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中國國家戰略大退卻--文化大革命第一階段的具體實施以及"水落船低"的效果 1、由"四化強國"國力增長到下降倒退由強變弱的國家戰略大轉變 如前面所說的,1965年6月,即在美國直接出兵越南並大量增兵的幾乎同時,我國應越南的緊急要求,也很快派出大量部隊赴越參戰,並給予了巨大的軍火物資工程和現匯等支援。美國越是增加兵力,擴大戰爭,越南也就越要求我國加大援助和增加援軍,中美雙方都在"水漲船高"地迅速增加各自援越的物資和兵力。如果我國在1966年下半年沒有進行"下降削弱"的文化大革命,仍然按照"四化強國"建設路線迅速發展經濟而使國力加速攀升,同時在越南一次次緊急求援下又還給它與我國國力增長相稱的有求必應援助,那麼不論是美國還是中國,在1967、1968年都會相應地急劇增援增兵,美軍可能會達到絕對不止55萬人,中國援越軍隊也會大大超過30萬人。1969年以後雙方可能都會超過100萬人,美國甚至如漢斯·摩根索說的:"勢必要派幾百萬地面部隊到亞洲去。"(在這次戰爭中,美國先後派往東南亞將近340萬部隊,有240萬人參加了在越南的實際作戰,如果中國不發動文革,美國投入的兵力將會更多)南越偽軍也不止於1967年的100萬人,而會大大超過這個數字。再者,美國在越南戰爭中3換司令官,被打死7個將軍,美軍死亡58191人,受傷154000人。武器裝備、軍需物資的損失不知其數,耗資達3500億至5700億美元,加上通貨膨脹等,損失高達3.5萬億美元。如果我國不進行文化大革命,美軍的傷亡人數和美國的物資金錢的損失,必會大大超過這些數字,被打死者可能會有十幾萬甚至幾十萬人,也許會超過二戰時的三十萬人。我國對越援助的總數也絕對不止200億美元,而可能會是數百億、上千億甚至數千億美元,各種武器裝備、給養物資、戰爭工程建設和外匯資金等經濟支援更會成倍、數倍甚至十數倍地增加,我國"四化強國"建設所增加國力的大部分都會貼進這場無限援越甚至中美大戰的戰爭無底洞中去。這也會促使美國為了挽救失敗和去對付蘇聯,最後必然會對華發動核戰爭。 然而,就在1966年8月份,也就是蘇聯在歐洲將要由守轉攻的關鍵時刻毛澤東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966年上半年,我國經濟建設按照三屆人大所確定的"四化強國"路線順利發展,仍保持60年代前半期調整國民經濟的好勢頭。文化革命開始後,因為動亂主要集中在上層建築領域,所以當年的經濟仍有較大幅度的增長,全年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17.3%,其中農業超額完成計劃6.8%,比上年增長8. 6%,糧食比上年增長10%,棉花增長11.6%,工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20. 9%。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增長幅度很大,鋼增長25.3%,原油增長 28.6%,原煤增長8.6%,發電量增長22%,棉紗增長20.4%,化肥增長最多,為39.6%;基本建設投資總額比1965年增長16.6%,國家財政收入比上年增長 24.4%。【注66】 但是由於毛澤東正式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並掀起了轟轟烈烈、波瀾壯闊的"造反有理"、"揪鬥打倒走資派"、"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和"踢開黨委鬧革命"的紅衛兵革命造反運動,所以從第四季度起,其以亂為特徵的"下降削弱"路線便開始波及基層單位和經濟領域,當年就出現了局部範圍的經濟混亂和停滯,只是還未影響全國經濟大局和黨政權力結構。