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一明,慶熙大學

當下，東亞地區面臨着無數挑戰。東亞諸國在圍繞領土、歷史、資源和環太平洋勢力均衡方面互相衝突。然而，美國卻總是以同樣的方法應對這些不同的複雜問題，即自由貿易和軍備擴張。美國在東亞地區推進的TPP（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合作夥伴協定），目前還沒有顯著進展。同時，美國政府已依賴於兜售武器和分擔責任。

        奧巴馬政府的“重返亞太戰略”，無非是美國以軍事應對此區域爭端的最新版本。常年以來，華盛頓一直要求東亞各同盟國增加國防預算併購買引進美國製造的高價武器。但令人遺憾的是，華盛頓在東亞鼓吹軍火的最終後果卻很可能是一場場災難性衝突，甚至可能會斷送美國在此地區的影響力。
東亞地區經濟的繁榮舉世矚目。但是，近年來東亞地區軍費增加的勢頭，其實和一百年前的歐洲已經不相上下。實際上，東亞地區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幾個武器消費國：中國的軍費支出是世界第二，日本占據了第八，韓國最近也排進了第十。與此同時，從地緣學的角度來看，軍費支出占據世界第三位的俄羅斯在遠東地區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其同中國，朝鮮等的合作關係也在逐步強化。澳大利亞位居第13位，它也不斷在東亞提升自身影響力。
美國的軍費支出超過軍費排名居其後八位國家軍費之總和。它在東亞地區已全然陷入困境。雖然在重返亞太的過程中，美國只比之前稍微更頻繁地以海軍勢力介入東亞，但是這一舉動卻讓人深感美國在更強硬地對抗中國，甚至促使美國東亞盟友也大大提升軍費支出。
華盛頓的強硬派希望美國能用更加強硬的方式加以應對。比如，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邁克爾・格林以及維克多・察就提出要加倍增援配備在關島基地的核潛艇等武器裝備，增加夏威夷的兩棲作戰部隊和在韓國海域常駐海岸防衛艦船；並在關島常駐戰鬥轟炸機中隊，增派有人及無人偵察機。這一系列在中國周圍加強監控的挑釁行為使得區域爭端日益緊張。
東亞地區急需一個應對諸如氣候變化和日益加劇的貧富差距等安全威脅的計劃。然而，美國卻在不斷說服韓國購買THAAD（戰區高空防禦導彈）這種高價的導彈防衛系統，儘管韓國政府公開表示並不需要。而面對這樣一種部署在家門口的武器威脅，中國的顧慮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但是卻被美國完全無視，連對話也不曾開啟。
核武器急劇增加是東亞面臨的一個更加棘手的問題。一直以來僅維持最低限度軍備的中國如今也開始認真進行以增強生存能力、提升打擊和反導彈防禦能力的軍事現代化。朝鮮軍事力量的規模和打擊範圍雖仍不透明，但這個國家一直在推進強化其核武器，由此帶來的威脅與壓力進而逐漸迫使周邊國家走上擁核的道路。在現在的首爾和東京，我們能聽到有部分人在一些美國分析家的鼓吹下，呼籲放棄禁止核武器，以對抗他們的鄰國。同時，奧巴馬政府雖然高舉着廢除核武器的旗號，並且為此與俄羅斯展開了一系列談判（最近這些有關反核武器的談判的有效性遭到了質疑），但是美國卻為自身高達數十億美元的軍庫現代化計劃開啟綠燈。
華盛頓決策制定者們也許相信，加強與同盟國的合作就能遏制中國的崛起。但未來由此引起的爭端卻不一定會按照遊戲計划進行。比如，韓國和日本各自在領土和歷史的問題上存在爭議。日本擴充軍費支出，即使表面上是針對朝鮮，但仍會不可避免地讓韓國和中國理解為對自身的直接威脅。同樣道理，加強越南軍事力量也同樣會導致東南亞國家間的軍備競賽，儘管他們與中國無太多聯繫。

歐洲的情況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歐洲從一個有眾多軍備競賽的殘酷戰場轉變為一個統一而和平的地區。武器控制談判在這一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在那一段美蘇關係稍微緩和的時期，兩國掌管軍事的領導人都認識到軍備競賽的危險，並認真坦誠為此交涉。最終在核武器以及常規武器削減具體執行的議題上達成了一致。

