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盈 許棟/文

國家自然科學和技術評獎由科技部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工作辦公室（以下簡稱“獎勵辦”）主持。

“我們態度很明確，政府部門就得退出評獎！”中國計算機學會一位核心人士2014年1月22日早上對《賽先生》表示：“幾十年來的實踐證明，政府發的科學技術獎並沒有促進科學事業進步，反倒是促進了腐敗”。

與計算機學會激烈態度相比，一位享譽國際工程界的華人計算機教授雖然非常驚訝該獎，但他在發獎不久後對《賽先生》表示：“我已聽到很多人議論此事，包括美國的學者”。該專家認為：比起批判該技術本身來，更重要的是改革當前的學術獎勵制度。

就在此前一天，21日晚9時，計算機學會突然在其官網上掛出一則措辭堅定的公告——《中國計算機學會關於政府退出國家科技獎勵評審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該文迅速傳遍全網，引來大量點讚。

該《建議》落款日期為1月15日。據悉，計算機學會已經向國務院辦公廳、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科技部和教育部遞交了這份《建議》。

全文雖名為“建議”，實則並無卑屈之態，一上來就直指國家科學技術獎受到了政府行政權力的不當干預，吐槽“相關領導親自擔任有關評審委員會和獎勵委員會的負責人，直接主導獎項的評審過程”。

此文一出，網絡沸騰。不少科學家在冬夜裡第一時間轉發點讚，不少人在評論里高呼“提氣”、“給力”！

《賽先生》在與計算機學會上述了解此事的核心人士溝通中，他反覆表示，不對任何具體獎項和評獎辦法進行獨立評價，“我們說的是制度！”。

雖然《建議》全文並未針對具體獎項和個人置言一字，但由計算機學會出面，在這樣的時候，大家都心領神會批評由何引起，學界業界人士都心知肚明：你懂的。

計算機學會還沒完

1月9日，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學校長張堯學率領的團隊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在官方發布的獲獎新聞中，其名為“網絡計算的模式及基礎理論研究”（俗稱“透明計算”）的獲獎成果被描述為“從根本上突破了統治計算機領域60餘年的馮·諾依曼結構”，其通過網絡從所使用的各種終端設備中選擇並使用相應服務的計算模式，理論上“可防禦所有病毒對計算機系統的攻擊”，該成果“在國際業界引起震動”。

某種意義上，“透明計算”在獲獎消息發布後,確實引起了國內外業界震動。科技界和IT界反響激烈，諸多業界人士在網絡上競相“抒懷”，指稱該成果無論是在原創性、學術性，還是應用性上皆無值得圈點的地方。不僅遠配不上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這個曾空缺12年的崇高學術榮譽，甚至還有傍上成為主流趨勢的“雲計算”之嫌疑。

旅美華人計算機專家向《賽先生》透露，有意邀請多名計算機學界的傑出同行聯名撰文，共同推動中國學術獎勵體制改革。而他本人在該獎發出後不久即聯繫了中國計算機學會進行評議，後者在其建議下決定設立學術論文的H-index（一名科研人員的h指數是指他至多有h篇論文分別被引用了至少h次）數據庫，並編制中國計算機科學領域論文被引數最前10名的排行榜。對此，上述計算機學會的人士給予了證實，其稱相關消息將於1月23日召開的媒體溝通會上正式宣布。

在訪談中，上述華人計算機專家對《賽先生》表示，在論文引用數的對比下，將可以看出2014年度的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是“令人尷尬的”，和歷屆獲此殊榮的科學成果相比起來“不在一個數量級上”，而這一“可笑”的頒獎決定不過是中國現今學術環境下的一個案例。