1967年上海"一月奪權風暴"以後,毛澤東以更為猛烈的文革運動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強制性的自亂自壓和自弱,揪斗走資派和對地富反壞右等一切"牛鬼蛇神"的階級鬥爭和群眾專政,以及為了奪權的派性鬥爭、兩派武鬥甚至內戰等愈演愈烈,黨的各級組織和政府職能幾乎全部失去作用,而由紅衛兵組織和革命群眾組織所掌管。國民經濟也陷入了全面的停頓癱瘓,進而發展到全國性大下降大削弱。1967年工農業總產值比1966年下降近10%;1968年在1967年下降基礎上又下降4.2%,是1966年的86.6%;工業總產值1967年比上年下降14%,1968年在1967年下降基礎上又下降5%;主要工農業產品連續兩年大幅度減產,交通運輸和基本建設下降幅度更大;國家財政收入也連續兩年減收,1967年比1966年少收 25%,1968年又比上年減少13%。【注67】 我國這種在文化革命大動亂運動之下的國家實力由強變弱的戰略大轉變,即全國經濟停頓癱瘓和下降倒退,從1966年第四季度開始,一直延續到了1969年4月1日黨的"九大"召開,整整連續了兩年半時間。在此期間,中國國家整體性實力急劇下降削弱,到1969年4月時已經達到了最低點。在這次經濟下降削弱的實施過程中,毛澤東以文化大革命運動為掩護以"水落船低"取代"水漲船高"為特點的中國國家戰略大退卻,其實際效果和具體作用便在越南戰爭中,在中、越、美、蘇這四角關係上越加明顯地顯示了出來: 2、我國方面文化大革命進行到1967年時,我國國民經濟已經全面停頓和急速下降,國力大幅度削弱。到1968年底和1969年初時,其下降已到達最低點。在這種極度困難的情況下,越南仍然要求我國更多地增加援助和出兵,我國也依舊按照有求必應的承諾進行支援。但是因為國內經濟已經如此的連年嚴重下降和削弱,對越南援助的要求自然不可能像文革以前那樣可以要多少給多少、要什麼給什麼了,只能盡我國最大努力、甚至省吃儉用勒緊褲腰帶給予必要援助了。越南見此我國已經實在給不起的實際困難情形,雖然對減少援助很為不悅,卻也沒有辦法再大開獅口,強我所難。於是我國便在並不違反承諾的繼續支援下,非常有理由地"水落船低"逐年減少了對越援助。從1967年到1968年這兩年,我國的援越部隊只作了有限增加,加上文化革命前派去的,總共為30多萬人。到1969年初,也就是我國經濟下降到了最低點時,因為實在負擔不起越南的無限要求,又加上蘇聯已在我國北部邊境布署重兵,並不斷發動武裝侵犯事件,如珍寶島之戰等,迫使我國必須全力防備蘇聯進攻,便理由充足地在3月14日,即黨的"九大"召開前半個月,從越南撤回了最後一批參戰部隊。我國就此撤出越南,退出對越戰的直接介入,越南也沒有理由可以加以反對和阻攔。自此後,我國對越南就只是在武器裝備給養物資上作些力所能及的不承諾式間接有限援助,並派些汽車團幫助運輸物資和派海軍開通海上通道及排除水雷等間接外圍援助,儘管數量仍然不少,但沒有再派遣可能會與美國作直接戰爭對抗的作戰部隊赴越參戰。 3、美國方面美國最害怕的是中國國力日增、飛速強大,由此可以源源不斷地應越南要求擴大援助和增派兵力。這樣發展下去,第二次中美戰爭將不可避免。而這種常規戰爭,美國並不是中國的對手,它必將又會像在朝鮮失敗一樣再次敗於中國手下,這樣就會使它無法保亞守歐,因此很怕出現這種與中國直接交戰的不利局面。但是毛澤東卻在1966年8月突然發動了使中國大亂的文化大革命。到1967年以後,美國發現這場共產黨中國內部"權力之爭"的文化大革命,混亂不堪、越演越烈,甚至出現了全國性武鬥內戰,使經濟全面停頓癱瘓和大幅度下降。雖然中國在1964年10月爆炸了原子彈,1967年6月和1968年12月又兩次爆炸成功了氫彈,但根本沒有經濟和科技實力可以大力發展戰略核力量;美國又發現,中國由於文革動亂使國力連年削弱,對越南援助也在相應減少,中蘇矛盾卻越發尖銳緊張,到1969年3月,中國為了集中力量對付蘇聯侵犯,竟然單方面悄然全部撤走了援越部隊,這是美國所沒有料到的。