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毛澤東發動文革的軍事戰略之謎（三） 呂加平
七、斯大林蘇聯在朝鮮戰爭中的寶貴經驗 1、朝戰越戰的相同之處與不同之點 如果我們稍加留意可以發現,我國在越南戰爭中所處的位置和處境與當年斯大林蘇聯在朝鮮戰爭中所處的位置和處境有些相似。 上次朝鮮戰爭的情況是：蘇聯剛剛克服了蘇德戰爭的巨大破壞和種種困難,正在按照發展經濟的強國路線加緊建設,手裡剛有核武器。這時美國糾集15個追隨國打着聯合國旗號發動了朝鮮戰爭,並出動第7艦隊侵占了我國領土台灣和轟炸我國東北邊境地區。朝鮮抵擋不住,我國出兵出物赴朝參戰,蘇聯則支持中朝進行抗美戰爭； 這次越南戰爭的情況是：我國剛剛克服了蘇共領導集團的壓力和三年自然災害的困難,正在按照"四化強國"路線恢復建設、發展經濟,手裡也剛有核武器。這時,美國轟炸北越、出兵南越,擴大越戰，又騷攏我國邊境。南越人民難以抵抗,北越出兵出物到南越助其抗戰,我國則支持南北越南抗美戰爭。 但是,這兩次基本相似的戰爭其發展結果卻是完全不同。 上次的朝鮮戰爭並沒有引發美國把戰爭擴大到侵華戰爭和對蘇聯的核戰爭,最後以中朝打敗美國、迫其認輸停戰而告結束,朝鮮得以復國； 這次越南戰爭發展下去卻會導致美國更加擴大戰爭,並會對我國發動核戰爭,如果我國強打下去，則無法打贏這場援越抗美戰爭和核戰爭,越南也很難取得抗美戰爭的勝利。 這兩次基本相似的戰爭之所以會出現完全不同的發展結果,有兩個很重要的原因： 一個是當時的蘇聯和這次的中國都在加緊建設發展經濟、增強國力,但各自卻又採取了完全不同的國際援助路線： 在朝鮮戰爭中,斯大林蘇聯並沒有對朝鮮作復國援助的承諾,也沒有公開出兵相助。與此同時，對中國也沒有作有求必應的援助承諾,而所作的援助與它的國力相比很為有限,給中國的軍火物資都是蘇德戰爭的剩餘物品,而且並不是無償支援(這也為以後赫魯曉夫向我國逼債提供了口實)。即使派到朝鮮戰場的蘇聯顧問和飛行員等,為數也並不太多(據俄媒體報道，斯大林於1950年11月7日派出3個空軍師約1500名飛行員，由航空兵司令別洛夫少將率領入朝參戰，三年中擊落美1097架，蘇空軍損失345架，200名蘇聯飛行員犧牲)。並嚴加保密,不許暴露。對美國和西方國家則繼續保持友好。也就是說,斯大林對中國和朝鮮實行的是一條不承諾式間接有限秘密支援的國際援助路線,對美國等西方國家則採取避免對抗的和平外交政策； 這次的越南戰爭,我國對越南則進行了有求必應的援助承諾,雖然也還算是間接援助,但這是一種要人有人、要物有物、要部隊有部隊、要多少給多少的無限援助,發展下去就會變成公開的無限承諾式直接援助,直至公開出兵與美國作正面軍事衝突和發生戰術核戰爭。與此同時,我國對美國又採取了互為敵國的對抗外交政策。 另一個原因是,上次朝鮮戰爭的我國和這次越南戰爭的越南,各自的戰爭能力和對援助的態度有所不同： 在朝鮮戰爭中,我國並沒有要求蘇聯給予無限援助和出兵參戰的支援,而是依靠自己獨立作戰的戰鬥力量打敗了美國和西方聯軍,遏制住了美國擴大戰爭的企圖； 這次的越南,不論是北方還是南方,都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獨立地去打敗美國及其走狗,必須要依靠我國大量援助、甚至出兵相助以及其他外援才能打贏此戰。正因為這兩個完全相反的重要原因,才使得這兩場基本相似的戰爭,發展下去卻會出現完全不同的結果。2、斯大林的不承諾式間接援助國際路線及其理由 按照國際主義的慣例和人們的通常理解,斯大林蘇聯在發展經濟、國力日增的情況下,應該無償而又大量地援助朝鮮和中國的抗美戰爭,而且也有此能力作巨大援助,可是斯大林卻反而執行了不承諾式間接有限秘密援助和有償援助的方針。