由主义 者，过高估计了专制制度下群众的反抗情绪。在2003 年的美伊战争中，美国人以为他们的大兵一到，伊人民就欢迎解放者。实际情况与美国人的期望相反，不仅没有大批的叛变者，也没有外逃的难民，而叛变者恰恰是 接近萨达姆的上层人物。极权制度使多数人利益受损，但很难有人出来为多数人的利益而挑战当局。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论证了这个思想：如果个人行动使整 个集团增加利益，则可以假设个人付出成本与集体收益等价。但付出此成本的个人却只能获得集体收益中的极少份额。集团利益属于所有的人，集团越大，成员越趋 向于搭便车而坐享其成。以致于“经济人”都不会为集团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进而产生“集体行动的困境”。由于迫害，所谓“理性人”都不敢对暴政有任何微 词。于是，前所未有的强大专制出现了。

”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7.4.邓的贡献和挑战

时至今日，有些学者对“革命”及其内部机制作了具体的分析：

1，社会革命能够导致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因为社会革命的基础很广泛，有广大民众和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它的纲领确实符合近代化的主题：追求国家独立、社会公正和解放，推动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

2，社会革命也有后遗症的问题。革命要求政治有能力全面进入社会和个人的一切领域，其结果是限制了个人自由和社会自主发展，这就是国家力量无所不在，社会 自主性和个人自主性受到限制并最终完全消失，最后只剩下一个强大到无所不在的国家权力，即列宁说过的所谓“兵营式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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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社会化生产力以及全部有关文化，尤其是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是社会主义建设包括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前提和 基础；仅仅改变了生产关系，包括消灭了私有制，而没有相应的生产力的大发展，是建设不好社会主义的。这已为我们从“大跃进”到“文革”二十年的实践所证 明。过去二十多年，毛泽东没有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而是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中心不放，因此造成国家也造成他自己的悲剧。可以说，建设社会主 义，毛泽东和全党都没有经验，如果能坚持实事求是的毛泽东思想，能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原理---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础，那我们也不会 犯过去的错误。

从经济来说，我们过去仅有“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样的经验，这在战争年代够用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就不能沿用了。 关于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们过去有过许多糊涂观念。这也有苏联的教训，苏联过去也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也影响过我们。如果 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没有邓小平的高瞻远瞩，我们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但是也还需要邓小平的南巡谈话，才能解决“姓社、姓资”这样的问 题，那些“左”倾思想很顽固的人，不是对改革开放一直设置障碍，不是想沿用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 纲”、甚至还想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批资批修”吗？其实，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恩格斯晚年的一些文章，我们并没有真正读懂。例如股份制的问题， 《资本论》和马恩其他著作中都说过，股份制的扩大，资本主义就会起变化，这个资本主义经济中行之有效的方法，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可以利用的，毛泽东熟悉中国，不熟悉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情况，不能不令人感觉是一种遗憾。

    ”

---摘自高华：中国共产革命中毛的因素

正因为如此，国内外学术界普遍高度评介1978年后邓小平领导的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的进程，认为改革的实质就是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就是从“革命”向“执政”转变，从“马上得天下”到“下马治天下”。

但是，新的问题也随着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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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却进一步加深了信仰危机：多数中国人、甚至中国共产党内相当多的人，不相信共产主义。当理想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时， 执政者不敢对这个理想提出质疑。因为放弃共产主义旗帜，共产党就失去执政的合法性。唯一的办法是，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把共产主义推向遥远的未来 而加以搁置。

把强加于全体人民的理想搁置起来，未免不是一件好事。执政集团不再用某一种理想来塑造国家的未来、规范人民的行为，而是面向实际，做一个有效的社会管理 者。这是社会的重大进步。但是，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执政集团，它的管理权限应当是民众授予的有限权力，对它管理效果的评价应当是民众的实际体验，而不是某种 先验的标准。因此，管理权的授予和管理效果的评价，只能通过民众的选票来表达。显然，这样的制度是民主制度。

如果情况不是这样，而是共产主义理想被搁置以后，把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当成最高目标，也就是把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作为最高目标，那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一个政权把保护执政集团的利益作为执政的第一要务，就不能服众，就没有希望。

从邓小平以后的政治实践和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应当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

---摘自高华：中国共产革命中毛的因素

7.5 唱红打黑      

很多人说薄熙来是左派，因为他力主唱红打黑。我不能同意。

重庆模式，是另一种打土豪分田地。其重心是转移矛盾，占领道德制高点，乘机打压资本家，掠夺经济利益和成果，分一杯羹给群众证明行动的正义性。实质对社会进行强力控制下的重新洗牌，以解决和转移利益集团和底层群众尖锐矛盾的措施而已。

我的预测是，如果不小心出现一定程度的统治危机或者经济危机，这种模式还会被其他人以各种方式重演，我们拭目以待。

这种事情能够发生的根本要素，是专制制度，阶层差距，和野心家。因此，三点具备就可以知道文革的温床实际上仍然存在。在专制制度里面，没有法治保证，没有 独立的媒体，没有自由的言论开启民智，没有任何力量约束无限制的权力，没有阳光下的制度保证各阶层利益的表达和磋商面前，思想和舆论是可以操纵的。而既然 思想可以操纵，一切都可以操纵，就跟当初文革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彻底清算毛的一些错误思想的根本原因。否则无助于公民社会的建设，无助于中国人脱离皇权思想，无助于中国人建立法治社会，无助于中国人建立平等和谐的社会结构，无助于社会各界达成建设性妥协和对话。无助于国家的发展和长治久安。

