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中共在台灣地下黨一把手蔡孝乾的叛變，400多名地下黨員直接受到牽連而被捕，此後國民黨當局將台灣地下黨連根拔起，共抓捕1,800餘人，不肯屈服者都遭到處決。而劉青石則是受牽連者中的其中一位，本文回顧劉青石從成為中共台灣地下黨員，到被出賣、被捕，再到回到大陸後受歷次政治運動衝擊的悲慘經歷。本文摘自2014年第12期《同舟共進》，作者王龍，原題為《劉青石：潛伏者“余則成”的真實結局》。

　　叛變的中共在台下黨第一把手、省工委書記蔡孝乾

　　2008年，電視劇《潛伏》創下收視奇蹟。該劇結尾，余則成飛赴台灣繼續潛伏，讓諜劇迷們牽腸掛肚。對於余則成和翠平最後天各一方、好夢難圓的結局，更令許多觀眾直呼編導太過“殘酷無情”，令他們無法接受。為了表達對這個結局的抗議，“潛迷”們踴躍創作了另一個號稱“療傷版”的《潛伏》結尾。在這個溫馨美好的“療傷版”尾聲里，黨組織耐心安撫翠平，告訴她余則成還活着，翠平於是帶着親人重逢的希望，奮力投入到解放後的新事業中。而余則成在台灣順利完成潛伏任務後，歷經艱辛輾轉回到新中國，終於和翠平喜極重逢。他們一起歸隱山間，過起了男耕女織、夫唱婦隨的日子。

　　可惜這個結尾只是觀眾們一廂情願的善良願望。在真實的歷史中，潛伏在台灣的“余則成”們最終的結局不但遠非這般浪漫，甚至比《潛伏》戲劇化的結尾還要慘烈得多。在這段籠罩着白色恐怖的著名“慘史”中，數不清的“余則成”用熱血映紅了黎明之前的夜空。

　　今天，回顧國共雙方那一頁激烈難忘的暗戰史，潛伏者劉青石的故事無疑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傳奇縮影。這位“雙面間諜”的曲折人生，就是一部令人難以想象的《潛伏》續集。

　　荒山野嶺的“活死人”

　　1950年下半年的一天黃昏，台灣花蓮縣郊外月眉山上的一處荒涼墓地，人跡罕至，陰風慘慘。一位衣衫襤褸的國民黨士兵趁着夜色摸到這裡，準備偷幾塊地瓜回去充飢。隨着兵敗如山倒的國軍潮水般湧向台灣，島內糧食嚴重短缺，軍心渙散的阿兵哥們早已顧不上什麼尊嚴體統，成天恨不得掘地三尺搞點東西填飽肚子。

　　正當阿兵哥手忙腳亂地刨地瓜時，猛一抬頭發現不遠處杵着五個蓬頭垢面的陰森“鬼影”！他們形銷骨立，滿眼惶恐，顯然也被突然出現的阿兵哥嚇壞了。做賊心虛的阿兵哥狂叫一聲，狼奔而逃。他認定碰到了剛從墳墓里爬出來的荒郊野鬼。

　　這幾個“野鬼”的領頭人，便是剛剛九死一生逃出生天的劉青石。從參加台灣地下黨那天起，究竟多少次與死神擦肩而過，劉青石自己也記不清了。但最後這一次遇險，卻讓他身陷絕境，命懸一線。

　　回顧劉青石27歲的人生經歷，天生的倔強性格似乎註定了他的命運之路將會九死一生，與眾不同。

　　1923年，劉青石出生在台灣一戶普通人家，但他打小起骨子裡就不畏強暴。在日據時代的台灣，儘管從小被迫接受日式教育，但劉青石卻對日本殖民者一直仇恨在心。1940年，17歲的劉青石和幾個同學一起謀劃給日軍投毒，不料計劃敗露，被捕入獄。日本人用盡酷刑，把棉花塞到劉青石嘴裡，往鼻孔灌水，逼他招供投降。幾度昏厥後，劉青石終於一字一句說：是的，我承認想毒死你們。但我願做中國剩下的最後一兵一卒，也不會做你們日本人！

