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盈 许栋/文

国家自然科学和技术评奖由科技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奖励办”）主持。

“我们态度很明确，政府部门就得退出评奖！”中国计算机学会一位核心人士2014年1月22日早上对《赛先生》表示：“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政府发的科学技术奖并没有促进科学事业进步，反倒是促进了腐败”。

与计算机学会激烈态度相比，一位享誉国际工程界的华人计算机教授虽然非常惊讶该奖，但他在发奖不久后对《赛先生》表示：“我已听到很多人议论此事，包括美国的学者”。该专家认为：比起批判该技术本身来，更重要的是改革当前的学术奖励制度。

就在此前一天，21日晚9时，计算机学会突然在其官网上挂出一则措辞坚定的公告——《中国计算机学会关于政府退出国家科技奖励评审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该文迅速传遍全网，引来大量点赞。

该《建议》落款日期为1月15日。据悉，计算机学会已经向国务院办公厅、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技部和教育部递交了这份《建议》。

全文虽名为“建议”，实则并无卑屈之态，一上来就直指国家科学技术奖受到了政府行政权力的不当干预，吐槽“相关领导亲自担任有关评审委员会和奖励委员会的负责人，直接主导奖项的评审过程”。

此文一出，网络沸腾。不少科学家在冬夜里第一时间转发点赞，不少人在评论里高呼“提气”、“给力”！

《赛先生》在与计算机学会上述了解此事的核心人士沟通中，他反复表示，不对任何具体奖项和评奖办法进行独立评价，“我们说的是制度！”。

虽然《建议》全文并未针对具体奖项和个人置言一字，但由计算机学会出面，在这样的时候，大家都心领神会批评由何引起，学界业界人士都心知肚明：你懂的。

计算机学会还没完

1月9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率领的团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在官方发布的获奖新闻中，其名为“网络计算的模式及基础理论研究”（俗称“透明计算”）的获奖成果被描述为“从根本上突破了统治计算机领域60余年的冯·诺依曼结构”，其通过网络从所使用的各种终端设备中选择并使用相应服务的计算模式，理论上“可防御所有病毒对计算机系统的攻击”，该成果“在国际业界引起震动”。

某种意义上，“透明计算”在获奖消息发布后,确实引起了国内外业界震动。科技界和IT界反响激烈，诸多业界人士在网络上竞相“抒怀”，指称该成果无论是在原创性、学术性，还是应用性上皆无值得圈点的地方。不仅远配不上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这个曾空缺12年的崇高学术荣誉，甚至还有傍上成为主流趋势的“云计算”之嫌疑。

旅美华人计算机专家向《赛先生》透露，有意邀请多名计算机学界的杰出同行联名撰文，共同推动中国学术奖励体制改革。而他本人在该奖发出后不久即联系了中国计算机学会进行评议，后者在其建议下决定设立学术论文的H-index（一名科研人员的h指数是指他至多有h篇论文分别被引用了至少h次）数据库，并编制中国计算机科学领域论文被引数最前10名的排行榜。对此，上述计算机学会的人士给予了证实，其称相关消息将于1月23日召开的媒体沟通会上正式宣布。

在访谈中，上述华人计算机专家对《赛先生》表示，在论文引用数的对比下，将可以看出2014年度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是“令人尴尬的”，和历届获此殊荣的科学成果相比起来“不在一个数量级上”，而这一“可笑”的颁奖决定不过是中国现今学术环境下的一个案例。

“国际反响强烈”的真相

通常情况下，一项研究工作是否得到国际同行重视，可从其发表的论文被引情况看出。在教育部公开的张尧学的报奖材料中，张尧学及其团队列举了8篇论文作为其代表性学术成果。

将这8篇论文分别放入“谷歌学术”搜索其总被引数（包含自引），和WOS数据库（即Web of Science，包括了三大引文数据库：SCI、SSCI和A&HCI。WOS引用数反映了一篇论文被国际高质量论文引用的情况）中查询后，发现其列举的8篇文章中最具代表性的前2篇文章的Google总被引数分别为45和46，其中多数来自张尧学团队自引和国内其他学者引用，来自国外的引用数屈指可数。其中第1篇论文在WOS数据库中的被引数为7，第2篇为0。而其第6篇和第7篇文章的WOS引用数相对略高，分别为15和22，对应其总被引数为51和39。

然而，这第6篇和第7篇论文的内容“并非系统领域论文，属于网络通讯领域。”另一位计算机教授向《赛先生》表示。该教授专攻“计算机系统结构、大规模分布式存储和计算系统”。

而张尧学有关透明计算系统领域的文章，“没有核心的相关领域会议引述，这是铁定的。一等奖这种份量，项目至少应该在真正、纯粹的国际一流的会议上有多篇引用，同时在稍低的会议中有更多引用，才算正常。”一位业内人士对《赛先生》表示。

而在一些官方报道中，被中南大学称为“在国际上反响强烈”的张尧学团队论文《TransOS: A Transparent Computing-based Operating System for the Cloud》发表于2012年，经查该文总引用数仅为6次，其中4次是中南大学信息工程学院自己引用，其余2次皆为中国其他学者引用，看不到一丝“国际”的影子。