小结：

很高兴终于写完了关于毛我想写的七个部分。在开篇说过，我写作的根本目的，真的是写给自己看的，希望对所成长时代的政治主旋律，能够在自己内心有一个坚定的看法；在失去信仰，一切好像都可以用钱买到的年代，寻找真相也显得好像越来越难。大量引用他人资料的目的，也是希望摘录一些证据，将来可以在需要时候回过头来回顾这些逐渐被人们被遗忘的细节。最后我也想强调，如果我们不真正清算目前执行的毛式思想理念和制度，中国人民要迈向现代公民国家的路，还很长很长。不知等待我们的未来，是祸是福？

最后，用滨海孤客的《一个没有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的中国梦》来作结束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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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一个浪漫又文风鼎盛的国家，有出色的建筑，美术，和醉人的葡萄酒闻名于世。这样一个(酒神)国度，自然能孕育出许多优秀的诗人，画家和哲学家。

然而这个国家的长期封建，专制，中间虽有路易十四这种丰功伟业君主，最终仍难逃覆败命运。而推讨这个王权国家的最重要力量，竟源自两个文人的笔墨。据说 路易十六曾这样对亲近的人说过，他的王朝垮于伏尔泰和卢梭的两支笔上。事实上，法国大革命能力经久远，即被高压恐怖统治，仍能毅然的走向民主共和，和启蒙哲学家们的努力，有着相当大的关系。

伏尔泰，及卢梭们的民主，人权理论，和对英国民主文化，及社会的攀慕，深深地影响着后来的法国大革命，这也是罗伯斯比们最后不得不失败的主要因素。虽然 法国大革命的民主真正显彰要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但经过长期的革命洗礼的法国，专制和恐怖政治，终于在法国寿终正寝。反观，德国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有过短暂而且璀璨的魏玛共和，但终究躲不过专制的复辟，并酿成后来的世界灾难。

同样有着悠久历史的东亚大国，中国专制王朝，走到大清，已是腐败至极了。但一个封闭自固的国家，缺乏宽阔的人文胸怀，终究是没能产生有深远影响力的哲学 家，如同伏尔泰和卢梭，蒲丰等大师，有能力把中国社会，从专制封建泥沼中，渡过到民主国家当中。西方哲学，在清末的中国社会，依旧是夷狄之学。中国的学 术，在当时无法和西方哲学融乳在一起，或透过重组得到新的生命。这点可以从谭嗣同的论着中得到明证。谭嗣同心中，依旧是以儒家仁学做为他的政治哲学中心纲 领。但问题是，这种经过政治力长期渗透的奴才化教喻，已偏离儒学的个人生命价值的自我完成这种个人主体性质，参杂太多国族同化情感，早已和民主宪政背道而 驰。

台湾教授南嘉生曾说，中国是个封建意识浓烈的国家。至今仍有不少华人，虽然身处于民主国家之中，仍然坚持着中国必须维持威权统治，以为维护社会秩序和社 会安宁之用，而其中包含着国土的完整性，是他们对专制情有独钟的一个重要因素。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中国人对自我生命的价值，和存在的尊严，社会安全感，都 无法脱离国族而存在。这种缺稀个人生命价值意义，没有个人生存安全感的心理恐慌，正是专制长期洗脑的结果。而长期久处封建国度的中国人，本身的惯性文化， 以是从文字根深蒂固到精神骨髓细胞里去了。期待这样半吊子的人文和宪政启蒙，结果是一事无成。

对于这样的僵化封闭式的“法儒封闭伦理社会”，唯一的改变方式是启蒙，因此有了陈独秀的所谓国民性改造。然而陈独秀的国民性社会改造，本身却是个透过包装，精心设计的政治算计，陈的真正目的是在于引进马恩学说。

可惜的是，陈独秀依旧对马恩哲学一知半解，马恩的共产主义本身，是希望透过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共同革命去建造一个没有国族，人人自由的原始共产社会。这种 去国族化的浪漫情怀，深深的吸引不少欧洲夙有名望的哲学家，如海德格尔，沙特，普鲁东等等都是。这也是法西斯主义何以能被部分哲学家 们认同以武力和独裁去建构这样一个无国界社会。如同希特勒发动二次世界大战，能赢得奥地利，匈牙利等等国家支持的重大原因。然而以当时语境下的陈独秀是不 可能这样深入的，国族荣光依旧是陈独秀心中挥之不去的大国梦。国民性改造，和民主宪政主要目的不适个人的解放，而是富国强兵的强国之道，因此，我们可以知 道，陈独秀等的国民性改造，和所谓的民主宪政理论是如何可笑了。

由此可知，中国民主宪政之路，走的早已是不可能成功之路。职言之，民主宪政中的个人主义，和自我人格的建构主体性质及多元化社会，在中国从清末迄今一直缺位。政治家汲汲营营的是东亚雄风，世界强权，被畏忌及尊重的中国，而非民主而多元化的中国。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预言，一个缺稀卢梭，伏尔泰，莱布尼兹，等的国家，除了依旧强国强兵的国族荣光，举国同志化和到处充斥着国族仇恨的民粹，阶级彼此憎恨外，是看不到什么是民主宪政和民主化的春天的。

    ”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