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高揚同志，”彭德懷像尊鐵塔，近在咫尺地墩實在這位蘇共代表團團長面前，以傳統的中國農民的純樸性，不拐彎不打結地當面詰問：“為什麼斯大林生前你們都喊他天才、英明、萬歲，可他死後你們又罵他漆黑一團？”

　　米高揚臉紅這一問關繫到政治人物的政治品質。

　　“他的錯誤既然那麼嚴重，為什麼不在他生前提意見，人死了才算舊賬？”彭德懷皺起眉頭，“他還能聽到改正”

　　米高揚赧顏地聳起肩膀，雙手一攤：“當時誰敢提呀……”

　　“這是對黨對人民對領袖負責的態度”。

　　米高揚避開彭德懷的目光，那目光太純潔太正直……太天真。沒有水晶一樣透明的心是難以承受的。

　　他用訴苦的口氣說：“誰提了誰就要掉腦袋!”

　　彭德懷眯細了眼，足足打量米高揚五秒鐘，嘴角開始抽搐，流出一股嘲意。他的身體緩緩扭轉，就在背過身去走開的一剎，右臂忽然掄起：“怕死還當什麼共產黨員!”

　　兩年後，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發言，提出批評意見，並且呈上“萬言書”。

　　他沒有被殺頭，但他還是折失去了國防部長職務，並且成為“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代表人物……

　　彭德懷上“萬言書”的原因很簡單，可以簡單到兩年前他朝米高揚掄胳膊：“怕死還當什麼共產黨員!”可以簡單到一首民謠：

　　谷撒地，

　　薯葉枯。

　　青壯煉鐵去，

　　收禾童與姑。

　　來年日子怎麼過？

　　請為人民鼓嚨胡!

　　彭德懷搶着胳膊跳出來。他這一“鼓嚨胡”，便成了流芳千古的人民英雄。毛澤東所處位置，思考決不能像彭德懷那麼簡單;他所肩負的責任，也不允許他像彭德懷那麼簡單。在廬山，彭德懷是英雄，毛澤東也是英雄。這說法並非自相矛盾，恰說明了事物的複雜性;不能簡單以勝敗論英雄，又怎能以簡單的對錯論是非？

　　論述這個問題，須專門一本書，而非現在這本書所要完成的任務。本書只是將毛澤東思考的幾個階段幾個要點列出來。

　　登廬山每上一公里路要轉十七道彎。當毛澤東“躍上蔥蘢四百旋”時，正是“三面紅旗”遇挫，面對一片“反華大合唱”。他恰似“一山飛峙大江邊”，對於包圍中國的罵聲，他是“冷眼向洋看世界”。

　　毛澤東“冷眼向洋”看美國，看台灣，看蘇聯的赫魯曉夫，決非像某些書裡所寫“冷眼看着他過去的戰友們上山，一一收拾他們”……

　　形勢座談會開始不久，幾位“促進派”向毛澤東匯報“彭德懷發言有問題”，毛澤東不介意，當着衛士們的面說：“此人是張飛，不就是提個意見唄。”

　　又一位負責同志陪毛澤東散步時匯報：主席建議從不同專區選一名戰士到一中隊，搞五湖四海，便於了解各地情況，彭總反對，說特殊化……

　　毛澤東聽了仍是一笑而過。

　　彭德懷送上“萬言書”，毛澤東也並未像某些書或文章的作者所想象那樣“龍顏震怒”，當時在場的秘書、衛士長以及衛士都回憶過那經過：

　　毛澤東看過彭德懷的“萬言書”，把煙蒂擰入煙灰缸，苦笑說：“彭德懷送給我看的儘是消極材料，盡給我送消極材料。”他停下來，認真將一枝香煙插入煙嘴，繼續說：“彭真、王任重、陶鑄、柯慶施送的材料積極。”吸燃香煙後，他還說過兩句：“這個人敢講真話。”“容易得罪人。”

　　只要不是書呆子，誰都懂這樣一個基本道理：真話不見得是對話。正確與否的標準不只是簡單一個真話假話，還與時機、形勢有關，更與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有關。同樣一句真話，十年以後講也許是對的，十年以前講也許就“錯”了，錯在不利於大局。

　　毛澤東在承認彭德懷是講了真話的同時，也敏感到了另外兩個問題：一是赫魯曉夫一九五八年在北京當面嘲諷中國的“大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彭德懷在“萬言書”里也用上了這個觀點。二是“促進派”提醒毛澤東注意信中的“抱怨情緒”蔓延開來，“亂了思想”、“泄了氣”，六億人泄了氣可不得了!