斯大林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眾所周知，蘇聯在二戰中遭受到了巨大的戰爭破壞和人員犧牲,到1950年時,雖然經過近五年的恢復和建設,在1949年7月也有了核武器,但國家的總體實力仍然並不強大,核力量還屬起步階段。而美國在二戰中不僅沒有受到破壞和損失反而還大發了戰爭橫財,成了資本主義世界的霸主,所有戰勝的或戰敗的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以及由雅爾塔協定所劃分的那一大半世界範圍,都成了它控制和可以去控制的地域。它經濟發達,軍力雄厚,更重要的是它首先擁有核武器,並占據了核優勢。因此在力量對比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占有絕對的優勢地位,以蘇聯為首的、大多由窮弱之國組成的社會主義陣營則處於絕對的劣勢,這種劣勢又由於在核力量方面與美國的巨大差距更具有致命的弱點。美國在大規模進攻朝鮮時,又準備片面締結片面對日和約,復活日本軍國主義,支援法國在印支的殖民戰爭,增加駐菲律賓的美國艦隊。同時根據周恩來獲悉的可靠情報,美國和蔣介石可能會兵分兩路進犯中國大陸：在北部,美蔣部隊將越過鴨綠江逼進東北地區；在南部,美國以第七艦隊的海空力量,支援蔣介石攻入大陸。【注50】在這種敵強我弱的態勢下,如果蘇聯對美國和西方國家實行對抗外交,又在朝鮮戰爭中對中、朝以無限承諾去進行與自己國力增長相稱的、看似間接實為直接的包辦式無限援助,就會與美國加劇戰爭對抗,美國也會以此為藉口進一步擴大戰爭,甚至對朝鮮、中國和蘇聯動用核武器。而在二戰結束後，美國確實準備對蘇聯實施核進攻而制定了多個核戰計劃：(1)、"蘇聯戰略性的脆弱"研究性核戰爭計劃。該計劃制定於二戰結束不久的1945年12月，美國擬用20-30枚原子彈轟炸蘇聯20個城市。(2)、"鐵鉗"計劃。由杜魯門總統和美軍方在1946年6月制定的第一個對蘇核戰計劃，要求在1946年到1947年夏天由B-29轟炸機用50枚原子彈突襲蘇聯莫斯科等主要城市、巴庫石油區、鳥拉爾工業區、蘇的工業心臟區及蘇軍主力，一舉迫蘇投降；(3)、"烤肉機"計劃。這是美國第二個對蘇核作戰計劃，制定於1948年的柏林危機時期，又稱"強奪者"、"烤灼"等，準備用50枚原子彈突擊莫斯科、列寧格勒等20個城市，其中8枚轟炸莫斯科，7枚摧毀列寧格勒。如果戰爭持續兩年，將有200枚原子彈投向蘇聯，摧毀蘇40%的工業，700萬人死亡；(4)、"扣球"計劃。蘇聯在1949年7月爆炸成功原子彈後，美國於10月又制定了代號為"扣球"的第三個對蘇核打擊計劃，準備用B-36型轟炸機將200枚原子彈投向蘇聯200個目標。(5)、"敲詐"計劃。不久，朝鮮戰爭爆發，美又在1951年1月11日制定了"敲詐"計劃，內容是對中國和朝鮮進行核攻擊，同時用200枚"馬克-6"型原子彈轟炸蘇聯104座城市。【注51】如果美國這時真的按照這些核作戰計劃對蘇聯動核武，就會出現兩種可能：(1)如果蘇聯因為沒有對美國的核抗衡反擊能力而無法抗拒，美國則會以核威懾進行核訛詐，迫令蘇聯放棄援助朝、中，退出戰爭；(2)如果蘇聯繼續按照承諾對朝、中給予與自己國力增長引適的無限援助，甚至出兵，美國為了挽救自己和僕從的挫敗，就會進一步擴大戰爭，甚至挺而走險，發動侵華戰爭和對朝中蘇實行核進攻。