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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官对于刘斐的意见也是无可奈何，现在中央的精神就是进攻，你现在这个钻进山区打游击的作风完全就是右倾逃跑主义，和中央精神完全背道而驰！等打完这一仗开你小子的会！第9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那个“老虎仔”都顶不住蒋委员长的“春季攻势”、俺这个“李猛仔”就能顶得住啦？至于“敌骑4旅小岛少将梗率官兵一行”就开始侦查突破口的敌情，也改成让他们守河去吧——“襄河沿岸之敌，似仍属以骑兵为基干之部队，沿河防守。”骑兵去守河防，李长官啊李长官，您是怎么想的啊？

李宗仁按照委员长“分路出击……无孔不入之要领……粉碎其进攻之企图”的指示连夜拟定作战方案，30日给委员长发回去，

“第5战区作战命令

一、不下三师团之敌，将以主力由淅河及其以北地区西向，有力之一部由钟祥附近北向，夹击我在襄河东岸之主力兵团。”

这个敌情差不太多，敌军的攻击方向也大致准确，只不过目标没有分析对，日军的目标不是张自忠第33集团军，而是汤恩伯第31集团军，不过这不是大问题。面对日军“三师团之敌”以上兵力进攻，李长官没有胆怯，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准备给它打回去——

“二、战区决以主力行攻势防御，粉碎敌之企图，长久保持襄河东岸地区，一部渡河攻击，竭力牵制敌之兵力，俾我主力之作战容易。”

李长官的这次“攻势防御”不是闹着玩儿的，而是“战区决以主力”来干的。首先是敌后大别山的廖磊第21集团军，派出两个师向花园、广水攻击，再派出一部向信阳进攻，把日军后方搅一个乱七八糟。日军既然想对第33集团军下手，那咱们就来个先下手为强，“以攻对攻”给它怼回去，江防军第26军推进至沙洋、十里铺一带，河防部队渡河攻击，截断京山钟祥的公路。日军补给线被截断，看它还搞什么搞？

左翼部队一部守备现阵地，一部相机向广水、应山进攻与廖磊派出的部队互相呼应，前面守得住，后面去掏它的窝子，看看日军乱不乱？

李长官安排布置已定，打它日军个落花流水、让它有来无还！

李长官在战前对此方案极具信心，战后的回忆录里则是换成刘斐的方案更具信心，当然战中的情况另外再说——

“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四月，敌人经缜密计划与充分补给之后，乃思扫荡我5战区的主力，以巩固其武汉外围。四月下旬，敌方乃集结其中国派遣军的精锐：第3、第13、第15、第16等师团和第4骑兵旅，约十余万人，挟轻、重炮二百余门，战车百辆，循襄花（襄阳至花园）及京钟（京山至钟祥）两公路西犯。”

还是医生的老路子，先把病情扩大一些吓唬吓唬病人再说，第15师团驻在芜湖担任警备任务，不属于第11军序列也不在此次进攻行动之中。“战车百辆”是没有的，冈村宁次倒是想用，只不过此一带水网纵横，战车行动困难，只好用骑兵担负快速穿插的任务。

“为针对敌方此项战略部署，我亦决定死守桐柏山、大洪山两据点，以与敌长期周旋。”

李长官在二十年后的回忆录里终于接受了刘斐的意见，放弃了1939年4月30日下达“攻势防御”的战区作战命令。由此转变也把当时的部署改动得面目全非，进攻行动全部取消，各个部队还是各自守备，这种啥也不用动的作战准备妥当之后，李长官非常满意，而且好消息也传来了——

“部署既定，樊城长官部内的情报科收到我方谍报人员何益之自上海拍来密电，详述敌军此次扫荡五战区的战略及兵力分配，一切果不出我所料。”

李长官已经料定“约十余万人，挟轻、重炮二百余门，战车百辆，循襄花（襄阳至花园）及京钟（京山至钟祥）两公路西犯”了，上海的“谍报人员何益之”这才“拍来密电”。对于料敌必中、运筹必胜的李长官来说，神马“谍报人员”都是浮云，不过这封密电就算无伤大雅的凑趣吧。

李长官上马治军、下马治民，天文地理无一不知、军事政治无一不精，确有治国安民、经天纬地之才，能别人所不能。例如在“台儿庄大捷”，一番话哄得“草人”川军变成了死战之军、二番话哄得张自忠、庞炳勋化解死仇、三番话哄得孙连仲、池峰城死守台儿庄、四番话哄得汤恩伯抄击敌后。这些大风大浪里滚出来的军头们都被李长官收复得服服帖帖的，这些就不需要再说了，这一回咱们再看看李长官是如何策反日方间谍的，换一换口味，看一部李长官的“谍战剧”。