        七十年代初期，冷戰東西陣營承諾通過三種方式解決他們之間眾多分歧。第一，美蘇雙邊核武器協議。第二，歐洲安全保障合作會議（CSCE）達成的政治經濟協議。第三，通過相互均衡裁軍協議（MBFR）減少歐洲地區軍事力量。經過幾輪調整和啟動，相互均衡裁軍協議最終促成了北約和華約之間的談判。1989年，雙邊在多輪談判後，終於削減了各自在歐洲的力量。冷戰結束後，儘管北約和俄羅斯並未完全接受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但是它卻為進一步削減他們的軍事力量提供了平台。
    
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歐洲的軍事擴張之危險並不亞於今日東亞緊張的局勢。雖然緩和相對占據上風，冷戰仍舊在蘇聯於1979年入侵阿富汗之後點燃了戰火，從而造成里根政府對莫斯科的敵意。不過，1970年關於削減核武器和常規武器的談判，經受住了各種政治上的考驗，為確保一個穩定和平的歐洲奠定了安全基石。

數十年的武器控制談判為政客、政策制定者和軍事專家營造了一種思考的氛圍，在這種環境下，他們有充足的時間致力於思索如何減少衝突，而不是為了增加軍事預算製造衝突。他們制定發展出了一套複雜的體系，旨在增強相互之間的信任感，並不僅僅是減少武器，而是將相關協議制度化。此後第二輪深入討論更是進一步讓更多利益攸關者加入到減少衝突的行列。這樣的結果能確保武器控制和裁軍不受各國國內政權交替的影響而得以延續。
   
縱觀歷史，亞洲未有能與上述類比的武器控制和裁軍先例。日本參加過華盛頓海軍會議。這是歷史上第一個有關武器控制的會議，也是1922年關於限制戰亂破壞協議的資料來源。然而也是日本在1936年果斷終結了會議產生的協議。
    
二戰之後，唯一一個能提出來的武器控制相關行動則是日本的和平憲法。憲法規定日本放棄行使以國家主權發動的軍事行為，追求以公正與和平為目的的國際體制框架。但是，與日本和平憲法呼籲的理念相違背的是，其他國家並沒有採用類似的政策－－尤其是給日本施加了和平憲法的美國。1991年，作為冷戰後削減軍事力量的一環，美國撤除了其配置在韓國的戰略核武器，但這僅僅是象徵性的行為，很難說是全面的軍事削減政策。

 超越“再平衡”
美國的“再均衡”東亞戰略，有必要徹底地進行重新定義。
首先，外交政策的基礎不是販賣高價的武器系統，而是要保障相互的安全。今後的5年間，美國與其同盟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應當和這一區域的軍事大國如中國，俄羅斯，以及東盟各國一起，起草一份全面限制核武器以及常規武器的計劃。

     各國需要攜手合作完成這項計劃，制定一份將氣候變化作為區域內首要安全威脅的政策，並要求各國政府為此進行全面系統性改革。
目前，上述政策已經獲得很多支持。美國太平洋司令部薩繆爾總司令曾表示，氣候變化是最大的安全挑戰。正如安德魯・德威特Andrew DeWit 教授指出，美國太平洋軍司令部為未來亞洲全境的相互協助打開一個新的局面，對於氣候問題也發表了具體應對方法。氣候變化成為安全保障課題上面的一大轉機，也促使了軍力削減的推進， 

        與中國的協作是成功達成這項計劃的必要條件。中國目前還不能斷定美國在本區域內是一個不受歡迎的存在。就像華盛頓存在強硬派一樣，在北京同樣也有強硬派。中國一貫都表明在包括安保問題的軍事協助上，做好了同美國合作的準備。中國在RIMPAC2014等美國主導的環太平洋共同演習等活動當中也有參與。

        但是，與其說美國在東亞地區的角色是一個調停者，不如說是一個遏制中國潛在威脅的霸權國。美國在中國周邊敵對性軍事演示尤其讓北京的領導人對此顧慮不已。世界的未來取決於美國能不能從冷戰時期的外交和安全保障的思考方式中跳出來，就如同中國能否接受現有國際共同體範式的挑戰一樣。美國與中國在長期武器控制協議上的合作能夠會成為雙邊關係重大轉變。
前方的路

      美國，一方面是世界上軍費開支最多的國家，同時也是世界上販賣武器最多的國家。因此，達成東亞地區整體的軍事規模縮減協議的第一步，應該要從華盛頓開始。美國不應該將注意力放在推進可能導致紛爭與戰亂的軍備競賽上，而是應該通過盡力促進本地區軍事削減以及建立信賴關係，來發揮其在這一地區的領導能力。