這樣一來，蘇聯將會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如果實行前者，那麼只得在美國核威懾的逼迫下被迫認輸退讓,放棄援助朝、中，這等於自己已經敗於美國手下,美國及其僕從更可以得寸進尺地擴大戰爭,去滅亡朝鮮,入侵中國,甚至在核優勢的威脅下對蘇聯發動常規的和熱核的侵略戰爭。由於蘇聯此時在經濟軍事和核力量仍處弱勢,因此將很難取勝；如果實行後者，以自己的核弱勢去強攻美國的核優勢,那麼這場大規模美蘇常規大戰和核戰爭將會來得更快,蘇聯以弱戰強,以弱核對強核，將會戰敗，朝鮮、中國更會隨之遭殃。 也就是說,在這種敵強我弱的形勢下,不論是前者還是後者,所有會與美國發生主動對抗和引起美國擴大戰爭的政策,都將會使蘇聯自己和朝鮮、中國難免核戰爭的危險。 因此,對於蘇聯來說,在堅持國際主義原則的前提下,為了避免引發這種敵強我弱、力不能勝的核戰爭危險,只能對美國和西方國家採取有理有利有節的和平外交,也只能對朝鮮、中國實行不使自己被拖入戰爭和核戰爭危險的不承諾式間接有限秘密援助政策。不能去執行與此相反的主動對抗政策和無限援助國際路線，以便能夠爭取到更多的時間加速發展經濟軍事力量,尤其是戰略核力量,使自己在美國發動核戰爭之前就達到趕上和超過它的強大程度,做到在戰爭爆發前就已處於優勢地位,在戰爭爆發後完全有把握戰而勝之；或者做到因自己已占優勢,迫使美國不敢再發動核戰爭的世界大戰。 3、未強時儘快強大儘量避戰、戰爭時以強克弱的斯大林戰法 在現代反侵略戰爭中,社會主義國家的整體實力在戰前必須達到超過侵略國的程度,在戰爭中始終處於壓倒對方的優勢地位,保證做到以強克弱戰勝對方,同時採取在戰爭爆發之前儘量避免會引起侵蘇戰爭的種種有利於已的和平戰略策略方針,以爭取到更多的時間抓緊發展壯大自己的經濟軍事力量,這是斯大林所一貫執行的戰爭謀略策略和戰法。所以在 1924年列寧逝世以後,他領導蘇聯黨和人民加速建設,在短短十七年的時間裡使蘇聯的國家整體實力超過了德國，成為世界第二強國，並儘量推行和平外交。在戰爭初期雖然因遭受到突然襲擊而造成極為慘重的損失,但其整體實力與已占領大半個歐洲的德國相比仍然占據上風,並能源源不斷地保證供給,所以在二戰前和二戰中能夠以強克弱地鎮住日本、打敗德國、橫掃東歐和迅速擊敗百萬日本關東軍,取得蘇德戰爭和對日作戰的輝煌勝利。在二戰結束後，斯大林也是按照"未強時儘快強大，儘量避戰，戰爭時以強克弱"的方針去實行的。這正如他在1949年7月11日對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共代表團所說的："在最近時期發生大戰的可能性很小,因為各國人民反對戰爭。……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機會恢復和發展經濟。這個時期有多長,15年還是20年,很難預料。這個時間我們要充分利用來發展國民經濟,充實自己。我們確實十分強大了,戰爭可能就打不起來了。""只要我們能爭取到20年的和平建設和發展時間,那時戰爭的可能性就更小了。""到了那時,戰爭的挑釁者就可能隨時會被消滅掉。我們應努力爭取20年或更長的和平建設時期。"【注52】與此同時,斯大林又盡全力發展核武器,專門請劉少奇等觀看有關蘇聯爆炸原子彈的秘密影片。他告訴中共代表團：在核武器方面別人能造出來的,我們也能製造出來；別人沒有的,我們也會有的。蘇聯正在研究發展更新式武器,或許已有了新的突破。【注53】 因此,斯大林一邊加緊建設，儘快恢復和強大，一邊對美國和西方國家實行避免對抗和發生戰爭的和平外交。在朝鮮戰爭中對朝、中實行不使蘇聯被公開拖入戰爭的不承諾式間接有限秘密援助。他這樣做，正是為了達到以強克弱這個長遠戰略目的。