這一切都表明,中國的文革內亂已使國力大降,一蹶不振,不會很快強大起來。減少援越和撤走軍隊,證明中國正在熱衷於"權力鬥爭"內亂的文化大革命,並不會和美國為敵開仗;同時中國已與蘇聯完全交惡,文化大革命就是以"反修防修"的反蘇修為號召發動的,中國的最大敵人是蘇聯而不是美國。因此,對於美國來說,中國已經不是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的主要威脅和敵人,原先害怕因越戰而發生中美戰爭和核戰爭的心頭之患和以及難以抽身西向頂蘇的難解之題便逐漸開始解開。作為對中國對越減援和撤軍的"報答",美國對越南也就"水落船低"地減少了增兵。1967年只增加了4萬人。1968年雖然增加了10萬人,但到1969年3月時,美國見我軍全部撤離越南,也大減增兵,只增加了2萬人,為54.5萬人,這是美國在越兵力的最高點,自此後不僅未再增兵,而且還在當年8月撤走了2.5萬人。 4、 蘇聯方面 在我國文化大革命以前,表面上看起來越南戰爭只是越、中、美三者在作戰爭較量,跟遠在歐洲又沒有援越的蘇聯似乎沒有什麼關係。其實不然,這場越南戰爭除了因為我國國力增強而增大援越可以促使美國將它不斷升級以外,蘇聯則是迫使美國擴大戰爭的關鍵因素。這個原因在前面已經再三提及了,這就是由於蘇聯的軍事實力、尤其戰略核力量已能與美國相抗衡,它已經準備將對歐洲的戰略守勢轉變為戰略攻勢。現在美國被越戰拖住,中國也被援越所拖牢,兩強相爭背部空虛,給它帶來了最佳良機:既可以利用中國拖住美國使歐洲力量削弱而完成守攻戰略轉換,去趁虛奪歐,又可利用美國拖住中國造成北線空虛而完成侵華戰爭部署,以備日後抄中國後路消除背部之患,完全處於"黃雀"和"漁翁"的有利地位。到1966年,美國和中國都已完全被陷入越戰不能拔出,這時蘇聯只要控制住東歐各國,使其變成可以向西歐進發的前沿陣地,就能很快完成可以奪取西歐的守攻戰略轉換。 東歐各國是蘇聯的衛星國,也是蘇聯華約集團的僕從成員國,早在蘇聯的控制之下,為什麼還有一個再要去控制的問題呢?這是因為: 自赫魯曉夫上台以後,在蘇聯和東歐各國推行反"斯大林主義"的自由化過程中,羨慕、崇拜美國和西歐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愈演愈烈,已經到了根深蒂固肆意泛濫的地步,赫魯曉夫等蘇聯領導人在這方面事事帶頭,赫氏連自己的衣服都要到英國特製。崇洋媚外,上行下效,蘇聯如此,與西歐接壤的東歐各國更是如此。在捷克斯洛伐克,西方世界的風俗習慣等等方面比蘇聯早好幾年就流行開來,追求西方生活方式和資本主義民主制度, 擺脫蘇聯的控制和干涉,結束兒子黨和衛星國的附庸地位,這在赫魯曉夫時期就已經成為東歐各國所追求的國家和民族目標,並且已經發生過波蘭事件、匈牙利事件等反蘇動亂。儘管被蘇聯鎮壓了下去,但這種向西方靠攏、走西方道路的反美潮流仍在東歐各國中奔騰。勃列日涅夫上台後,由於頭兩年需要在國內鞏固政權,對此還有些放鬆,這使得東歐各國的親西方改革運動進一步蔓延發展,這其中以捷克為最。該國在1956年至1958年就出現過這種要求擺脫蘇聯的改革,到1966年時,這種試圖另起爐灶、倒向西方的改革浪潮更為高漲。 對於東歐各國這種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離蘇親西方傾向,美國和西歐正求之不得,它們從赫魯曉夫時期起就用各種顛覆方式加緊策動東歐的親西方和平演變活動,當美國擴大侵越戰爭被拖住時,策動東歐倒戈反蘇,更具有戰略意義。美國一方面擴大越戰,以便儘快取勝贏得戰爭,脫出身來赴歐去頂住蘇聯,阻止蘇對歐的攻勢,另一方面也想借東歐造反來牽制住蘇聯,並可以藉此打開華約缺口。