　　被投進日本人的監獄後，劉青石幸運地熬到了台灣光復。他和許多人一樣，滿懷希望地迎接前來受降的國民黨軍隊。然而，第一次見到國軍隊伍，劉青石就大失所望，“士兵還背着扇子、大鍋，比要飯的還難看”。腐朽無能、軍紀渙散的國軍來台灣沒多久，就讓老百姓怨聲載道，國民黨政府民心盡失，“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尤其是1947年震驚中外的“二二八”事件，使台灣民眾掀起大規模反對國民黨的浪潮。在老家基隆，劉青石親眼看到國民黨軍隊凡是遇到抵抗者就用槍掃射，屍體裝進麻袋扔到運河，河上到處浮滿死屍。面對國民黨政府製造的屍山血海、專制恐怖，劉青石對這個政權徹底失去了信心。

　　不久，一個叫吳克泰的同鄉突然找到劉青石，說有一位神秘的台灣“大人物”想見一下他。吳克泰所說的大人物，正是中共台灣地下黨第一把手、省工委書記蔡孝乾。

　　在中共台灣地下黨的歷史上，蔡孝乾可以說是一位關鍵人物。他是中國工農紅軍中唯一進行了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台灣人，曾經擔任蘇維埃中央政府內務部長、八路軍敵工部長。1945年抗戰勝利後，他奉命潛回台灣，擔任中共台灣省工委書記，成為中共在台灣的最高領導人。其時，台灣省工委正在秘密發展黨組織。劉青石既坐過日本人的監獄，又組織過反對國民黨的大遊行、大集會，自然是蔡孝乾看好的對象。

　　當時劉青石對共產黨並沒有什麼清晰的概念，但他覺得“國民黨實現不了的事，就應由共產黨來實現”。1947年，劉青石在基隆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由於從事地下工作，入黨時只作了口頭宣誓，連書面證明也沒有給他一份。在從小嚮往做英雄的劉青石眼裡，“離奇的生活要開始了”。

　　1949年後的台灣，成為國共兩黨生死諜戰的最后角逐陣地。對於凱歌高奏的共產黨而言，解放台灣成為最後一項戰略任務，毛澤東在這一年七月明確提出“我們必須準備攻台灣的條件，除陸軍外主要靠內應和空軍”，這裡所說的“內應”便是島內地下黨組織；而對於已經再無退路的國民黨政權來說，要保住這最後一塊地盤，就必須以更加殘酷的手段鎮壓共產黨的地下活動。

　　由於劉青石對台灣情況十分熟悉，他直接受蔡孝乾指揮。內戰緊張激烈，台灣地下黨的領導機構華東局給他們的活動經費非常有限，最初甚至連一台電台都沒有。台灣地下黨和中共華東局之間的一切聯繫，包括檔案、情報、資金的轉移等，全都由劉青石以跑單幫的商人身份為掩護，秘密穿梭於台海之間去傳遞完成。在嚴酷的白色恐怖時期，劉青石每天都如同在刀鋒上行走。任何細微的閃失，哪怕僅僅是一個慌亂的眼神，也足以讓他露餡送命。

　　一次一次複雜的鬥爭考驗，使劉青石成長為一名冷靜內斂的交通員。

　　台灣地下黨的驚天巨變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橫渡長江，在全國勢如破竹地追殲國民黨殘餘兵力。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消息傳來，島內地下黨員備受鼓舞。台灣省工委認為最後勝利指日可待，各級地下黨下達了這樣的工作方針：“各級黨的組織，必須將每個黨員、積極分子動員起來，在一切為了配合解放軍作戰的總口號下，立即轉入戰時體制，建立必要的戰時機構。”

　　中共解放台灣已成定局。美國中央情報局直到1950年5月，還不斷對國民政府警告，“中共可能在年底以前奪取台灣”。在台灣，明里暗裡想方設法要求加入共產黨的人數激增，地下黨成員開始變得魚龍混雜。遊行學生們膽大到在街上公開大唱讚頌共產黨的革命歌曲“你是燈塔，照着黎明前的海洋……”台灣本來是國民黨的天下，此時反倒使特務們終日人心惶惶，各懷鬼胎，不得不對共產黨勢力退避三舍，以給自己留條後路。