這實際上是一種能夠使自己在敵強我弱情況下避免戰爭、爭得時間壯大自己的國際緩和戰略,或者也可以稱為戰前蓄積力量的防禦戰略。正因為這個原因,斯大林在朝鮮戰爭爆發後,非常擔心會引發蘇美戰爭,正如周恩來當時對毛澤東說的,斯大林"擔心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冒蘇軍與美軍直接對抗的危險"，因此他不僅嚴格執行這條不承諾式間接有限秘密援助路線,而且表示並不希望繼續打下去。當我志願軍打敗美國、進攻到三八線時,他就通過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建議與美國談判停戰,不要趁勝打過此線向南推進,仍保持雅爾塔世界劃分格局。他甚至"認為中國空軍不能出擊三八線,出擊等於正式參戰,因為空軍不是志願軍的,而是國家的。不管在戰略上還是戰役上現在都不要出擊,不要破壞談判局面。"還對周總理、彭德懷、陳雲、李富春、張聞天和粟裕等中國政府代表團說："中國空軍是不能參戰的。因為空軍參戰就意味着國家參戰,而中國公開參戰,對和平陣營是不利的。"【注54】朝鮮戰爭由於我國以志願軍方式出兵援朝,在戰爭第一線與美國作直接對抗,蘇聯在後作不承諾式間接援助,又在世界範圍展開強大的反戰和平攻勢牽制美國,使美國找不到可以引誘蘇聯介入的藉口,無法再擴大戰爭,又使我志願軍能夠放手大打,大敗美軍。中蘇兩國一個直接,一個間接,一個在前,一個在後,相互配合協作得比較成功,終於使這場戰爭被局限在常規戰爭和局部戰爭範圍之內,而沒有發展成為核戰爭和第三次世界大戰，並以美國被迫認輸停戰而告和平結束,朝鮮得以復國,蘇、中、朝也都由此獲得了寶貴的喘息、休整和發展壯大自己的時間和機會。而如果當時斯大林在朝鮮戰爭時採取了與以上路線相反的國際援助路線,即實行對抗外交和無限承諾包辦式援助的援朝方針,由此將會造成什麼樣的嚴重後果,應該是不難想像的。斯大林蘇聯在越南抗法戰爭時同樣也是採取了這種做法。當1945年日本投降後越南共產黨在胡志明領導下舉行起義在河內巴亭廣場宣布獨立時,原印支殖民地宗主國法國隨即派軍2萬餘人從海防登陸，占領河內。越共游擊武裝無力打敗法國正規軍, 只得退到與中國接界的越北山區,直到1950年時抗法戰爭仍無起色。在此期間, 斯大林蘇聯沒有給過越南有什麼承諾和援助。我國解放後胡志明赴蘇求援,斯大林曾不予接見,經毛澤東說情之下才予接見,但仍沒有給予援助。後來又在毛澤東的說情之下才算答應可以從蘇聯對中國的援助當中拿出一部分進行有限支援,這樣才使越南被允許得到我國的間接援助。越南軍隊由於沒有經過長期浴血奮戰的戰爭鍛練,無法靠自己打贏法軍,使正在進行抗美援朝戰爭的我國又擔負起了援越抗法戰爭的重任。在我國的支持支援下, 毛澤東親自派出名將陳賡、韋國清和大批具有豐富戰爭經驗的軍事顧問親臨越南，參於整頓訓練越軍和到前線指揮作戰,才扭轉戰爭局面，取得一系列的戰役勝利。 與同期的朝鮮戰爭相比,越南抗法戰爭只是一場與三等帝國主義法國之戰,屬於較低較弱等次的、並不會牽動世界大格局的反侵略戰爭。但是其中的蘇、中、越三者關係卻處理配合得很為恰當：越南直接抗法，中國居中作不承諾式間接有限秘密援助，蘇聯則通過中國對越南的間接援助進行更間接的援助,完全處於第三者的地位。越、中、蘇的一、二、三線排列有序,無懈可擊,都非常主動有利,對任何一國均無損害,因此戰爭的犧牲和損失不大,戰果收穫卻很大。戰爭打得很為成功漂亮,似乎沒有費多大力氣就打敗了法軍,使越南順利獨立解放。 由此可見,在敵強我弱的總態勢下,斯大林的這種以不放棄社會主義、國際主義原則而採取避免對抗的和平外交和實行避免提前引發戰爭的不承諾式間接有限援助,不僅能爭取到發展壯大自己的時間,而且反而使中、朝、越都取得反侵略戰爭的勝利。 