因此,此時美國對東歐、尤其對捷克的策反活動更為關注和積極。 對於東歐對蘇的離心和美國西歐的策反,蘇聯在赫魯曉夫時期由於力量還不能與美國西歐相匹敵,為了減輕壓力和可以把美國"禍水"推向東方,所以不僅予以容忍,而且還大加放任。但自從蘇聯已經力量大增並把戰略重點放在歐洲,可以把對美歐的守勢戰略轉為攻勢戰略時,就不能容忍了,這是因為: (1)、包括東德在內的東歐各國,是東西歐的交界地帶,又是北約、華約這兩個世界上最大的核軍事集團的交會之地,不論是蘇聯的華約向西歐擴展,還是美國西歐的北約向東方擴張,都將以東歐各國這一中間結合部作為進發的前沿陣地。如果蘇聯華約和美國北約發生戰爭,其爆發地點正是在這東西歐的交界地,這裡的戰爭必然是世界性的第三次大戰。 (2)、東歐各國對於蘇聯來說,它既是保衛自己國家的前沿屏障,又是可以向西歐爭奪的進發陣地,東歐各國當中如果有一個被美國西方策反成功倒戈反蘇,就會使華約分崩離析,蘇聯邊界將與北約相接而會處於北約東擴的直接威脅之中;反之,如果東歐完全被蘇聯控制掌握,蘇聯則又隨時可以從此處出發去向歐洲擴展。因此,這時以捷克為代表的東歐共產黨親西方改革運動對蘇聯是一個致命的威脅,勃列日涅夫在1966年站穩腳跟以後,利用美國被拖住在越南之機,對東歐各國加強了控制和干涉,對捷克採取了越加強硬的打壓態度。 美國原指望能夠很快打贏越戰,以抽身西移,並對捷克等東歐國家的親西方改革運動去作更大的支持和策動。不料因為中國國力大增而加大了對越援助,反而把美國拖得更牢,這給蘇聯出兵鎮壓捷克造反和更嚴地控制東歐創造了條件。也就是說,如果1966年中國不進行削弱自己的文化大革命,當年和1967年就會出現經濟大增長,對越南援助和出兵將會大幅度增長,美國也會相應增加更多的兵力,西歐抗蘇的防衛力量自然會進一步減弱,美國對東歐捷克反蘇親西方改革運動的策反支持也要相應降低。蘇聯很可能會趁此時機在1967年就出兵把捷克的親西方倒戈運動鎮壓下去,從而完全控制住東歐,將其變成對西歐爭奪的前線陣地。然後再利用中國在越戰中進一步把美國拖牢之機,從1968年起就可以開始完成對美歐的戰略守攻轉變,正式對西歐發起一步緊似一步的攻勢爭奪。這就是勃列日涅夫把戰略重點放在歐洲的攻歐戰略計劃,而要實現這個戰略計劃,則完全依賴於中國加大援越,拖住美國,中國援越拖美的力度越大,對蘇聯對歐展開攻勢戰略 的幫助也越大,而如果此時中國沒有發動使天下大亂國力下降減少援越的文化大革命,仍然強勁地同時實施"四化強國"路線和無限援越路線,使中美都在越戰中越陷越深,這正可以幫助蘇聯做到這一點。 但是,毛澤東在1966年8月這個關鍵時刻,突然發動了使國力停頓倒退而自弱自亂的進行了文化大革命,這使蘇聯很感吃驚和意外。它絕沒有想到中國會突然"半宴撤席"、"上樓撤梯",也決沒有想到毛澤東文革既調美國虎離越南之山,又放美國虎歸西歐之山,使蘇聯建立在借華拖美基礎上的對歐守攻轉換戰略計劃全被打亂,在美國的壓力之下只得有所收斂。所以在1967年未敢向捷克動手,捷克的親西方"布拉格之春"叛蘇改革運動也就搞得更歡了。美國見能夠遏制住蘇聯的攻勢企圖,就又想儘快打贏越戰,於是就在1968年又開始對越大量增兵。 蘇聯這時看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使國力驟降,援越日減,遂使美國可以加強歐洲力量和對東歐策反,而此時捷克的改革運動也已逐漸公開化。1968年捷共諾沃提尼上台,提出了改革蘇聯模式、擺脫蘇聯控制和干涉的行動綱領,親西方改革運動已轟轟烈烈,如火如荼。對於蘇聯來說,如果中國繼續進行文化大革命而使國力進一步下降削弱而減少援越,甚至從越撤軍,美國很可能會從越南脫出身來全力赴歐,到那時再去征服捷克、控制東歐則為時已晚,不如趁美國又去忙于越戰的空隙趕快動手。