　　毛澤東當然明白非常時期(或叫困難時期)氣可鼓不可泄的道理。他沉住氣，要看看“另一種傾向”到底有多嚴重。

　　七月十七日晨，廬山上的與會者都拿到了大會印發的被冠以《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的文件。第二天，周小舟發言支持彭德懷。向時，赫魯曉夫也在波蘭發表了批判和反對中國“人民公社”、“大躍進”的講話。

　　七月二十日，張聞天發言支持彭德懷。第二天，蘇聯和波蘭通過新聞媒介公開批判反對“人民公社”、“大躍進”，開始了中蘇之間意識形態的論爭。台灣中央社和美國各報迅速轉載並評論了蘇聯的文章。這期間，山下一些黨員幹部的批評意見也紛紛送上山來。

　　於是，從杜勒斯到蔣介石，從赫魯曉夫到山上山下的黨內“持不同政見者”，惡意的攻擊和善意批評便交匯混雜，在毛澤東腦子裡形成一個“合唱團”，形成一種“大氣候”。

　　於是，“萬言書”本身內容再也不是問題的焦點，對全局對事業而言，毛澤東的威信，共產黨對國家機構領導權的合法性以及黨的凝聚力變成了問題的焦點，是遠比彭德懷的命運更為重要的大事。後人評說前人，不能脫離當時的歷史條件和特定國情。實際上，不少人持同一觀點：彭德懷的問題不解決，全黨無法團結一心，共渡難關。

　　七月二十三日，美國副總統尼克松訪蘇，標誌蘇美開始握手。在這種“包圍圈形成——的共識下，毛澤東同一天開始反擊，在廬山會議上做了尖銳激烈的發言。

　　七月二十四日，毛澤東、黨中央委派聶榮臻、葉劍英找彭德懷談話。《彭德懷自述》也證明，兩位元帥都反覆講明“不能單從信的方面來看，而要從如何對全局有利着想”，“要拋開信的本身，從全面利益來做檢討”。

　　由此不難看出，把彭德懷折於廬山，只歸結於向毛澤東上了一份“萬言書”，實在太簡單太膚淺有人把時代錯誤簡單歸結到個人品質上，就更為錯誤。

　　當毛澤東憑窗而立，呼吸着廬山夜晚的涼氣時，他思考的已經不是要不要反擊彭德懷，而是反擊到哪一步!?

　　如果說“促進派”的匯報要求和“大氣候”的影響，促成毛澤東數落彭德懷是“資產階級的動搖性”，那麼，有背後議論，會下“串聯”，自然就變成了“軍事俱樂部”，升級為“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

　　八月一日，建軍節。毛澤東已定下罷免彭德懷國防部長職務的決心。

　　上午十點，他親自主持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會議。

　　毛澤東對彭德懷說：“我同你的關係，合作與不合作，三七開;融洽三成，搞不來七成。三十一年，是否如此？”

　　彭德懷搖頭。他違心地退一步，說：“我同主席的關係是對半開的。”

　　“還是三七開吧。”毛澤東一步不退。

　　“對半開。”彭德懷明白這關繫到他的問題性質。

　　“三七開。”毛澤東也明白這個比例關繫着定性。

　　彭德懷痛苦絕望地看看毛澤東，嘴角一緊，垂下頭。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二日，廬山是早晨。

