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統治世界》的作者馬丁·雅克最近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認為不能否定中國治理制度在過去三十年中取得的成績，也不應該將西方的民主視為評判政權合法性的唯一標準。事實上，馬丁·雅克認為，西方的治理制度面臨的問題比中國的更為嚴峻。

從過去中國三十年的所取得的正面來看，我們確實不能否認“中國式治理”的有效性。相較之下，西方國家在金融危機之下的表現則差強人意。但馬丁·雅克顯然忽略了中國所取得的成績背後所付出的代價。甚至這些代價中，最大的危機恰恰正是馬丁·雅克認為中國治理有效性的前提。

作者在文章當中認為中國政府經歷了重大而持續的改革，才能策劃推動中國進行如此巨大規模的經濟轉型。顯然，中國政府所扮演的角色被認為是中國式治理制度在過去三十年成功的關鍵所在。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從清華教授王紹光的文章《國家治理與國家能力》一文中得到更為直接的答案。

在《國家治理與國家能力》一文中，王紹光認為中國的“黨國體制”為中國解決了治國能力問題。也就是說，基於黨國體制這一方式，才保證了中國式治理的有效性。換句話說，黨國體制是中共治理中國的核心所在。無論是鄧小平當年所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或是“穩定壓倒一切”的權力思維背後所隱含的，其強調的核心都是中共作為中國治理制度的內核。

從這一角度上說，我們也就不難理解以下的事實，也就是執政黨內部仍然存在對於市場化改革帶有着根深蒂固的敵視的力量。雖然改革開放三十五年來，中國所進行的市場經濟改革，事實上為執政黨贏得了更多的執政合法性來源，而不僅僅只是局限於其對國家主權建立上的歷史合法性來源。但即使如此，因為市場化改革而產生出的種種社會變化，無論是維權意識的增強所導致的群體性事件頻發，還是公民越來越強調個人的權利，執政黨內部對此予以警惕、甚至敵視的力量是從來沒有消失的。因為他們擔心，市場化的改革會腐蝕其執政黨地位，進而損害了其政黨利益。

但事實上，對執政黨執政地位，乃至對中國治理制度核心造成關鍵性威脅的，卻恰恰是來自於核心內部，也就是王紹光一文中所說的“黨國體制”的問題。

除卻“穩定壓倒一切”這樣的權力思維主導模式，對社會造成的破壞，從而損害執政黨自身權威、削弱其影響力外，權力在經濟市場化過程中，與民爭利，通過權力之手來獲取超額的經濟利益，已經相當嚴重地腐蝕了黨國體制的核心。具體的表現，也就是黨政各級官員的腐敗、軍隊的腐敗。其程度已經在過去將近兩年的反腐運動與整風運動中赤裸裸卻表現了出來。

因此，執政黨本身部分保守力量，視市場經濟以及社會變化、公民權利這些外在為其執政的威脅，是將矛頭對準了錯誤的方向。相反地，執政黨內核自身的腐化才是對其執政的最大威脅。所以，馬丁·雅克認為中國式的治理制度某種程序上是值得其它國家學習的，但前提是在這一治理制度的核心能否繼續發揮其作用。

從過往經驗，我們不難發現執政黨的執政核心是政黨-軍隊-國家(政府)體系。因此，中國式治理制度的繼續有效，是這一體系能否具有穩定性。從這一兩年來的反腐運動，我們相信習近平等中共高層對此已經有相當的共識，因此才有了至今仍然在持續的反腐運動，以及最近相較以往更為高調的軍隊反腐，試圖以此重新建立起強大的執政核心。

但反腐並不能解決執政黨自身的黨建與軍隊的治理問題。關鍵在於執政黨所擁有的權力，如何能夠得到有效的約束與規範。因此也就有了“依法執政”、“依法治國”等議題重新進入執政黨的國家治理軌道上來。

這些年來權力毫無制約，導致了黨政軍這一權力核心出現了行為失范，從而削弱了其國家治理的合法性。因此，筆者相信，儘管四中全會的全文中，對司法方面作為較大筆墨的論述，但未來“法治”的核心，仍將集中於權力內部的制度化、“法治化”，以及權力與權力之外關係的“法治化”，也就是黨政職能的制度化，政府與社會、市場、個人之間關係的劃定與規範等等。

在“穩定壓倒一切”的權力思維下，中國式治理制度事實上已經存在失效的危險。當下，執政黨正試圖重新恢復“政黨-軍隊-國家(政府)”體系的有效性。因此未來“政黨建設-軍隊治理-法治政府”將成為習近平執政的關鍵性因素。從這一角度上說，馬丁·雅克所說的中國式治理制度值得學習才有現實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