4、受援者不要依賴外援與援助者避免包辦支援 一個國家的獨立解放,需要一定的外援,但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進行人民戰爭自己去打,這就是人所共知的"革命不能輸出"、要獲得解放"只有自己靠自己"。而且也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打下來的天下,才會去珍惜愛護。蘇聯和我們新中國都是靠本國共產黨自己的力量打出來的,並沒有什麼實際外援,更談不上有誰給過大包大辦的無限援助。如果把自己國家和民族的獨立自由依賴於外援上,只會既難於勝利,又養成依賴習氣。更嚴重的是,如果對於外援有着有求必應的依賴和援助國對受援國作要什麼給什麼，要多少給多少的包辦援助,受援國將會認為受之無愧、理所當然,不會尊重和珍惜援助國的真誠相助,援助國因此也會被受援國強人所難地拖入戰爭漩渦而不能擺脫。以至仗越打越大,雙方都會越陷越深,不僅破壞了援助國在戰前抓緊建設、儘快強大、避免對抗、蓄積力量的戰略緩和防禦計劃,反而還會提前招來弱不勝敵的戰爭、甚至核戰爭災禍,受援國也將會隨之遭難。斯大林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抗法戰爭中所實行不承諾式間接有限援助方針，也是為了防止出現這種嚴重後果所採取防範措施。好在我們中國深明大義,顧全大局,並沒有要求蘇聯無限援助,依靠自己的軍隊去打這場戰爭,所以才使蘇、中、朝三國都免除了美國擴大戰爭甚至發動核戰爭的危險。因此說,斯大林在朝鮮戰爭時對美國和西方國家採取避免對抗的和平外交和對中朝實行的不承諾式間接有限秘密援助方針,是很有道理的,這是斯大林蘇聯在國際援助問題上的寶貴經驗。5、中國忽視斯大林蘇聯不承諾式間接國際援助經驗及造成的嚴重後果但非常遺憾的是,我國在朝鮮戰爭中和戰爭結束後,以及在越南的抗法戰爭後,卻並沒有去很好重視和總結斯大林蘇聯的這個寶貴經驗，甚至認為這是斯大林太小氣。因此當發生美國侵越戰爭時，反而實行了與此相反的路線，即在全面貫徹實行三屆人大"四化強國"國內建設路線的同時,又去全盤實行有求必應承諾的包辦式無限援外路線(我國對阿爾巴尼亞也是實行這種有求必應承諾的大量無償援助)。而且到1966年時,這兩條平行的國內外路線都已全面實施了將近兩年,並且還在向不斷增長擴大的趨勢不可阻擋地往前發展着。此時，美國在越南的兵力已達到近40萬人,越南戰爭在不可避免往前擴大着；蘇聯在準備對歐洲發起攻勢戰略的同時也已對我國重兵壓境,這種來自北面的核戰爭危險也以不斷加強的勢頭在往前增長着。美國已被我國大量援助的越南抗美戰爭牢牢拖住,和美國一樣，也根本無法很快脫身。蘇聯利用"鷸蚌相爭"的這個機會,也就可以對歐洲轉入戰略攻勢。只要這個攻勢一開,美蘇在歐洲的正面爭奪對抗即就開始。這對美國來說必須要在蘇聯控制住東歐並準備將守勢轉為攻勢之前打贏越戰，趕往西歐,頂住蘇聯。於是它也就會不顧一切地更要擴大越戰，甚至對我國發動核攻擊,以消除後患，到這個時候，我國再想退出越戰或想與美國改善關係,都為時已晚了。而這個嚴重後果都是因為我國同時實行"四化強國"和"無限援越"的內外路線造成的。6、是進是退的如何選擇將決定中國生死存亡的命運 那麼在如此嚴重的形勢下,我國是仍然在執行"四化強國"建設路線的同時,又繼續去實行這條有求必應承諾的無限援越路線,更加迅猛地由我國援助越南同美國大打下去而招來美國發動的核戰爭呢？還是吸取斯大林蘇聯的寶貴經驗,趕快改變無限承諾的援外路線，後退一步,採取不承諾式間接援助政策，避免與美戰爭對抗，不去走這條能對我國引發核戰爭的危險之路呢？這將是決定我們國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最為關鍵的一步。 1966年,對於我國來說,既是可以通往戰爭和核戰爭"地獄"之路的入門處,又是可以邁向避免戰爭、轉危為安"天堂"之路的進門口,何去何從,就要看我國如何去選擇、怎樣去走了。