　　誰知形勢很快急轉直下。1949年10月24日，金門戰役打響，解放軍9000多名戰士渡海進攻金門，苦戰三晝夜竟然全軍覆沒。瀕臨絕境的國民黨政權得到喘息之機，重新開始加強內部整肅。此前十分張揚的台灣地下黨，立即成為他們必欲除之而後快的眼中釘、肉中刺。

　　在日漸緊張的局勢下，蔡孝乾安排劉青石離開台灣，前往香港避難，並囑咐他如果形勢無法迴轉，就直接從香港去大陸解放區，不要再回台灣。由於此前的盲目樂觀，忘記了一切尚存的危險，過早暴露的台灣地下黨已經埋下了覆滅的禍根。

　　1949年6月，中共台灣省工委發動了一次宣傳攻勢，在地下報紙《光明報》發表社論，題為《紀念中國共產黨誕辰二十八周年》。散發報紙的台灣地下黨人十分衝動大膽，甚至將一份《光明報》塞進了國民黨台灣省主席陳誠家中。陳誠將此事匯報給蔣介石，證明共產黨勢力在台灣之猖獗強大。蔣介石大發雷霆，嚴命特務機關限時破案。

　　一個月後，毛人鳳的保密局就在高校內發現了《光明報》，順藤摸瓜破壞了印刷場所，並逮捕了基隆市工委書記、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鍾浩東雖然堅貞不屈，但被夜以繼日的訊問弄得精疲力竭，瀕臨崩潰邊緣，有一次他忽然迷迷糊糊反問了一句正在偵訊他的特務谷正文：“老鄭怎麼樣？”鍾浩東雖然至死都再不肯說老鄭是誰，然而，保密局特務心裡明白，“老鄭”肯定是中共地下黨派往台灣的頭面人物。

　　12月末，特務們通過被捕者供詞，抓捕了中共台灣地下黨的第二把手張志忠。張志忠是條漢子，任憑拷打也堅不吐實，但狡猾的國民黨特務還是設法套出了上層領導者“老鄭”（即蔡孝乾）的一些線索。至此，暴露蹤跡的蔡孝乾在台灣的處境已岌岌可危，但他本人卻尚不知地下黨發生了如此驚天巨變。

　　相反，倒是中共香港地下黨書記萬金光及時獲知了消息。他找到剛來香港避難一個多月的劉青石，懇切地希望他能夠重返台灣，在十天內把蔡孝乾安全轉移出來，以避免更重大的損失。萬金光鄭重告訴劉青石，這一趟回去非常危險，但除了他，確實找不出更合適的人選執行這一緊急任務。

　　劉青石深知這一次重返虎穴，絕對是要冒殺身之險，但懷着為黨犧牲的必死決心，還是毅然踏上了通往鬼門關的歸途。

　　劉青石不愧是能力出眾的老交通員，他一回到台灣，很快就聯繫上了正在躲避國民黨特務搜捕的蔡孝乾，並告知華東局要他立即離開台灣的命令。他替蔡安排好藏身之地，又設法聯繫了一條走私船，準備讓蔡孝乾儘快乘船脫離險境。哪知到了離行之日，劉青石苦苦等待，卻始終不見蔡孝乾的影子。

　　情急之下，劉青石決定和妻子一起去另一個聯絡點打探情況。哪知他們剛一跨進屋，就發現門後一群特務早就虎視眈眈地守株待兔了。特務拿槍頂住他倆，命令他們坐在床邊不准動。經過查驗身份證，證明劉青石正是他們要抓捕的人，特務立即將槍頂上了膛。

　　眼看這回非死不可，劉青石反而沒什麼好顧慮的了，但他還想拼死一搏。為了解除特務的注意力，他一邊假裝不會說普通話，故作無辜地用台灣話詢問特務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一邊則用日語暗示妻子藉機將門打開，準備逃跑。過一會兒，劉青石藉口要水喝，趁着房主人的老婆端水擋住特務視線的剎那間，他猛地將特務打翻在地，奪門而逃。

