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中印战争，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国际、国内环境都极为不利的情况下爆发的，但是解放军却依然赢得了一场摧枯拉朽、酣畅淋漓的辉煌胜利，中国在军事上、政治上全面压制了印度。这段历史经验对于今天无疑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中印边境在历史上从来没有正式划定过，但一直存在由双方行政管辖而形成的“传统习惯线”。英国在印度独立前一系列别有用心的举措，为今后的中印边境冲突埋下了伏笔。印度独立后不久就开始逐步侵占中国领土，并支持策动西藏农奴主叛乱。

进入六十年代以后，印度公然开始推行“前进政策”，加紧对中国领土的蚕食。印度一再拒绝中国和平谈判解决争端的提议，1962年更是向边境地区集结兵力，组建了第4军，还赋予第4军自由发动有限战争的权力。为什么印度敢于在这个时候和中国叫板？因为此时正是中国最困难的时期，他们想抓住这个机会在边境问题上争取更多的利益。印度的分析没有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六十年代初正是中国内外交困最严重的艰难岁月。国际上，从新中国成立开始，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关系始终没有缓和，虽然朝鲜战争的硝烟已经平息了好几年，但是1958年金门炮击的隆隆炮声音犹在耳，此时中国还是处于和西方阵营全面对抗的局面。曾经的“老大哥”苏联，在建国初期确实给予中国很多援助，但此时中苏关系也已经走到了决裂的边缘，苏联已经在1960年撤回了全部专家。所以，六十年代初中国在国际上相当孤立，而印度却由于和中国的矛盾，非常罕见地得到了美苏两大阵营的一致支持。

在国内，新中国正在经历三年困难时期，连基本的粮食供应都难以保证，国民经济发展更是陷入停顿。在这个时候要进行一场战争，确实非常困难。然而所有这些困难，反倒激发起了解放军同仇敌忾的高昂士气。

不过从军事上看，六十年代初却是解放军战斗力最强悍的时期。有人认为“抗美援朝”才是解放军战斗力的顶峰时期，其实不然，虽然“抗美援朝”初期前三次战役都取得了胜利，但那是在美军没有充分准备也不熟悉志愿军战略战术的情况下，美军在熟悉了志愿军的战术，并开始全面动员之后，第四次第五次战役志愿军就比较被动了。地战阶段后志愿军在前线改变了战术，在后方改善了后勤，到金城战役时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攻击力，但战争很快结束。所以，解放军在“抗美援朝”时只是和世界头号军事强手美国交了一回手，即便取得了一些经验教训还来不及消化，装备方面也刚刚全面统一为苏式。相比之下，到了六十年代初期，“抗美援朝”战争中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已经充分消化，并落实到了部队的战术、训练、装备等各方面。

战争爆发前，中印两军在边境对峙，最左侧解放军展示的神情就充分表现了对敌人的轻蔑和藐视

在装备上，解放军此时全面装备了五六式枪族。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冲锋枪（不是使用手枪弹，所以确切说应该是突击步枪）和五六式轻机枪的组合非常成功，随伴步兵的火箭筒和57毫米炮无后坐力炮也都非常适合在高原地区使用。步兵武器配系的均衡性能先进，所以，在战争中解放军缴获了印军的轻武器，基本上是看不上眼的，更不会用缴获的武器来换下自己手里的武器，这在解放军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印军的武器也不算差，虽然都是美苏两方提供的，但型号杂乱，反而不如解放军的武器装备。

在软件上，战略层面有中央军委的毛泽东、周恩来、刘伯承、林彪等军事政治斗争大家。战术层面，前期负责指挥东线作战的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是1955年的中将；指挥瓦弄方向作战的54军军长丁盛是1955年的少将；指挥西线新疆方向作战的南疆军区司令员何家产是1955年的大校，1961年晋升的少将，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战将。师团级干部都至少经过抗战、解放战争的锤炼，营连级干部绝大多数也都参加过解放战争或“抗美援朝”，甚至普通士兵中也有不少经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老兵，军事素质过硬，又有实战经验，综合素质相当之高。而印军虽然和巴基斯坦打过几仗，但这些作战的规模、强度和烈度，和解放军所经历过的战争根本无法相比。因此，中印双方在人员素质上的差距巨大。

1962年夏，面对印度一再拒绝中国和平谈判解决争端的建议，反而继续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势，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西藏、新疆边防部队进入了战备状态，分别成立了“西藏军区前进指挥部”和“新疆军区康西瓦指挥部”，由张国华和何家产负责，作为东段和西段作战的指挥机构。