八、發動文化大革命--唯一可以避免核戰爭劫難的生存發展之路 1、在不知不覺中形成和發生的戰略進攻總路線 從前面的分析介紹中可以看到, 如果把我國在1965年和1966年所實行的"四化強國"國內建設路線和有求必應承諾的國際援越路線分開來,不去同時執行,這兩者可以說都沒有什麼問題。但是我國恰恰是把這兩條國內外路線合併起來同時實施。這一個"同時",問題也就出來了。它使我國的國家戰略總路線頓時改變了方向,由應該以弱避強、避免戰爭、和平建設、蓄集力量的防禦性戰略,無形之中變成了以弱戰強、引發戰爭、戰時建設、耗損國力的進攻性戰略。而這一切又是在當時人們都沒有覺察到它發展下去的可怕後果的情況下,在不知不覺當中予以同時實行和向前推進的。人們都沒有把這個對內和對外路線之間的互動因果關係聯繫起來看,更沒有把這兩者合併成為國家進攻性總戰略與美國的侵越戰爭，以及與蘇聯在歐洲的戰略攻守轉換的全局性因果關係聯繫起來看,而是把它們分割開來，各個孤立地去認識對待。所以不僅沒有看到在敵強我弱又處於美蘇包圍態勢下,我國因同時執行加速強內和無限援外的方針，並由此而在不知不覺中形成和發生的這種國家總體性進攻戰略轉變發展下去會引起什麼樣的嚴重後果,反而都認為我們應該加速發展經濟使國家儘快強大起來,同時也都認為我們應當履行國際主義義務儘自已所能給越南有求必應的無限援助,使越南人民早日贏得抗美戰爭的勝利。甚至都認為應該無保留地支援世界反美鬥爭，以推進世界革命的早日勝利。都覺得我國終於克服了蘇共領導集團的壓力和自然災害的困難,可以鬆口氣好好地進行和平建設了,中國很快就要強大了，越南在中國大力援助下必會戰勝美國了。一切似乎都是那樣的應該和自然,並沒有覺得同時實行四化強國和無限援越有什麼不妥。 將要被強敵進攻之弱軍,不是知彼知已、有先見之明,不去提前採取避敵進攻的戰略退卻,反倒不顧自己的微弱之力去助友向優勢之敵作主動挑戰的戰略進攻,自己卻又全然不知這種以弱攻強將會造成的險境,仍然信心百倍地勇猛助友進攻,直至自己也要被拖入戰爭,乃是兵家之大忌也。如此英勇而又冒險地加大衝擊,不是會像二次大戰時波蘭騎兵洶湧奔馳地沖向德軍坦克群,揮舞馬刀劈砍鋼鐵坦克那樣悲壯慘烈地全軍覆沒,就會因寡不敵眾退到絕路血戰到底而完全失敗,這是無庸置疑的。這正如毛澤東所說的,"對於自己的弱點(沒有經驗,力量弱小),也不了解。敵強我弱,原是客觀存在的現象,可是人們不願想一想,一味只講進攻,不講防禦和退卻,在精神上解除了防禦的武裝,因而把行動引錯誤的方向。許多游擊隊因此失敗了。"【注55】"敵我雙方已在軍事對抗中,而且敵人是優勢,受到敵人壓迫時,革命黨人也不應該採取防禦手段。如果這樣想,那就是第一號傻子。"【注56】 2、中國必須實行由強變弱的退卻戰略因此,對於我國來說,為了自己國家和民族的生存發展,也為了越南人民抗美戰爭獲得真正勝利,不去當這天下"第一號傻子",是無論如何不能去走這條力不能勝、將會禍及自己和盟友的國家整體性戰略進攻路線的,而是應當認清敵強我弱和已被強敵包圍並將要受到強敵毀滅性重擊的嚴重發展趨勢,"避其銳氣",整個國家必須實行戰略退卻路線。這正如毛澤東所說的："打不贏就走"。"退卻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在強敵進攻面前,若不退讓一步,則會危及到軍力的保存。""