　　遠遠地，身後傳來特務狠狠毆打妻子的聲音，還有妻子撕心裂肺的哭喊聲。那是妻子在拼命搶奪特務手中的槍，怕它傷害劉青石。飛奔中的劉青石心如刀割，但他知道此時若再回頭，只能自投羅網，於事無補。他匆匆逃入巷子中另一位地下黨人的家中，那人的母親趕緊把他藏入床下，端了洗衣盆走到街邊的水溝旁，佯作洗衣服。特務們氣喘吁吁地追來，老人家故意指着另一個方向告訴他們，剛才有個人匆忙跑往那一邊了。劉青石這才僥倖脫險。

　　為了躲避國民黨特務的追捕，劉青石集合另外四個中共地下黨員，最終逃到了台灣花蓮縣郊外月眉山上的一處荒涼墓地潛伏了下來。

　　1950年6月的一天，從弟弟悄悄帶上山來的國民黨《中央日報》上，一篇文章讓劉青石瞬間感到天旋地轉，五雷轟頂。那就是蔡孝乾發表的《告台灣地下黨同志書》，還有他自首時的照片。弟弟告訴他，蔡還在國民黨中央廣播電台發表講話，呼籲仍在與國民党進行鬥爭的中共地下黨員自首投敵。

　　作為台灣地下黨的最高領導人，蔡孝乾在自己心中一直代表着黨的形象。劉青石怎麼也想不到，這樣一位參加過長征的堅強革命戰士，居然這麼快就叛變投敵了！

　　據不完全統計，因蔡孝乾直接出賣而被捕的地下黨員有400多人，他們都被冠以“匪諜”罪名一網打盡。此後國民黨當局將台灣地下黨連根拔起，共抓捕1,800餘人，不肯屈服者都遭到處決。對於蔡孝乾這位使台灣地下黨組織遭到徹底破壞的罪魁禍首，國民黨保密局負責偵破此案的特務，號稱“活閻羅”的谷正文於1990年發表的回憶錄如此評價道：“我認為，共產黨在台灣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敗，除了組織成員過於樂觀，以致行跡過於暴露之外，它的領導人蔡孝乾的浮奢個性更是一個嚴重的致命傷。假如當初共產黨派來台灣領導地下活動的人有幾分周恩來或羅榮桓的才氣，那麼，歷史的演變恐怕就大不相同了。”

　　最後被捕的潛伏者

　　蔡孝乾的叛變投降，讓劉青石在感情上完全無法接受。為了幫助蔡逃離台灣，他害得那麼多親人朋友鋃鐺入獄，家破人亡。所有在逃亡過程中給劉青石提供過幫助的人，不管是否知道他是共產黨，幾乎全部受到牽連被捕。尤其令劉青石內心翻江倒海的是，生死關頭拼命幫他逃離虎口的妻子，因為無法忍受特務們的酷刑，把所知道的情況都說了出來。她還親自帶路，去抓捕了劉青石的多名戰友。但在那種嚴酷的情形下，她一個在惡狼群中的弱女子，又能抵抗幾時呢？一時間，劉青石的心中五味雜陳，痛苦莫名。

　　即便身處朝夕不保的險境，劉青石仍然沒有忘記自己的使命。他讓姐姐趕緊通過暗語，向香港地下黨發出了一封十萬火急的電報，密告蔡孝乾已經被捕叛變，並牽連了許多人，使中共華東局很快獲知了這一重大變故。黨組織用密語回電說“放心吧，叔叔馬上回去”，意思是讓他先堅持下去，台灣很快就要解放了。

　　此後，躲藏在山上的劉青石，不斷聽到山下傳來地下黨員被逮捕槍殺的消息。他生怕自己萬一被捕時承受不了特務們的酷刑拷問，連累更多的同志，就暗中央求父親，請他趕快為自己弄一些氰化鉀毒藥。只要落入敵人手中，他就飲藥自盡。老父親無語地點了頭，卻一直拖着沒把毒藥帶給他。天下父母，誰忍心讓兒子去尋死呢？

　　劉青石和僅存的幾個戰友，就這樣成了這個世上命若游絲的孤魂，隨時可能落入天羅地網。他們一邊墓地躲避追捕，一邊開荒種地，採摘茶葉，自謀生路。那天偶然碰到來偷地瓜的阿兵哥，他們全都嚇壞了，正要拔腿就逃，卻不料那位當兵的先被嚇跑了。