10月20日拂晓，东段的西藏边防部队投入约1万兵力，对入侵的印军第7旅采取两翼开刀、迂回侧后、包围分割、各个歼灭的战法开始反击。右翼主攻部队在枪等、卡龙之间强渡克节朗河，迅速清除了枪等、卡龙、扯冬、绒不丢等据点的入侵印军；左翼助攻部队，同时向沙则、仲昆枪、克宁乃桥的印军实行反击。当天，克节朗地区的印军大部被歼，一部溃逃。10月23日，解放军兵分五路展开大追击，至10月25日，进占达旺，收复了克节朗河以南、达旺河以北、不丹以东、达旺以西的全部领土，并全歼印军第7旅，俘虏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首战告捷。

同时昌都、林芝、山南分区部队也分别向入侵印军实施反击，清除了呷灵公、拉木多、林卡、拉曼、阿夏比拉等地的印军据点，进占易古通、马尼岗、塔克新等地，逼近瓦弄，有力地配合了克节朗河主要方向的作战。

西段的新疆边防部队也于10月20日开始反击，先后肃清红山头、天文点、加勒万河谷、班公湖岸地区入侵印军，给予印军第114旅以沉重打击，有力地配合了东段主力部队的反击作战。

在第一阶段自卫反击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后，中国于10月24日发表声明，提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中国边防部队也遵照声明，东段和西段部队先后于10月24日、10月28日停止军事行动。

印度虽遭惨败，但仍拒绝了中国政府的三项建议，反而加紧战争动员和准备，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向边境增派军队。到11月中旬，印军在边境的总兵力增至3万余人。瓦弄、西口山等地印军于11月14日和16日又向解放军发动了进攻。因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于11月17日再次反击。

东段西藏军区调集8个步兵团、3个炮兵团向达旺河以南西山口至邦迪拉地区反击，为加强东段东部地区作战指挥，组成昌都地区分前指，由丁盛负责，指挥4个团向瓦弄地区反击。对西山口方向印军，采取“打头击背、斩腰剖腹”战法，当天就占领西山口、申隔宗、德让宗，当面印军防线完全崩溃，19日，解放军占领邦边拉，并继续追击，于21日进占吉莫山口、比里山口、鹰窠山口一线，全歼印军3个旅，共毙俘印军准将旅长豪尔·辛格以下官兵5200余人。

在瓦弄方向，11月16日解放军以1个团向瓦弄所公西北迂回，以1个团又1个营分别向瓦弄扎公、曲子扎公反击，以4个连从察隅河以东反击，分割歼灭瓦弄地区之敌。当天17时就进占瓦弄，并继续向南追击。至21日，进至萨木维尔和金古底，才停止追击。

在东段中部地区，西藏山南、林芝边防部队向里米金、梅楚卡、都登方向反击，先后拔除印军据点16处，占领里米金、梅楚卡、更仁等地，有力地配合了主要方向的作战。西段反击重点是班公洛地区，新疆边防部队以一部冒风雪翻越冰山进行迂回，另以3个连从正面反击，攻占3处印军据点，随后以炮火压制破坏了另外3处据点，迫使守敌放弃据点逃窜，遂于20日清除西段入侵印军的全部据点。

中印之战不过短短一个月，解放军两次反击都是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印军，印军不堪一击。但这不仅是军事仗，更是政治仗，因此在11月21日，中国政府提出主动停火、主动后撤和设立民政检查站等三项措施，于11月22日北京时间零时起单方面实行全线停火，并全线后撤至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北20公里之外，脱离军事接触；另外还单方面将缴获的武器、军车和军用物资以及被俘人员交还印方。

在胜利后主动后撤，交还缴获释放被俘人员，这可是史无前例的，充分说明了中国和平解决边境纠纷的诚意，在国际上赢得了高度肯定，体现了中国泱泱大国的气度和风范。

对印自卫反击战结束后，中国军队主动撤回到“传统习惯线”，有人认为是有放弃胜利果实之嫌，但是在当时国情国力之下，中国也确实没有足够的力量长期维持在争议地区驻军。就连当时一个月作战行动的后勤保障，也是经过了相当大的努力才实现的，而且马上进入冬季，后勤的压力更大。况且经此一战，印度被结结实实地教训了一场，从此1962年的阴影就成了印军挥之不去的梦靥，完全实现了毛主席在战前提出的“打出五十年和平”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