於是便在1968年8月21日深夜,以所謂"保衛社會主義大家庭"、"有限主權"論為由,糾集東德、波蘭、保加利亞、匈牙利等華約五國約25萬大軍,由蘇軍陸軍司令伊·格·巴甫洛夫斯基率領,從北線、東北線、東線和南線18個突破口及空中急不可耐地突然入侵捷克,在沒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況下,只一天就占領了捷克全境。配備有重武器的空降兵部隊在布拉格機場降落,捷克黨和國家領導人杜布切克、切爾尼克等被綁架,第一書記杜布切克被撤銷一切職務,開除黨籍。捷共50萬黨員被清洗,13萬居民逃亡國外,在蘇軍的坦克刺刀下扶植起了唯蘇是命的胡薩克傀儡集團。 蘇聯動用幾十萬大軍突然侵捷,對東歐各國起到了殺一儆百的作用,避免了東歐華約分化瓦解,也做好了可以由此出發向西歐進攻的準備。 但是實際上此時的蘇聯雖然控制了捷克、東歐,卻已無法再對美歐轉為攻勢了,這是因文革而力弱的中國已經不能再在越南去拖住美國,美國也已經不再把中國當作主要對手,已經可以抽出力量來赴歐頂蘇了。蘇聯借華拖美、趁虛奪歐的守攻轉換戰略基礎,已被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抽掉了。同時,由於蘇聯用強大軍力迅速侵占捷克全境,強行鎮壓了捷克親西方的"布拉格之春"改革運動,也暴露了它的戰爭實力和攻歐能力,這使歐洲局勢驟然緊張,歐洲各國驚恐萬分,紛紛加強防衛措施,也希望美國儘快趕來抵擋蘇聯;美國見蘇聯侵捷傾刻得手,攻勢兇相已經露出,確實厲害,所以更促使美國更想趕快從越南脫出身趕赴歐洲去加強防務,頂住蘇聯的咄咄逼人之勢。而蘇聯則也努力設法要將美國繼續拖住在越南,不能使它轉兵歐洲。 5、 越南方面: 越南共產黨和軍隊自1950年抗法戰爭時就得到了我國的大力物資援助,又在我軍手把手無保留地教授幫助下,學習到了全套人民戰爭指揮和作戰經驗,並直接應用於南方抗美戰爭。在激烈的戰爭鍛練中,其防衛侵略的力量也大為加強,戰爭經驗和作戰能力大大提高。到1968年時,除軍火物資等自己無法生產供應外,在軍事作戰方面已經可以依靠自己軍隊獨立戰鬥去打敗美偽軍,已經用不着我軍進行保姆式的作戰援助了,從而大大減少了對我軍的依賴性,這也為我國可以將無限承諾式包辦援助轉變為不承諾式間接有限援助創造了條件。因此儘管我國因文化大革命的國內困難減少了物資援助和參戰兵力,也儘管美國在1968年又增兵10萬,越軍卻越打越勇,到1968年底,侵越美軍死亡已達3.05萬人,飛機損失5400架。美國不僅打不贏這場戰爭,還引起了嚴重的國內經濟危機和一浪高過一浪的反戰運動,迫使約翰遜只得放棄連任競選而於1969年1月20日黯然下台,交權於以反對越戰為宣傳博取民心撈取選票的共和黨人、曾是艾森豪威爾得力副手的尼克松。 6 、蘇聯被"拖"出來援越 美國在1968年加大增兵,越南雖有我國繼續援助,但已經遠遠不能滿足一再升級擴大的抗美戰爭的需要,深感力不能勝。但見到我國因文革動亂已使經濟下降到了最低點,的確無法再能給予更多的援助,況且蘇聯已在不斷挑起蘇中邊境武裝衝突,中國需要回師御北。在這種情況下,越南只得放過中國轉而向蘇聯要求大量援助了。蘇聯名義上仍是社會主義國家,也自稱支持越南抗美戰爭,但在1968年以前,我國始終處於援越第一線。蘇聯雖然國力強大,卻躲在越戰後面,只不過給越南提供一些與自己國力極不相稱的極少量支援,裝裝門面。但是1967年以後,尤其在1968年8月侵捷以後,蘇聯對于越南的大額援助要求卻已無法加以拒絕,這是因為中國已經不能再加利用,而越南沒有龐大的軍火支援又將會抵擋不住美國進攻,只要越南一敗,美國就會抽兵西向、赴歐頂蘇,因此在被迫之下,只有答應越南要求,由自已親自出馬給越南大量援助,並可以順勢南下實行如1965年5月美國總統約翰遜所說的"蘇俄在亞太地區的進攻性策略"。 不自量力的蘇聯正是在這種既被迫無奈地被拖到了越南、又自以為得計大做奪取亞太好夢的情況下,在1969年初向越南提供了大份額的戰爭物資。我國則協助運輸,甚至派運輸部隊送到了南越戰場。 