　　從此他們更加提心弔膽，一有風吹草動就趕緊藏起來。那時候，躲上山的地下黨員並不止他們這一撥，經常會發現附近的山頭突然就被軍警戒嚴包圍，一批批地下黨員被從山上搜捕出來。這時他們就緊張萬分，立即跑進廢舊的煤礦坑道里嚴密躲藏，好幾天都不敢出來。

　　通緝名單上的地下黨員一個接一個地落網，整個中共台灣地下黨組織被徹底地瓦解了，劉青石與大陸黨組織的聯繫渠道完全中斷。每一天生命之火都有可能熄滅，每一天他又都頑強點燃那盞不滅的希望之燈。劉青石告誡自己一定要咬緊牙關，堅持下去，他牢牢記着黨組織最後發來的那封電報：“放心吧，叔叔馬上回去。”他堅信共產黨不久就會解放台灣，更不會忘記他們這些受苦受難的忠誠兒女。

　　然而，漫長的希望如同一點點泄氣的皮球，隨着形勢的變化被日漸消磨殆盡。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美國航空母艦駛入台灣海峽，中共迅速解決台灣問題的希望破滅了。躲藏在墓地中度日如年的劉青石，失望之情難以言表。朝鮮戰爭結束後，美國出於圍堵新中國的戰略需要，於1954年與台灣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派第七艦隊協防台灣。這一來國民黨政權獲得美國後台的有力支持，大陸解放台灣的希望更加渺茫了。

　　在山林中潛伏了4年多後，他們中有的人終於開始動搖了。1954年中秋前夕，難友吳敬堂說他妻子生活無着，帶着小孩在台北大街上四處乞討，他很想下山去看一看。劉青石實在不便阻攔，只好讓他去了。哪知一下山他就去自首了。吳敬堂自首後，劉青石的父母家人都被捕了。特務機關逼迫他的父親和小弟前來勸降，恐嚇說如果還不下山，全家人都將遭殃。

　　劉青石不忍心家人再為他受難犧牲，萬般無奈下只好下山投降。被捕那天，特務科長也大感意外，沒想到就在他們的眼皮底下，這幾個頑固的“共匪”居然躲藏了四年零六個月。

　　雖然落入了敵手，但劉青石打定主意，絕不出賣其他戰友。但特務們機心深厚，用比死還可怕的煎熬來摧毀他的意志。他們把劉青石和他的父母妻子關在一起，並特意把他和妻子安排在同一間牢房。

　　九死之後的再度相見，劉青石與妻子都相顧無語。妻子已被關了兩年多，沒少受折磨。他有什麼理由責怪親人呢？最讓他經受不了的是，母親成天隔着鐵窗一邊哭一邊勸他：人家那些有槍有刀的地下黨都自首了，你怎麼還不認輸？你的心怎麼就那麼狠，真是不孝啊！

　　正當劉青石深陷在信仰與親情之間苦苦掙扎時，轉機又一次出現了。

　　身份不明的“影子人生”

　　1955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台灣決議案》，授權總統在必要時可以動用武力保衛台灣和澎湖。美國的態度使得蔣介石再次產生了“光復大陸”的幻想。台灣開始招募派遣大批特務潛入大陸偵察情報，台海之間的隱蔽鬥爭一時變得空前激烈。

　　入獄一年多後，有一天一個叫郭維芳的中統特務找劉青石談心，說他只要願意前往大陸，利用曾經的共產黨員身份為台灣刺探情報，一切都既往不咎，還可以即刻釋他的全家人。郭原來也是地下黨員，被捕後才叛變投敵。他故作真誠地嘆了一口氣，一副心有不甘的樣子說，換了我，一定會回大陸去。

　　劉青石立刻明白了敵人的用意，這一招真夠狠！如果自己回到大陸不能重獲組織信任的話，那麼台灣方面就等於是借刀殺人；反之如果他能獲得信任的話，也只不過是為台灣親人的安全而繼續替國民黨賣命。