即便是在报奖材料中，张尧学团队自述其论文引用情况也仅是“20篇主要论文SCI他引120余次”，说明其SCI论文篇平均被引仅6次。

相比之下， 2003年颁发的自然科学一等奖“澄江动物群与寒武纪大爆发”项目共发表论文90多篇，其中在国际顶级综合性科学期刊《科学》和《自然》上发表14篇，SCI收录37篇，70篇被SCI引用842次，出版专著9部。主要代表性文章的总被引和WOS被引数多数分别在100和50以上。

2006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介电体超晶格材料的设计、制备、性能和应用”的主要论文中，有3篇发表在《科学》上，1篇发表在《先进材料》上，6篇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55篇主要论文已被SCI他引639篇次，被13篇综述文章成段引用。

而2013年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40K以上铁基高温超导体的发现及若干基本物理性质研究”，其8篇代表性论文SCI他引3801次，最高单篇他引823次，20 篇主要论文SCI他引5145 次。

“冯·诺依曼”结构被突破？

当然，一个好的科学工作并不见得都能在短短几年间得到同行承认，继而有较高的论文引用次数。对此，一位曾在跨国IT巨头任重要研究职位的IT界专家对《赛先生》表示，就计算机领域而言，当年从巨型机发展到终端机，接着出现类似云计算的雏形，然后随着终端硬件的升级，计算机进入PC机时代，直到近几年又回到云计算。这个来回摆荡的历史说明，当整体的物理条件没有彻底改变时，计算机技术的整个组合空间就这么大，里面不存在太大的缝隙可供人发展出一套完全创新的模式。

上述专家认为，有关张氏“透明计算”的论文引用情况“如此凄凉”，可以比较充分地说明该成果之所以乏人问津，不是因为其太过超前，而是学术水平不够。“最多也就相当于国内的博士论文”，更遑论突破冯·诺依曼结构。

“冯·诺依曼”结构，是一种将程序指令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合并在一起的存储器结构，它奠定了现代计算机的基础。但是，上述IT界专家评论道，“总不能你在多个设备上搭建了一个分布式计算的架构，并未实现多机模式，不过是将单机模式拓展了一下，在终端和服务器之间实现了一个流式计算，就说突破了冯·诺依曼结构吧？”

由于“透明计算”将操作系统放在服务器端，每次启动都需要从服务器加载，因此其核心环节就是下载。该专家把“透明计算”的本质形容为“下载计算”，即一个远程操纵的启动代理，对云计算不曾有过任何思想和方法上的新贡献，等同于1984年就有的PXE（预启动执行环境），只不过现在的技术线路是用开源的方法去做。但所有分布式计算几乎都面临网络瓶颈，这也是分布式计算不能在更常见的广域网中发挥大用的重要原因。

在官方表述中，“透明计算”被宣称突破了“冯·诺依曼”结构的一大理由是，它实现了“存储和计算的分离。”但在该专业人士看来，此说法甚为“莫名其妙”，因为透明计算最终仍要将数据和应用从服务器端下载到本地，还要通过本地访问才能执行，因此说实现了存储和计算分离是“连基本概念都不对。”

“抹不掉的行政色彩”

那么，这样一个备受质疑，引发网络疯狂“吐槽”的成果为何能摘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桂冠呢？

中国计算机学会在其言辞肃然的《建议》中痛陈的四大问题，仿佛在对此作出回答：“政府部门对评审工作干预过多”、“没有建立有效的第三方监督机制，无法对政府部门主导的国家科技奖评审过程中的作为实行有效监督”、“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边界不清晰”，以及“政府不是学术共同体，对专业发展和水平并不具有专业判断力”。

一位接近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隶属科技部，以下简称“奖励办”）的人士告诉《赛先生》，“评奖委员会是奖励办来遴选的，它确定几个不同领域的头，各领域组长有些就是行政官员，而且不是搞专业的官员，此前确实发生过不公正的评审。有争议的奖项不止这一个，还有很多，类似的这种问题一直都没变。”

2003年科技部颁布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和2009年经修订重新发布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规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聘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评审委员会，负责国家科学技术奖的评审工作。根据评审工作需要，评审委员会可以设立若干评审组，对相关候选人及项目进行初评。各评审组的委员组成，由奖励办公室根据当年国家科学技术奖推荐的具体情况，从有资格的人选中提出。

这位人士表示，国家每年在科研上投入很大，自然希望在成果产出上有所体现，而科研单位每年也要申报一些奖励，因为国家给了很多钱拿不出东西不好交代，而有些参与评审的科学家则在权力的指挥下，有形无形地受到了各方面的影响。“这些地方都要做到公平、公正处理，还得下点功夫。因为我们的国情所在，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不被污染和影响是不可能的。”

“国家机构就是要做好管理和服务，评什么奖？既评不好也不会评。所有评奖国家机构都要退出。”前述中国计算机学会核心人士表示，一旦国家机构参与评奖，有部分科学家做科学的目的就不再单纯，变成了拿荣誉、要经费、充实简历，然后为了这个目的百般运作。