毛澤東由強變弱的文化大革命戰略大退卻,終於既"示難避索"地擺脫越南的無限求援,又"引友求富"地開導了越南把躲在越戰後面的這個蘇聯"黃雀""漁翁"和軍事大腕給"請"到了越南戰場上,讓它承擔援越責任背上介入越戰的沉重包袱去與美國直接相撞。7、 中國終於"走"掉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階段,其軍事戰略目的是既要在不違背對越承諾下撤出援越部隊,退出越戰,避免與美國發生直接軍事對抗和大規模核戰爭,又要能夠打亂蘇聯利用中國拖住美國之機向歐洲發起戰略攻勢,調它出來援助越南,保證越南有足夠的物資力量能夠取得抗美戰爭的勝利,還要使美蘇不論在西線和東線都發生直接較量,我國則藉此機會退居援越反美第二線,跳出美蘇包圍圈。為達到這個軍事戰略目的,毛澤東不惜以文化大革命大動亂的自強方式,使中國經濟停頓、癱瘓和急劇下降削弱了整整兩年半時間,退卻到了最低點。但這一切終於被等來了,文化大革命使國力下降削弱援越不起而向美國"示弱"和向越南和蘇聯"示難",此時已起到了作用,已無法再向我國無休止無限索要的越南,在我國的"水落船低"和"引友求富"之下,向蘇聯求得了大份額物資援助。毛澤東為了進一步推動越南向蘇聯大開獅口,求得更多援助去抵抗美國,在1968年底對來訪的胡志明主席建議越南組織需要更多軍火物資的大兵團開到南越去打殲滅戰。【注68】毛澤東"借富濟貧"、導友求大款之策,胡志明心領神會,並終於迫使蘇聯答應援越而如願以償。 毛澤東見到蘇聯大宗援越戰爭物資已經完全落實,並於1969年初通過中國境內運往越南,越南已經把蘇聯這個軍事富豪"請"進了越戰之"瓮",其勝利已有了物資保證。"炭"已補上,"薪"可抽去, 在幫助越南運送蘇聯援越物資的同時,就以中國國力下降削弱已到"崩潰"邊緣和為防蘇聯侵略準備打仗為由,於1969年3月14日撤回了在越南作戰達三年九個月的最後一支高炮部隊和各工程兵防空部隊,不久就召開了黨的"九大"。我國順利撤回全部援越參戰部隊,退出了有求必應援助並已半公開出兵介入的越南戰爭,毛澤東在由強變弱退卻過程中所運用的種種戰爭謀略、軍事策略和方法手段等全部實現,其文化大革命第一階段避免中美戰爭和避美核戰的戰略目的已經達到。以撤出援越部隊和黨的"九大"召開為標誌, 實行達兩年半之久的"下降削弱"路線告一段落,此次以文革自亂自弱方式實行的中國國家戰略大退卻基本完成,我國終於克服了首先來自美國的核戰爭危險順利"走"掉。一生擅長於以實行戰略退卻來待機破敵的毛澤東曾說過:"戰略退卻是有困難的。退卻開始時機的選擇,退卻終點的選擇,政治上對幹部人民的說服,都是困難的問題,都必須給予解決。""退卻開始時機的問題是有重要意義的,退卻過早和過遲,當然就有損失,但一般地說來,過遲的損失較之過早為大。及時退卻,使自己完全處於主動地位,這對於到達退卻終點以後,整頓隊勢,以逸待勞地轉入反攻,有極大影響。"【注69】"開始準備的時機問題一般地說來,與其失之過遲,不如失之過早。因為後者的損失較之前者為小,而其利益,則是有備無患,根本上立於不敗之地。"【注70】毛澤東將這次退卻開始時機選擇在美國將要更大增兵擴大越戰的1966年8月,不早不晚,恰到好處,以此調動美國在1967年減少增兵,提前抽出一部分力量去加強歐洲防務,由此也迫使蘇聯把鎮壓捷克和控制東歐的時間拖後了一年,完全打亂了它借華拖美在歐洲進行守攻轉換的戰略計劃,也使美國可以提早避開我國去對付蘇聯。如果這次文化大革命再晚一年發動,美國不僅抽不出力量赴歐防蘇,而且還會繼續增兵加劇中美戰爭對抗,蘇聯則可以趁機提前侵捷,很快在歐洲將守勢轉為攻勢,這促使美國為了急於轉兵西向就會加大侵越和對中國動核武,到那時我國再想退走,就不太容易了。毛澤東又將這次退卻終點選擇在我國國民經濟下降衰弱到已經無法再能援越的地步,以此恭請越南去向蘇聯求得大量援助,這也迫使蘇聯只得聽命援越,越南就有了獲勝的物資保證,我國則趁勢"補炭抽薪",撤出援越部隊。