“國際反響強烈”的真相

通常情況下，一項研究工作是否得到國際同行重視，可從其發表的論文被引情況看出。在教育部公開的張堯學的報獎材料中，張堯學及其團隊列舉了8篇論文作為其代表性學術成果。

將這8篇論文分別放入“谷歌學術”搜索其總被引數（包含自引），和WOS數據庫（即Web of Science，包括了三大引文數據庫：SCI、SSCI和A&HCI。WOS引用數反映了一篇論文被國際高質量論文引用的情況）中查詢後，發現其列舉的8篇文章中最具代表性的前2篇文章的Google總被引數分別為45和46，其中多數來自張堯學團隊自引和國內其他學者引用，來自國外的引用數屈指可數。其中第1篇論文在WOS數據庫中的被引數為7，第2篇為0。而其第6篇和第7篇文章的WOS引用數相對略高，分別為15和22，對應其總被引數為51和39。

然而，這第6篇和第7篇論文的內容“並非系統領域論文，屬於網絡通訊領域。”另一位計算機教授向《賽先生》表示。該教授專攻“計算機系統結構、大規模分布式存儲和計算系統”。

而張堯學有關透明計算系統領域的文章，“沒有核心的相關領域會議引述，這是鐵定的。一等獎這種份量，項目至少應該在真正、純粹的國際一流的會議上有多篇引用，同時在稍低的會議中有更多引用，才算正常。”一位業內人士對《賽先生》表示。

而在一些官方報道中，被中南大學稱為“在國際上反響強烈”的張堯學團隊論文《TransOS: A Transparent Computing-based Operating System for the Cloud》發表於2012年，經查該文總引用數僅為6次，其中4次是中南大學信息工程學院自己引用，其餘2次皆為中國其他學者引用，看不到一絲“國際”的影子。

即便是在報獎材料中，張堯學團隊自述其論文引用情況也僅是“20篇主要論文SCI他引120餘次”，說明其SCI論文篇平均被引僅6次。

相比之下， 2003年頒發的自然科學一等獎“澄江動物群與寒武紀大爆發”項目共發表論文90多篇，其中在國際頂級綜合性科學期刊《科學》和《自然》上發表14篇，SCI收錄37篇，70篇被SCI引用842次，出版專著9部。主要代表性文章的總被引和WOS被引數多數分別在100和50以上。

2006年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介電體超晶格材料的設計、製備、性能和應用”的主要論文中，有3篇發表在《科學》上，1篇發表在《先進材料》上，6篇發表在《物理評論快報》上，55篇主要論文已被SCI他引639篇次，被13篇綜述文章成段引用。

而2013年的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40K以上鐵基高溫超導體的發現及若干基本物理性質研究”，其8篇代表性論文SCI他引3801次，最高單篇他引823次，20 篇主要論文SCI他引5145 次。

“馮·諾依曼”結構被突破？

當然，一個好的科學工作並不見得都能在短短幾年間得到同行承認，繼而有較高的論文引用次數。對此，一位曾在跨國IT巨頭任重要研究職位的IT界專家對《賽先生》表示，就計算機領域而言，當年從巨型機發展到終端機，接着出現類似雲計算的雛形，然後隨着終端硬件的升級，計算機進入PC機時代，直到近幾年又回到雲計算。這個來回擺盪的歷史說明，當整體的物理條件沒有徹底改變時，計算機技術的整個組合空間就這麼大，裡面不存在太大的縫隙可供人發展出一套完全創新的模式。

上述專家認為，有關張氏“透明計算”的論文引用情況“如此淒涼”，可以比較充分地說明該成果之所以乏人問津，不是因為其太過超前，而是學術水平不夠。“最多也就相當於國內的博士論文”，更遑論突破馮·諾依曼結構。

“馮·諾依曼”結構，是一種將程序指令存儲器和數據存儲器合併在一起的存儲器結構，它奠定了現代計算機的基礎。但是，上述IT界專家評論道，“總不能你在多個設備上搭建了一個分布式計算的架構，並未實現多機模式，不過是將單機模式拓展了一下，在終端和服務器之間實現了一個流式計算，就說突破了馮·諾依曼結構吧？”