原则上，国家科学技术奖的评委名单是严格保密的，每年在项目评选期间，都会有官方媒体宣传今年严防死守的“评审规程”，防止“拉关系”。但是上述接近奖励办的人士告诉《赛先生》：“现在的评奖一般都不是背靠背的。基础研究可能有一些文章先发给评审专家看看，最后大家还是坐在一起去评价。这个时候就可能有行政导向问题，有时也有面子问题，中国人都会考虑这个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我在公开评审中不同意你选上，那些同意或者极力主张同意的人，很难说就不会把我的意见传出去。这种评审形式，一般人都去看领头羊的态度，多数人赞成那我也赞成。一个不对的奖大家最后都签了字是怎么回事？以前并非没有出现过，但是从来没有被追究过，也不知道能追到什么程度。这都是问题，奖励办的行政色彩是抹不掉的。”

计算机教授认为，如果中国借鉴国外的做法，在科学成果评审时，严格实行匿名和回避制度，情况将大有改观。“在国外，你要往一个好的国际会议上投稿，就必须完全匿名，直到这个稿子发出来才知道是哪里投来的。万一你违反这些规矩被查出来的话，那么你的稿子可以审都不审直接退掉。”此外，为了避免专家利益串联，一个会议作者必须标注和专家委员会的成员是否在三年内一起合作过，如果是的话该专家必须规避相关文章的评审，更高规格的会议可能还会更严格。“假如没有这样一个干净的评审环境的话，那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利益诱惑。”

“尽管现在反腐倡廉，大家收敛了很多，但是内在的机制没有改变，潜规则一直都在。”前述接近奖励办的人士说，“尤其是科技界，原来一直很穷，现在搞科研有了制度保障，经费保障，人在利益面前不可能不受影响，所以出现不公平是肯定的”。

不过，单就“透明计算”获得自然科学一等奖之事而言，一位要求匿名的计算机界资深教授表示，“就好比你下场踢球，你也许不是裁判，但你是这个球场的老板。一切资源你控制着，资金人员都归你分配，大家都在这个圈里，人和人之间都有纠缠不清的利益关系，所以有的人不敢不投票给他，有的人觉得不公也不敢站出来说话，因为我自己都不清楚到底我哪些同学朋友就是处在压力之下的。”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中对异议处理的规定如下：任何单位或个人如对科技奖候选人、候选项目的创新性、实用性及真实性等持有异议，应当在受理项目公布之日起60日内向奖励办公室提出，逾期不予受理。而“提出异议的单位、个人应当表明真实身份。个人提出异议的，应当在书面异议材料上签署真实姓名；以单位名义提出异议的，应当加盖本单位公章。以匿名方式提出的异议一般不予受理。”

“说到异议期，复杂性就表现出来了。这个奖已经评上了，评审前期有不同意见你不说，现在你提异议，叫操作的人怎么处理？但是即便是制度上给你异议期了，你又怎么操作呢？它要求你跳出来公开说我不同意，多数人是不愿意这样做的。所以这些评奖的操作方法都是有问题的。”前述接近奖励办的人士表示。

有人诟病“透明计算”并非“自然科学”领域，而是一种“工程技术”。它不去竞争“技术发明奖”，反倒来竞争“自然科学奖”是评奖背后存在不正常操作的证据。对此前述计算机系教授认为，无论真实情况如何，这不是要害问题，“第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还是如何衡量学术水平”。

他说，学术水平到任何时候都是硬指标。改革者从硬指标进入中国后如何变“软”的角度上去查找病根，就很能看出一些问题。比如随便搞个会议，找几个外国籍的评审，就成了“国际会议”，这种自封的低水平“国际”是病原之一。诸如此类的问题积累已久，已经成了学界发展的重大障碍。另外，该教授对中国计算机学会的声明表示支持，尤其赞赏用H-index取代SCI作为学术衡量指标。

在张尧学获奖后，有关他的个人介绍里充满了这样的溢美之词：中国工程院院士、网络路由器之父、“透明计算”理念的创始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随笔集《侘寂天涯》、《水随天去》、《又见木兰》，拥有海量“粉丝”，教科文“三界通吃”。而在其担任校长的中南大学里，一位文科教师的论文题目为《论张尧学异域散文的现代性体验》。

也有人士认为，张尧学团队得奖就是错了，责任不在他而在评奖委员会成员，特别是跨专业投票的委员们。对此反驳是中国大奖常常有自我和单位运作，难逃干系。有人半开玩笑是否单位或者个人“用力过猛”。也有计算机专家认为张尧学的“发明”还是有价值的。一些对张尧学管理大学方式的知情人认为，虽然他们不清楚计算机知识，但肯定张尧学在大学管理方面的一些工作。对《赛先生》表达不满该奖的计算机专家们皆未评论张尧学其他方面工作，并欢迎讨论有关该奖及其设计的计算机方面不同观点。

《赛先生》完全秉公办事，无预设立场，各种就事论事的文字、意见都不会拒绝，更不会偏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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