1938年7月26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三个单位在上海共同组建了间谍谋略机关“对华特别委员会”，专门处理除了作战以外的所有对华重大谋略以及建立汉奸政权的执行机关。负责人由三个单位分别派出，即陆军的土肥原贤二中将、海军的金田芝中将，外务省的坂西利八郎顾问。不过由于陆军在华势力最大，土肥原又是特务元老，因此该机构又称“土肥原机关”，直接对日本内阁的五相会议负责。该机关以梅、竹、兰、菊为代号，在各地分头组建了任务不同、策反对象不同的特务机关。

梅机关的工作对象是汪精卫、竹机关是吴佩孚、兰机关是桂系、菊机关是国民党“闽粤边防军”总指挥黄大炜中将，其中对口桂系的是兰机关负责人为和知鹰二。其中菊机关的工作对象黄大炜在1939年11月率部叛变投敌，被改编为伪“和平建国军第1集团军”，1940年改称伪“闽粤边区绥靖总司令部”，黄大炜为总司令，1944年5月，黄大炜在上海被军统特工暗杀身亡。

和知鹰二

这些“花花”机关不是在“七七事变”之后凭空设立的，都有前期工作的延续和整合，其中兰机关所负责的桂系工作，在抗战前就有很大成果。

桂系与日本人最初交往是在1929年蒋桂战争期间就开始了。1928年6月8日国民革命军开入北京，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在东北通电东北易帜，宣布效忠南京中央政府，北伐成功。

天下打下来了的下一步自然就是内斗，这个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一统江山不到4个月的1929年3月26日蒋介石宣布讨伐桂系，结拜兄弟反目成仇。委员长的军事才能呢不需再说，论打架桂系还真不怕，不过委员长另有办法，要是没点儿手段如何当得了委员长是不是？收买离间非常奏效，桂系在湖北的第7军第15师第43旅旅长李明瑞和第14师第41旅旅长杨腾辉倒戈导致桂系败退两湖，而在冀东的4个军也反水，这下子桂系大败，驻在北平的第4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只好逃命。

3月17日廖磊护送白崇禧到塘沽港乘日本轮船南下，但是消息泄露，蒋介石令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拦截，派兵轮在吴淞口堵截，抓到后也不用啰嗦，就船崩了“小诸葛”了事。

时任上海市长的张定璠原为白崇禧指挥的北伐东路军参谋长，1927年8月白崇禧任淞沪卫戍司令派为上海市长。张定璠得到就船枪决“小诸葛”消息之后立刻联系日本驻沪总领事，于是日本人派专轮还是军舰，抢先一步把白崇禧从轮船上救走。

李、白二人逃亡越南，不过代替原桂系在广西掌权的俞作柏、李明瑞等人开始亲共，南京国民政府遂于1929年10月将俞、李明瑞二人免职，李、白等人得以重回广西，1930年联合冯、阎开始中原大战，败后退回广西蛰伏。

这下子就很清楚了，蒋是必须要反的，可是国内势力都已靠不住了，单凭广西一个穷省的力量无论如何也搞不掉那个“马夫”，必须要借助外部势力了，而日本则是唯一的选择，况且日本也愿意扶植地方势力与南京中央政府作对，以利于分化中国。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在“9.18”日本占领东三省之后，这种互需更显迫切。

1931年12月30日，国民党内反蒋派在广州取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西南政务委员会”，宣称“该会有权发布不与中央抵触的命令和单行法规”与南京中央对抗，势力范围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福建5省，主席为胡汉民，委员27人，其中唐绍仪、萧佛成、邓泽如、李宗仁、陈济棠为常务委员，李宗仁开始在广州常驻。

胡汉民所领导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口号是“抗日反蒋”，实则“联日反蒋”，但是日本对于虽然是国民党大佬的胡汉民没有多大兴趣，而是对广西、广东的实力派更感兴趣。而陈济棠和李宗仁对于胡汉民也只是借用这个牌子，实际上则是“尊之如神仙，防之如盗贼。”陈、李二人和日本分别另有接触，就此李宗仁与日本方面来往频繁，在1935年初与日本敲定军火生意，日军也派军官、军士到广东、广西的军校、民团干部学校、航空学校和部队担任顾问和教官。在此期间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等人与李宗仁直接见面，日方负责具体工作的是广东驻在武官和知鹰二，而“何益之”就是和知鹰二的翻译，本名夏文运，辽宁大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