由於“透明計算”將操作系統放在服務器端，每次啟動都需要從服務器加載，因此其核心環節就是下載。該專家把“透明計算”的本質形容為“下載計算”，即一個遠程操縱的啟動代理，對雲計算不曾有過任何思想和方法上的新貢獻，等同於1984年就有的PXE（預啟動執行環境），只不過現在的技術線路是用開源的方法去做。但所有分布式計算幾乎都面臨網絡瓶頸，這也是分布式計算不能在更常見的廣域網中發揮大用的重要原因。

在官方表述中，“透明計算”被宣稱突破了“馮·諾依曼”結構的一大理由是，它實現了“存儲和計算的分離。”但在該專業人士看來，此說法甚為“莫名其妙”，因為透明計算最終仍要將數據和應用從服務器端下載到本地，還要通過本地訪問才能執行，因此說實現了存儲和計算分離是“連基本概念都不對。”

“抹不掉的行政色彩”

那麼，這樣一個備受質疑，引發網絡瘋狂“吐槽”的成果為何能摘得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的桂冠呢？

中國計算機學會在其言辭肅然的《建議》中痛陳的四大問題，仿佛在對此作出回答：“政府部門對評審工作干預過多”、“沒有建立有效的第三方監督機制，無法對政府部門主導的國家科技獎評審過程中的作為實行有效監督”、“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邊界不清晰”，以及“政府不是學術共同體，對專業發展和水平並不具有專業判斷力”。

一位接近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工作辦公室（隸屬科技部，以下簡稱“獎勵辦”）的人士告訴《賽先生》，“評獎委員會是獎勵辦來遴選的，它確定幾個不同領域的頭，各領域組長有些就是行政官員，而且不是搞專業的官員，此前確實發生過不公正的評審。有爭議的獎項不止這一個，還有很多，類似的這種問題一直都沒變。”

2003年科技部頒布的《國家科學技術獎勵條例》和2009年經修訂重新發布的《國家科學技術獎勵條例實施細則》規定，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委員會聘請有關方面的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負責國家科學技術獎的評審工作。根據評審工作需要，評審委員會可以設立若干評審組，對相關候選人及項目進行初評。各評審組的委員組成，由獎勵辦公室根據當年國家科學技術獎推薦的具體情況，從有資格的人選中提出。

這位人士表示，國家每年在科研上投入很大，自然希望在成果產出上有所體現，而科研單位每年也要申報一些獎勵，因為國家給了很多錢拿不出東西不好交代，而有些參與評審的科學家則在權力的指揮下，有形無形地受到了各方面的影響。“這些地方都要做到公平、公正處理，還得下點功夫。因為我們的國情所在，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不被污染和影響是不可能的。”

“國家機構就是要做好管理和服務，評什麼獎？既評不好也不會評。所有評獎國家機構都要退出。”前述中國計算機學會核心人士表示，一旦國家機構參與評獎，有部分科學家做科學的目的就不再單純，變成了拿榮譽、要經費、充實簡歷，然後為了這個目的百般運作。

原則上，國家科學技術獎的評委名單是嚴格保密的，每年在項目評選期間，都會有官方媒體宣傳今年嚴防死守的“評審規程”，防止“拉關係”。但是上述接近獎勵辦的人士告訴《賽先生》：“現在的評獎一般都不是背靠背的。基礎研究可能有一些文章先發給評審專家看看，最後大家還是坐在一起去評價。這個時候就可能有行政導向問題，有時也有面子問題，中國人都會考慮這個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我在公開評審中不同意你選上，那些同意或者極力主張同意的人，很難說就不會把我的意見傳出去。這種評審形式，一般人都去看領頭羊的態度，多數人贊成那我也贊成。一個不對的獎大家最後都簽了字是怎麼回事？以前並非沒有出現過，但是從來沒有被追究過，也不知道能追到什麼程度。這都是問題，獎勵辦的行政色彩是抹不掉的。”