     無論是什麼樣的軍事裁減協議，都不應該是雙邊的，而應該是在多邊國家關係之間達成。現在東亞地區，弄清以下事實很重要：每個國家都在漸漸捲入軍事擴張，而且緊張程度與日劇增的原因錯綜複雜，很難說一直以來存在的同盟關係會不會在原來的基礎上延續。現在人們的焦點過度集中在朝鮮的核開發計劃上，卻沒有正視更大的地域安全保障上面的課題。
達成這樣的協議需要一個成型的機構，哪怕只是如同CSCE初期一樣的常規會議。Track One 和 Track Two等機構，如東盟區域論壇和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可以成為談判初期的平台。而一個成熟、全面的武器控制框架最終需要一種新的政府間聯合倡議。

        六方會談可以作為開啟真正討論軍事削減計劃的初級平台。相對於一味地要求朝鮮無條件停止核開發項目，美、中、日、俄、韓、朝六方可以就如何共同在本區域進行對核武器以及常規武器的大幅削減展開對話。這種協議不應該僅僅局限於參照或者依賴朝鮮當局的行動作出反應，而應該無論朝鮮當局如何行動，都能作為本地區安全框架基礎協議而得到推進實施。但是，其本身不光要吸引朝鮮來參加並成為更高級會談的參與者，同時也削減中國，日本，韓國的軍事武裝力量，縮小美國在這一地區的軍事力量規模。

        可以促使北朝鮮加入會談一個更誘人的條件是，美國提出用和平協定來代替在1953年締結的朝鮮戰爭停戰協議。朝鮮一直推崇的和平協定，也包括創設一個地區性機制，約束和確保整個地區穩步向前發展。這個機制也可以作為新的地區安全框架的核心。

        在美國的支持下，由John Endicott在1995年提出來的“東北亞無核武器區域”能為朝核問題各方提供一些動力。這項提議是來自除朝鮮外五國軍事專家的共同成果，它旨在能作為最終根除東北亞地區所有核武器過程中的第一步。而且，提議中的建議會有所成效，因為它是建立在八個已經存在的無核武器區域協定之基礎上，比如1959年的北冰洋協議和東南亞無核區域協定。    
關於核武器的談判，要遵從MBFR交涉的先例，而且有必要同本地區關於軍備削減的一系列其他協議並行實施。這樣的議論，能夠發展成為一種現行機制，持續促進軍備削減，以及持續產生依照可預想順序實行的路線方針。對於軍艦、坦克大炮、戰鬥轟炸機和導彈和其它軍事運輸系統等個別項目則需要根據具體情況具體談判。協定也應包括嚴格規定軍事演習和監視行動。這些談判中的一個重要要素是縮小區域內主要軍事演戲的規模，將永久中止軍備競賽作為最後目標，並停止區域內那些具有挑釁意味的偵測行為。
更重要的是，在技術飛速革新的背景下，常規武器愈發落後，已經締結的常規武器類的協議有必要依據技術的發展變化作出相應的應對措施。無人偵察機，機器人，3D打印機以及網絡戰爭這樣新技術的問題，必須依據武器限制條約的各個項目進行直接的處理和應對。技術變化本身的破壞性本性，應當依據軍備管理條約被切實限制，來維持條約的一致性與相關性。
    ［戰區導彈防禦］一定要作為整體軍備限制條約的一部分來考慮和執行。儘管有效實現這樣的導彈防禦系統還存在一定技術問題，美國強行把系統兜售給日本和韓國的提案依舊刺激了中國開發彈道導彈技術與之對抗，這本質上給東亞地區帶來了不安的結果。進一步來說，中國並不接受美國關於其部署的導彈防衛系統是防禦性系統的說法。與美國要求把導彈防衛作為軍備削減的最後一個項目的主張相反，中國主張應當首先將這個項目撤銷。這個問題，只能通過更深層次的協議才能解決。

      最後，緩解、適應氣候變化與核武器、常規武器的談判同時進行也非常重要。常規武器與核武器的削減，也必然伴隨着軍事上的作用點與機能的轉換。擁有數百萬軍隊的龐大官僚機構，必須擔負起同氣候變化戰鬥的重任。

      過去的一年裡，世界一直關注着烏克蘭，伊拉克，以及加沙地區的極端混亂與衝突。正是由於對立各方將自己的意見表達訴之軍事行動，狀況才每況愈下。另一方面，東亞的危機在最近幾個月間有局勢稍微緩和的趨勢。希望亞洲能採取同其他地域不同的策略來解決多年以來各種各樣困擾東亞地區的紛爭。如果亞洲能夠以放棄武器作為解決問題的手段，對世界其他地區來說也是樹立了一個有力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