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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本和广西双方都有相互需求，所以李宗仁和和知鹰二接触频繁。驻外武官都是特务，到现在也没有例外的。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去世，蒋介石决定解决西南问题。而广西广东也知道，胡汉民一死，所谓的西南政务委员会也失去了政治基础，这就到了不动手不行的时候了。其实胡汉民在世之时就屡屡催促两广起兵反蒋，可是两广根本没有兴趣，原因就是打不过人家，要是能打得过、早就打了是不是？现在胡汉民一死，形势大变，不得不起兵了，算是继承胡汉民的遗志吧，于是所谓的“6.1运动”发动，以西南两部会的名义通电全国，敦请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立即对日抗战，并吁请全国党政军民一致督促中枢抗日

6月16日，白崇禧说，“湖南已赞成我们出兵，友邦亦已同情。”而陈济棠之兄陈维周则直接说，“此次出师，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我已见过日本领事，得到他的同意。”这就是抗日还要得到日本同意的“两广事变”。

由于两广这次闹事提出的口号过于牵强，真实目的其实早就是“司马昭之心”了、骗不了谁了，所以“两广事变”在9月以政治方式结束。事后李长官自然将此次“两广事变”的责任推到陈济棠头上，而自己在这期间和日本特务来往如此频繁亲密，李长官是这样解释的，“在广州时，我便看到‘南进’派极为得势，咄咄逼人。我乃竭力拉拢‘北进’派，企图扩大两派间的摩擦，并乘此刺探日本侵华的秘密。因此，我与和知的交情日笃，和知也引我为中国知己，不时有意或无意地将侵华机密泄漏给我方情报人员。担任此项重要任务的人，便是何益之君。”

明治维新之后随着国力渐强，日本向军国主义转变，其侵略方向的第一目标就是朝鲜。1895年“甲午战争”使得日本占居台湾，有了向东南亚侵略的跳板，而1931年“9.18事变”占居东三省，有了向苏联进攻的桥头堡。至于重点是哪一个方向，1936年8月7日的日本五相会议提出了实行大陆政策的北进和向太平洋扩张的南进同时并举的《国策基准》计划，也就是“北进”、“南进”都要。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中国的东三省一直是苏联和日本的利益焦点，日本不得不布置重兵于东三省防备苏联武力干涉。由此日本方面产生先下手进军苏联，甚至制订了建立“直抵贝加尔湖和西藏的大日本”的侵略计划。

而对南洋的觊觎主要是战略物资的考虑，不过由于美国传统“孤立主义”的作祟及对商业利益的考虑下，以“不干涉”和“中立”为幌子，应日本要求大大增加供应废金属、燃料和其他战略物资。在对华战争开始前的1937年上半年，输出到日本的商品增加了83%，而在对华战争的1938年，摩根和其他金融垄断巨头向日本商行提供了1.25亿美元的贷款。美国的支持大大降低了日本对战略物资的迫其需求，所谓的“南进”推动力也就大大降低。而日本陷于侵华战争之后牵扯了巨大兵力，对苏联的作战也就无展开，在“张古峰”和“诺门坎”两次战斗的失败之后，也就渐渐打消了“北进”的念头。

而李长官所说的“在广州时”的1935年、1936年，日军占居东三省、防备苏联干涉或者准备对苏发动战争是主要问题，而且所谓的“北进”派、“南进”派也就是陆、海军之争。在李长官与日方特务频频接触的时期，“北进”是主要方向，而且李长官也不可能同时接触到日军的海陆两军高级将领，你就是即便“竭力拉拢‘北进’派，企图扩大两派间的摩擦”也使不上劲儿、是不是？再说了，和知鹰二一个广东驻在武官，即便是支持“北进”也没有多大分量是不是？你把他拉过来有啥用？你们俩还是一起搞反对南京中央政府就行了。

在李长官的“竭力拉拢”之下，日本广东驻在武官和知鹰二“引我为中国知己”。这个话怎么说呢？咱们是没有看到和知鹰二写的工作汇报，也许里边和知鹰二汇报李长官“引我为日本知己”，这个也有可能是不是？搞特务的，睡觉都戴口罩担心说梦话泄密，李长官也不是一个心眼儿、两个心眼儿的人，就你俩还能成了“知己”？别说别人，就说你俩自己能信吗？