　　毛澤東走出美廬，作睡前散步。

　　幾十座避暑石屋安臥在綠蔭掩映的山坡上，靜悄悄不曾醒來。這些別墅式建築多是蔣介石三十年代所營建，如今換了主人。每座別墅里都配有從全省篩選而來的年輕女服務員，她們服務的對象都是中國出類拔萃的人物。

　　晨光熹微，他的身影停在日出的位置。火花一閃，青煙飄起，迅速被風驅散。他一手夾煙，一手拄腰，放開視野。

　　長江水悠悠蕩蕩，鄱陽湖蒼蒼茫茫，霧嶺雲谷人跡渺渺，惟有他獨個兒神情冷冷。

　　唉，歷史就像眷戀山岫的雲霧，在他面前腳下糾纏不休……

　　山高路遠坑深，

　　大軍縱橫馳奔。

　　誰敢橫刀立馬，

　　惟我彭大將軍。

　　長征路上，毛澤東贈詩彭德懷，盛讚他是猛將，“像《三國》裡的燕人張飛張翼德”，是開路的“先鋒”。

　　能說“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轉戰陝北，國民黨軍長劉勘率七萬之眾迫在屁股後邊，實在惱人。彭德懷替毛澤東分愁解憂，率兩萬部隊去找劉戡，問毛澤東：“對劉戡要死的還是要活的？”毛澤東在電話里激勵說：“張飛張翼德，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首，如探囊取物。”於是，彭德懷一戰而斃劉戡。若是“丈八蛇矛”的年代，便不只“擊斃”，還要“斬下項上人頭”哩……  

　　能說“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抗美援朝，林彪怯陣，彭德懷慷慨請纓，打得美國人驚呼：“當年八國聯軍陷北京，現在十七國聯軍攻不下一個彭德懷……”台灣報紙甚至幸災樂禍：“現在美國人不說國軍不會打仗”翻翻世界史，好像只有毛澤東的中國敢於同世界性的聯合國對立而不敗，只有彭德懷成為打敗世界性聯合國軍的東方將領……

　　能說“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白雲悠悠，人世悠悠。

　　現在，彭德懷上了“萬言書”;七月二十三日，毛澤東說：“老彭啊，我們談談吧？”彭德懷掄起胳膊吼：“談什麼談？沒什麼好談的!”二十六日晚，彭德懷又在政治局常委會上罵粗話：“你在延安操了我四十天的娘，現在我操你二十天的娘不行？”

　　“張飛張翼德……”毛澤東深知其人地喃喃三遍。據說那天早晨他情緒一度流出哀涼。沒有槍聲的廬山，損折一員大將，值得嗎？張飛這樣的人物談得上什麼野心？你叫他當皇帝他也當不了，不肯當，毛澤東又怎能不明白？

　　但是，轉瞬間他眼神里又閃出堅定的不可動搖的意志。處理彭德懷，關係“三面紅旗”之爭，關係他那“一大二公”的理想社會，關繫到主義之爭。舉凡經天緯地的巨人，為主義之爭，莫不可以犧牲一切。毛澤東也不例外，他可以犧牲六位親人，也可以犧牲他的那顆將星——“張飛張翼德”。

　　他深知，現在的形勢，尤其要維護那個“凝聚力”……

　　我準備在歷史上擔罵名。文人杜撰一個孟姜女，秦始皇就被罵了兩千年。毛澤東多次說：無非罵我是秦始皇。秦始皇算什麼!秦始皇不過坑了七十二個儒，我們比秦始皇厲害一百倍!

　　他首先提出為秦始皇翻案，並且請郭沫若寫了文章，發在人民日報。

　　每當日出之際，毛澤東常常發出深刻的生死感懷和人生慨嘆，“人生易老天難老”，“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在一己之力，主萬姓之浮沉，以實現自己體魄和精神之極致，以追求那大同邦、理想國。

　　你彭德懷講真話，我毛澤東也是在講真話。我講了幾十遍，“對形勢看法不一致，就不能團結”。鄭州會議，武昌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海會議，直到這次上廬山，我們不曉得做多少次檢查了，大做特做，他們就聽不進去。