計算機教授認為，如果中國借鑑國外的做法，在科學成果評審時，嚴格實行匿名和迴避制度，情況將大有改觀。“在國外，你要往一個好的國際會議上投稿，就必須完全匿名，直到這個稿子發出來才知道是哪裡投來的。萬一你違反這些規矩被查出來的話，那麼你的稿子可以審都不審直接退掉。”此外，為了避免專家利益串聯，一個會議作者必須標註和專家委員會的成員是否在三年內一起合作過，如果是的話該專家必須規避相關文章的評審，更高規格的會議可能還會更嚴格。“假如沒有這樣一個乾淨的評審環境的話，那一定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利益誘惑。”

“儘管現在反腐倡廉，大家收斂了很多，但是內在的機制沒有改變，潛規則一直都在。”前述接近獎勵辦的人士說，“尤其是科技界，原來一直很窮，現在搞科研有了制度保障，經費保障，人在利益面前不可能不受影響，所以出現不公平是肯定的”。

不過，單就“透明計算”獲得自然科學一等獎之事而言，一位要求匿名的計算機界資深教授表示，“就好比你下場踢球，你也許不是裁判，但你是這個球場的老闆。一切資源你控制着，資金人員都歸你分配，大家都在這個圈裡，人和人之間都有糾纏不清的利益關係，所以有的人不敢不投票給他，有的人覺得不公也不敢站出來說話，因為我自己都不清楚到底我哪些同學朋友就是處在壓力之下的。”

《國家科學技術獎勵條例實施細則》中對異議處理的規定如下：任何單位或個人如對科技獎候選人、候選項目的創新性、實用性及真實性等持有異議，應當在受理項目公布之日起60日內向獎勵辦公室提出，逾期不予受理。而“提出異議的單位、個人應當表明真實身份。個人提出異議的，應當在書面異議材料上簽署真實姓名；以單位名義提出異議的，應當加蓋本單位公章。以匿名方式提出的異議一般不予受理。”

“說到異議期，複雜性就表現出來了。這個獎已經評上了，評審前期有不同意見你不說，現在你提異議，叫操作的人怎麼處理？但是即便是制度上給你異議期了，你又怎麼操作呢？它要求你跳出來公開說我不同意，多數人是不願意這樣做的。所以這些評獎的操作方法都是有問題的。”前述接近獎勵辦的人士表示。

有人詬病“透明計算”並非“自然科學”領域，而是一種“工程技術”。它不去競爭“技術發明獎”，反倒來競爭“自然科學獎”是評獎背後存在不正常操作的證據。對此前述計算機系教授認為，無論真實情況如何，這不是要害問題，“第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還是如何衡量學術水平”。

他說，學術水平到任何時候都是硬指標。改革者從硬指標進入中國後如何變“軟”的角度上去查找病根，就很能看出一些問題。比如隨便搞個會議，找幾個外國籍的評審，就成了“國際會議”，這種自封的低水平“國際”是病原之一。諸如此類的問題積累已久，已經成了學界發展的重大障礙。另外，該教授對中國計算機學會的聲明表示支持，尤其讚賞用H-index取代SCI作為學術衡量指標。

在張堯學獲獎後，有關他的個人介紹里充滿了這樣的溢美之詞：中國工程院院士、網絡路由器之父、“透明計算”理念的創始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著有隨筆集《侘寂天涯》、《水隨天去》、《又見木蘭》，擁有海量“粉絲”，教科文“三界通吃”。而在其擔任校長的中南大學裡，一位文科教師的論文題目為《論張堯學異域散文的現代性體驗》。

也有人士認為，張堯學團隊得獎就是錯了，責任不在他而在評獎委員會成員，特別是跨專業投票的委員們。對此反駁是中國大獎常常有自我和單位運作，難逃干係。有人半開玩笑是否單位或者個人“用力過猛”。也有計算機專家認為張堯學的“發明”還是有價值的。一些對張堯學管理大學方式的知情人認為，雖然他們不清楚計算機知識，但肯定張堯學在大學管理方面的一些工作。對《賽先生》表達不滿該獎的計算機專家們皆未評論張堯學其他方面工作，並歡迎討論有關該獎及其設計的計算機方面不同觀點。

《賽先生》完全秉公辦事，無預設立場，各種就事論事的文字、意見都不會拒絕，更不會偏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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