　　全家人對此憂心忡忡。特別是讀了很多書、深明政治鬥爭利害的四哥劉英德堅決表示反對。他勸劉青石說，你這樣經過敵人的手再回去，就是說破天，大陸那邊也不會相信你的。

　　劉青石心裡激烈鬥爭着，這是另一場和敵人的鬥智鬥勇。他首先想到，那麼多同志無辜流血犧牲了，作為最後一批被捕的地下黨員，他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向大陸黨組織匯報蔡孝乾的叛變經過，以及台灣地下黨遭破壞的詳細情況，因為現在他是唯一最了解內情的人。另外他沒有出賣過任何一位同志，沒有泄露任何黨的機密。只要能回去把情況說清了，不管黨組織如何處理他，他都無怨無悔。劉青石主意已定，他決心回大陸向黨匯報完情況後，立即迅速消失，給台灣方面造成他事敗被殺的假象。這樣他才能夠既不違背自己的信仰，又能保護家人的安全。

　　1956年春夏之交，劉青石懷着激動不安的心情踏上了歸途。那天一走出香港碼頭，他就把台灣特務頭子俞詢初交給他的密寫藥水一把扔進了海里，向噩夢般的過去徹底告別。

　　途經香港輾轉回到大陸，劉青石很快和上級組織取得了聯繫。他的歸來震動了中共高層，公安部派人出面接待了他。在廣州的一個招待所，他要求直接到北京面見黨中央的領導，匯報台灣地下黨事變經過。

　　然而到了北京後，只有一位統戰部的領導接見了他。他一看接見如同審問嫌犯，兩位警察把他夾坐在中間，當時就火了。劉青石“呼”地一下站起來，憤怒地大聲抗議道：“我又不是壞人，你們這是什麼意思？”那位統戰部領導很禮貌地拍着他的肩膀，好言相勸，請他耐心配合調查，告訴他情況總會搞清楚的。劉青石放聲大哭，如同受盡委屈的孩子，回到了家卻無從傾訴。

　　經過一年多的審查，劉青石寫下了十多萬字的材料。交代完所有情況，他就被送到了北京郊區的一個農場，身邊全都是政治犯、刑事犯、勞動教養犯。劉青石的心徹底涼透了。他無論如何也想不通，歷經生死換來的竟是自己人的冷漠與懷疑。

　　冷靜下來後他問自己，當初離開台灣時，你不是早就做好了受冤屈的準備嗎，你不是告訴自己只要問心無愧，任憑組織如何處理也不反悔嗎？至少，你現在還有一張嘴可以為自己申訴下去，可是那些已經在台灣埋骨荒郊的戰友，他們到哪裡去申討公道？

　　這樣一想，劉青石準備頑強地活下來。後來有關部門每個月給他寄來30塊錢生活費，意思是沒把你當罪犯，也沒把你當農場的幹部或者職工，就是把你暫時“擱”在那兒，等台灣解放情況弄清楚了再解決。就這樣，劉青石帶着不明不白的身份，在農場安身立命。

　　5年過去了，劉青石沒有等來台灣解放，卻意外等來了一封妻子輾轉寄來的信件。妻子在信中訴說了一個人獨自撫養孩子的艱難，和期待與他早日見面的心情。劉青石翻來覆去讀着妻子的來信，直到把信讀成了皺巴巴的碎紙片，他的心中無比糾結。

　　家山萬里，異鄉為客，他沒有一天不在思念年邁的父母，也完全可以猜想妻兒背着“匪諜”家屬的惡名，在台灣過着怎樣艱難痛苦的日子！可千般猶豫之後，他還是一次次撕掉已經寫好的回信。當時大陸肅殺的政治環境不允許他寫這封信，而為對岸的家人安全考慮，他更不能給妻子回信。台灣貧窮的1950年代，一個人的平均月薪是200元，而檢舉有嫌疑的“匪諜”的獎賞卻可能高達20萬元。可以想象，一旦回信妻子將承擔怎樣的風險。

　　對台灣的親人，劉青石只能做一個活“死人”。而在農場，因為他從事工作的特殊保密性，他也不能暴露自己的歷史。他沒有身份，更沒有朋友，只能活在自己的影子裡。那些如孤狼獨處的日子裡，拼命勞動成為劉青石解脫孤寂的唯一方法。他不能讓自己靜下來，一靜下來就要發瘋。