這個替換,不早不晚,恰到好處。如果我國經濟不下降到最低點,越南就會繼續賴着中國不放,不會去向蘇聯求得所需援助,蘇聯也不會對越"慷慨解囊"。如果蘇聯調不出來援越,越南沒有充足的物資補給,仍要依賴於我國援助,我國還是"走"不掉。十二、毛澤東論示弱的戰略退卻 1、流動性或較流動性退卻與不流動性退卻相結合的文革方式國家戰略退卻過去的戰爭,當我軍因敵強我弱只得實行戰略退卻時,其根據地的"罈罈罐罐"是被進犯的敵人"打爛"的,所以只有恨敵人,不能怪自己。而這次的退卻卻是一次不能讓敵人打進我國國土打爛我國"罈罈罐罐"的中國國家戰略大退卻,國家是固定不動的,不能像過去的國內戰爭時軍隊那樣可以跑來跑去,也不能像過去的根據地那樣可以變大變小遷來移去。毛澤東根據國家這個不動的特性,又不能讓外敵打進來進行戰爭破壞,便採用了自己"打爛"自己"罈罈罐罐"由強變弱和以此"示弱"的方式來進行退卻。他之所以要從經濟開刀,用"下降削弱"路線使我國經濟全面癱瘓下降,這是因為我國的經濟實力是強還是弱,將決定對美蘇和越南是進還是退。而他又是始終把經濟服從於戰爭需要、為戰爭服務的,戰爭需要發展經濟儘快強大,就抓緊時間大力發展,即使冒進也在所不惜;戰爭需要戰略退卻和停頓經濟,就使其癱瘓削弱、甚至"堅壁清野"也完全可以。因為這是戰爭,而戰爭是具有流動特徵的,這正如他所說的:"戰爭和領土的流動性,影響到根據地各種建設工作也發生流動性,若干年月的建設計劃是不能設想的,計劃改變的頻繁,是我們家常便飯的事情。承認這種特點,對於我們是有利益的。從這個特點出發,規定我們的日程,不要幻想有進無退的戰爭,不要震驚於領土和軍事後方的暫時的流動性,不要企圖建立長時期的具體計劃。把我們的思想、工作適應於情況,準備坐下,又準備走路,不要把乾糧袋丟掉了。只有在現在的流動生活中努力,才能爭取將來的比較地不流動,才能爭取到最後的穩定。"【注71】戰爭中軍隊和根據地的流動性或比較地不流動性和國家的不流動性,使毛澤東創造出了將這兩者特點相結合的戰略退卻方式,即經濟"停頓削弱"、國家"自亂示弱"為特點的第一階段文化大革命方式,在即保證國家不破的前提下"亂"中有序,"亂"而集中,有條不紊地在"自亂自弱"中退卻,硬是把正在蓬勃發展的經濟建設給搞成癱瘓、下降和削弱,直到不能再亂再弱的終點為止,從而保證了這次戰略大退卻的勝利實現。2、強了不一定不挨打,弱了不是一定會挨打需要知道,在要發生的戰爭中,不是只有弱了才會挨打,強了才不會挨打有會受欺負,有時情況恰恰相反,弱了反而不會挨打,而強了反而招來挨打。這在面對兩個或三個、四個不同利益集團的敵人或敵國而出現三角、或四角五角關係時尤其如此。二次大戰時,英法比德國強大,蘇聯也在迅速強大,其綜合國力甚至超過了德國,為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但卻都挨了德國的大打特打,犧牲和損失極其慘重,法國,投降滅亡,英蘇也都差一點敗亡滅國。因此,弱和強與挨打和不挨打並不是成絕對正比的關係,這兩者是要根據情況的不斷變化而需要隨時變化轉換的。在敵強我弱的力量對比中,如何運用好這個"弱"和"強"的及時轉換,是一門很講究很高超的軍事藝術和運籌謀略技巧,它始終貫穿於戰爭的全過程:從戰爭還未發生的先期表現到發生戰爭,直到戰爭結束。這需要有既知彼又知已的觀察判斷能力和能夠自如轉換的決斷處置能力,也就是如毛澤東所說的:"這裡就用得着而且必須用我們的主觀指導的能力。"【注72】要進攻你的強敵是怕你強大才來進攻,你"弱"了,"走"了,它就不會來進攻。如果這時你不去變弱和"示弱"退走,反而去變強或"示強",甚至去主動迎戰挑戰,這只會刺激強敵,招來挨打。因此這個時候正確的處置辦法就是你只能"退避三舍"予以變弱或"示弱",趕緊走開;或者採用隱蔽自己實力或隱蔽發展實力的方式,對外"示弱",以此來麻痹對方,這樣才能避免挨打,而不要去儘快強大,或不強而"示強",更不要在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的情況下去主動迎戰或挑戰,否則就會招打。