不管他了，反正就成了合唱沧海一声笑的“知己”了，第二步就是策反“知己”的翻译——这是“知己”能干出来的事儿吗？

“何君是辽宁大连人。日本帝大法政科毕业，能操流利日语。“九一八”事变时，自大连逃出，企图到关内投效。但因关内无亲无友，不特请缨无路，甚至无计糊口。不得已，又潜返东北，终因其学历过人，日语流利，为日本军方所罗致，派充日本驻华南各机关华语译员。他遂乘机与土肥原、板垣、冈村、和知等厮混极熟，以故所有我的日本访客都请何君为通译。”

此“何君”就是李长官在随枣会战前接到上海密电的“我方谍报人员何益之”，原名夏文运，1905年出生于大连，大连彼时称为“关东州”。

1899年8月16日沙俄与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租借旅大3200平方公里为租借地，由于当时山海关以东的地区称作关东，因此将旅大租借地称为“关东州”。1905年日俄战争俄军战败投降，9月俄将旅顺和大连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由此大连地区变为日本殖民地，日本设立关东都督府，而夏文运出生适逢日本接收“关东州”，而其成长教育完全则接受日本的奴化教育。

夏文运天资聪颖、读书勤奋刻苦，1913年入老虎山第一普通学堂，1917年考入“关东州”公学堂南金书院高等科，1919年考入旅顺师范学堂。毕业成绩各科全优，得满铁公费于1925年考入日本广岛高师。俄国战败之后将修建的中东铁路长春至旅顺段转让给日本，日本改称为南满铁路，1906年6月7日，明治天皇发布第142号敕令，公布《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成立之件》，11月26日在东京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07年，会社总部从东京迁往大连。

满铁株式会社并不仅仅是卖火车票，而是日本在“满洲”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侵略活动的指挥中心，其觊觎东三省之心路人皆知，而夏文运正是日本政府认为可以用来改造、奴化的“人才”。

夏文运到了日本继续苦读，1929年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硕士研究生。1931年春，夏文运回国，入聘冯庸大学教授兼校长秘书。

冯庸大学是奉系军阀冯德麟的长子冯庸于1927年在沈阳创办，几乎是“毁家”兴办义学，经过4年努力到1931年学生人数已达700余人。1931年“9.18事变”，9月21日，日本关东军冲进冯庸大学将校长冯庸带走软禁，并将教室、宿舍的箱柜洗劫一空。当晚冯庸大学大部分师生有组织地在马三家子火车站乘车撤到北平，张学良将西直门崇元观五号的前陆军大学校舍用来收容冯庸大学师生。

冯庸被日军扣押后先是软禁在沈阳大和旅馆，劝降不成，又劫持到日本东京。后冯庸在一名日本朋友的帮助下逃离虎口，从上海绕道回到北平继续主持冯庸大学校务。1931年11月1日，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誓师成立。1933年9月，冯庸决定将冯庸大学并入东北大学。

而夏文运并没有像冯庸大学大部分师生一样撤到北平，而是留在沦陷区，并且于1932年3月回到日本完成毕业答辩。这种奴化人才有培养计划、自然也有使用计划，夏文运原先进入冯庸大学算是“地下工作”，现在变天了就转入明面进入日本军部工作，而不是如李长官所说的，“‘九一八’事变时，自大连逃出，企图到关内投效。但因关内无亲无友，不特请缨无路，甚至无计糊口。不得已，又潜返东北，终因其学历过人，日语流利，为日本军方所罗致。”

“9.18事变”之后东北边防军第3旅旅长兼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举义旗，在齐齐哈尔就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率领爱国官兵奋起抵抗日军。

1932年3月1日“满洲国”成立，在此前的筹建期间的1931年12月7日，板垣征四郎亲自到马占山根据地，劝说马占山就任“满洲国”黑龙江省省长。1932年2月7日马占山归顺关东军，2月16日，马占山乘坐日军飞机由哈尔滨飞往奉天投日。“满洲国”一成立，马占山就任黑龙江省省长，3月9日兼任满洲国军政部部长。

这样的人物很重要也很让人不放心，于是关东军派遣夏文运为马占山秘书，这个应该是经过“组织”考察的，“组织”上相信夏文运是不会跟着马占山跑的。果不其然，仅仅不到一个月后的4月1日，马占山与部分随员从齐齐哈尔逃出，4月7日抵达黑河，成立东北救国抗日联军。于是夏文运又被派为“满洲国”军政部总长张景惠秘书，也就是继续搞监视。

夏文运在工作上直接接受关东军司令部附、“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多田骏的领导，与关东军司令部部员如花谷正、桥本欣五郎、根本博等人共事，没上过陆军士官学校就不能挂衔，不过待遇为中佐，其时和知鹰二、花谷正也都是中佐，完全是同等待遇的“日系官员”自己人，完全不是后来再铁杆儿的伪满汉奸可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