　　“文革”來臨，他被打成“現行反革命”，變成了瘟疫一樣可怕的人物，從一個農場轉移到另一個農場加重改造。

　　有一次鬥爭會上，有個幹部罵他是蔣介石的爪牙。劉青石立即大聲回罵，你懷疑我，我還懷疑你呢！於是對他的鬥爭立即升級。換作別人可能早就受不了，可劉青石反而非常高興，他內心甚至時常期待着這種批鬥會。批鬥他時，他像個英雄一樣笑容滿面，昂首挺胸地站在台上，享受着那短暫難得的熱鬧時光。對他而言，只要有人搭理他，只要還有發泄的地方，就能證明他還是個有生命的人。

　　昨日少年今白頭

　　“文革”結束後，1978年，在農場勞動了22年的劉青石被安排到北京第二外國語學校，當上了一名日語教師。當年的英俊青年，如今已是56歲的半百老頭。1983年，他的問題終於有了結論，中組部部長親自給他簽發了平反通知，恢復了黨籍，落實了政策，按高教六級待遇離休。台灣的家人以為他在北京已是高官顯貴，殊不知他只是一名再普通不過的離休幹部。久別的妻子本來約好和他在美國的兒女家中見面，在得知這一真相後，不等劉青石到來，就立即飛回了台灣，並來信說她不認識這個人。

　　劉青石對妻子沒有怨恨，只有歉疚。這麼多年來，他給家人和朋友帶來了太多災難，在台灣他一直是個掛了號的“危險人物”。1992年，劉青石36年來第一次從香港坐飛機回台灣給父母掃墓。所有親人都在機場排隊等候着他。結果他的班機延誤了，親人們剛一聽到機場喇叭說他那班飛機延誤了，頓時認為他又被抓了，全都嚇得一窩蜂跑掉了。可見當年那種“諜匪家屬”的陰影，帶給他的家人多麼深重久遠的刺激驚嚇。

　　兩岸關係緩和後，劉青石几乎每年都要回台灣給親人掃墓。每次去台灣，他都悄悄地去，悄悄地走，他不敢也無臉去見當年那些犧牲戰友的家屬。他深感自己良心上欠了他們一筆筆重債。

　　1950年代的前5年，國民黨政權在台灣至少殺害了4000多人，監禁了8000個以上的“匪諜”。而真正的共產黨只是極少數，大多數是對現狀不滿而被構陷的普通人。近年來，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勇敢開啟了和解的先河，對國民黨過去血腥鎮壓包括共產黨員在內的左翼力量之歷史，多次公開鞠躬道歉，向“白色恐怖”時代受難者家屬表達歉意。這是人權的進步，也是台灣的進步。

　　“勝利有一百位父親，失敗往往成為無人認領的孤兒。”那些曾經在海峽對岸一度被誇示宣揚的“剿匪功勳”，卻在大陸長期湮沒無聞。直到2013年12月，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在北京西山公園建成無名英雄紀念廣場，公開紀念在台犧牲的地下黨員，才使這段湮滅了60多年的神秘歷史，首次在大陸官方的披露中浮出冰山一角。北京西山紀念碑的銘文印證：“1949年前後，我軍按照中央關於解放台灣的決策部署，秘密派遣1,500餘名幹部入台，被國民黨當局公審處決1,100餘人。”這場國共雙方“隱蔽的戰線”的最後較量，對於潛伏的“余則成”們而言，結局之慘痛，犧牲之巨大，誠如碑文所言：“風蕭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敗，或囚或歿，人不知之，乃至隕後無名。”好在那些孤島忠魂留下的殷殷血跡，縱然沒有換來勝利的凱歌，也終於等到一份令人欣慰的緬懷。

　　今天，台灣海峽的硝煙戰火早已散去。重新挖掘那段變幻莫測的歷史，不僅令人悵嘆命運的無常，還引領我們從那個寂寞舊戰場中揀拾起許多沉重的思考—關於戰爭，關於人權，關於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