　　從第一次鄭州會議，我就帶頭糾“左”，這不是真話？

　　上海會議，我感覺到糾“左”不力，講了不滿的話：“……我講話不起作用這一次我要親自掛帥，總書記為副帥。”你彭德懷張口就挖苦：“您不是早就掛帥了”

　　在北戴河，我四次叫衛士請你來談話，你就是怠慢不來。這不是真話？

　　上廬山前，由武漢到九江，我在船上呼籲團結，你退出艙外不回來聽，上得山又寫“萬言書”，這不是真話？

　　我多次檢查反省：“我因易被感情驅使……個性不好束縛”，你“張飛”難道不要反省？只要講真話就可以任着性子，不要那個團結那個“凝聚力”？

　　廬山就是一首蒼涼的浪漫詩。十年後，毛澤東在此悟到宇宙的秘密，並且告訴了斯諾：人類在這個地球上處境，變化是越來越快我看要不了多久，五百年或一千年，那時的人們再看我們這些人和我們所做的事一一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定會覺得很可笑吧……

　　這種超越歷史、超越時空的感懷，儘管蒼涼，卻並不憂傷。

　　一九五九年之夏，發生在廬山上的這一幕，毛澤東和彭德懷都是悲劇式人物，但他們都是英雄做了英雄該做的英雄事。

　　彭德懷掄起胳膊為人民“鼓與吹”，不怕殺頭，不怕坐牢，不怕開除黨籍，不怕妻離友散，不怕從此開始的一連串厄運和苦難，也因此而更加流芳千古。

　　毛澤東作為經天緯地的政治家、大謀略家、一代領袖，在黨和國家和民族陷於危困之際，不躊躇不沮喪，依然衝力高揚，不惜付出巨大代價，不怕為此擔歷史罵名，果斷決策，保證和維護那“統一的思想”，“統一的意志”，以及絲毫不能損傷的“凝聚力”。無疑，這是戰勝困難，渡過危機的首要條件。

　　他成功在隨之而來的三年嚴重困難時期，那樣全國性的大饑荒，餓死成百萬上千萬的人，放在歷朝歷代都將是“盜賊蜂起，民變叢生”;一旦全國亂起來，在具有“嘯聚山林”。“有槍便是草頭王”和“軍伐混亂”的“歷史傳統”的中國，更不知將死多少人，民族又將陷入怎樣的災難之中，社會又將發生多大的倒退!

　　但是，在毛澤東領導下，在他斷然地以非常手段維護了那支隊伍的統一思想、統一意志以及由此而強大起來的“凝聚力”，那種崩潰和混亂沒有發生，並且以驚人的速度奇蹟般地擺脫了困難，重新走上繁榮。

　　據老人說，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中國的男人都沒了陽氣，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三年，中國男人陽氣轉盛，中國女人大出風頭，生育出一個英國又加一法國，大概還不止這個數。

　　毛澤東為廬山上的“勝利”付出的最大代價，不是折了彭大將軍，不是為此擔了罵名，甚至也不是隨後颳起的第二次“共產風”，在全國餓死多少人……

　　他付出的最大代價，是越來越失去了真話。

　　毛澤東的根本錯誤，不在於個人品質，而在於時代和文化。他的個人經歷和所受全部教育，不可能超越中國歷史文化對他的限制。他可以領導中國人民經過艱苦卓絕的民主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卻難以勝任領導一場真正的工業革命。他憑着中國文化所賦予他的全部智慧、勇氣和力量，加之他那幾乎是與生俱來的全部優秀品質，進行了不屈不撓、可歌可泣的探索。在這個探索中，他和他的戰友他的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終於建起初具規模的大工業基礎，可以抬起頭同任何民族任何國家平等對話，平等交往。他維護了國家和民族的尊嚴，給了我們最終“騰飛”的政治保證和經濟條件，使後人有了施展抱負和才華的可能。

　　不要嘲笑他的“三面紅旗”、“大同邦、理想國”，那是一曲悲壯的歌，不甘落後的探索者的歌。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九日，毛澤東登上了吉普車，載着時代和文化給他的勝利給他的失敗下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