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比如我國滿清晚期洋務運動時,洋務派也很想富國強兵使中國儘快強大起來,並花費巨資創建洋務軍事工業,建廠製造槍炮兵艦等,大張旗鼓地公開建立起了南洋水師和北洋水師,結果驚動了各帝國主義列強,。它們儘管對中國瓜分的利益各不一致,但都怕中國強大起來的心理則非常一致,於是就一邊幫你建廠造艦,建立水師,大賺中國的黃金白銀,一邊則設法要打掉對它們都具有威脅性的這兩個水師。果然,南洋水師建立以後,便遭到了法國"來訪"的"友好艦隊"的突然襲擊,在馬尾海戰中一夜之間全軍復沒,北洋水師也在以後的甲午海戰中被日本艦隊襲擊而全部葬身海底。當法國和日本襲擊南洋水師和北洋水師時,其他帝國主義國家沒有一個出來幫滿清洋務派忙的,中國的強國夢就此破滅,等等。除了在戰爭方面這種過早"示強"而不及時"示弱"會遭挨打的例子外,在實際社會活動中也有大量類似情況發生。比如在美國早期大修鐵路時期,有一處中國勞工比美國的白人築路隊幹得出色,白人就提出各修一段鐵路進行比賽,結果中國勞工修得又快又好又省錢,大獲全勝,這使輸了比賽失去競爭能力的白人既怕又恨。於是他們就拿槍持刀全部出動,把所有的中國人全部殺死。這種慘劇所以會發生,是因為在美國處於絕對劣勢又得不到自己國家政府保護的中國人,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暴露了中華民族勤勞聰明能幹的強大內在力量,過早"示強"而未去"示弱"。這種情況在其他西方國家也屢屢發生,如在澳大利亞中國採金工人因為太能幹而被嫉妒的白人突然襲擊而大批屠殺;在墨西哥的中國人也是這個原因幾乎被斬盡殺絕等等。在現實的經濟活動和日常生活中,這種類似的事例更是比比皆是。過早地暴露自己實力,或者不自量力地去"示強"炫耀,進行大發展、大表現、大鋪攤子,結果卻難免一敗塗地;有的人為了攀比虛榮面子而招搖過市,大顯富有,也常會招來殺身之禍。所以我們中國人常有這樣一些提醒自己的警句:"樹大招風"、"富不露財"、"人怕出名豬怕壯"等,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說,這時弱了或雖有實力但去"示弱",反而不會被挨打;而過早地強了或不強而"示強",反會招來挨打。同樣的道理,該強大時你不強大,或者有一強敵需要你強大,以便能夠幫助它去牽制對付另一強敵,你卻不去強大而仍然很弱,或仍然"示弱",那麼就會招來另一強敵的進攻,甚至兩強敵都要打你。在這種時候,你只有趕快強大,或者儘早"示強",才會得到一強敵的相助而免除另一強敵攻擊。因此說,如果把弱了就會挨打、強了才不會挨打去機械地認識和對待,不是根據情況的發展變化辯證地加以及時轉換,做到敵變我變,隨機應變,甚至提前於敵之變而變,就會出現"估計和處置錯誤",甚至造成魯莽冒險的舉動來,反會招來挨打,甚至引來多敵合擊。 對於這一點,在國際舞台上各個國家或國家集團之間的角逐或戰爭時,特別需要引起重視,不要設想只會與一個敵國作戰爭競爭。"團結多數,反對少數,利用矛盾,各個擊破",這個對敵鬥爭原則是不能變的。有時"示強"可以做到這一點,有時"示弱"也可以做到這一點,這就要根據敵我力量強弱對比的變化而隨時加以變化。其"變"和如何"變",這就要靠動腦子,要靠提前準備。正如毛澤東所說的:"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優勢而無準備,不是真正的優勢,也沒有主動。懂得這一點,劣勢而有準備之軍,常可對敵舉行不意的攻勢,把優勢者打敗。"【注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