已經因為估計和處置錯誤,或者因為不可抗拒的壓力,被迫處於被動地位的時候,這時的任務就是努力脫出這種被動。如何脫出法，須依情況而定。在許多情況下，'走'是必須的。……走是脫離被動恢復主動的主要方法。"【注57】因此，我國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要在1966年這個關鍵時刻,儘快地糾正有求必應承諾的包辦式無限援越路線,將它轉變成為斯大林的不承諾式間接有限援助路線,並把對美國和西方國家所實行的對抗性外交轉變為避免對抗和戰爭的和平外交。趁自己還沒有完全捲入這場戰爭之前儘早退出越南,撤出援越之戰,跳出美蘇還未及溝通合攏的包圍圈,以避免與美國發生直接軍事對抗,尤其避免引發美國的核進攻和以後蘇聯的核打擊。 3、難以做到的中國國家戰略退卻 但是如果我們稍加分析,卻可以發現這樣的戰略退卻，我國此時已是無法做到的,這是因為： 1)、 自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和在古巴導彈危機時對美國妥協退讓以後,我國已經成為世界反帝反美的中心和旗幟,支持支援各國人民的反帝鬥爭和抗美侵略戰爭,不僅是我國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也是世界人民的人心所向和信仰依靠。我國的"四化強國"路線已使國力日增,日益強大,而我國不僅對越南已有有求必應援助的堅定承諾,並且已經提供了與國力增長相適應的大量援助。如果在這時突然收回這個已經不可能反悔和違背的承諾和援助,以不承諾的間接有限援助而減少援越,撤出援越部隊,並因此減少對亞非拉爭取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的國家和人民的支持支援，這也就同蘇聯一樣降下了反美大旗，退出了反帝鬥爭，等於在反悔和違背原先的承諾而失信于越南人民和世界人民,會被認為是一種失信於天下的"背信棄義"，甚至是"背叛"，必將遭到越南的堅決反對和阻攔，也會為天下人所唾棄,我國因此就會陷於孤立。 2)、美國正在擴大越戰,越南人民和軍隊需要大量援助,如果我國這時因懼戰避戰而突然撤援退兵,越南又沒有別的大量外援可以補充,這必將會大大影響越南的抗美戰爭，越南將很難贏得這場戰爭。同時也會使美國可以發現我國因懼怕發生中美戰爭和核戰爭而先行避開的戰略退卻意圖,不僅會加大對越進攻,還會加劇對我國的挑釁和侵犯,這對我國和越南更為不利； 3)、朝鮮戰爭時,斯大林在全力發展蘇聯經濟時就早已清醒地認識到敵強我弱、弱軍不能主動攻強的態勢, 從一開始就對朝、中實行了不承諾式間接有限秘密援助的政策,甚至鼓動中國主動去打援朝抗美的頭陣而使蘇聯避擔責任。在對外關繫上，蘇聯對美國和西方也早已和平相待,沒有被捲入到朝鮮戰爭中去，處於第三者的主動地位,從而避免了與美國和西方搞壞關係，發生戰爭對抗，並不存在一個對朝、中已經無限承諾援助和介入戰爭後再退出來的問題。可是我國這次對越南已再三重申有求必應承諾的無限援助,也已在實際上捲入了這場越南戰爭,美國已把中國當作最主要的敵人,甚至會對中國發動核戰爭。此時我國在國力不斷增強的前提下如果減援撤軍,反而會使美國認為這是中國因還不強大而害怕發生中美戰爭和核戰爭所作的暫時退卻,以便收縮戰線儘快發展壯大,為以後與美大打核戰爭作準備,因此更會加劇對中國的軍事壓力。因此,這種冒然和強制的退卻，其理由和道義是欠缺的，人們、尤其反帝反修的受援國是難以接受的，所以是難以行通的,照此去走,只會更加危險。4、變"水漲船高"為"水落船低"、由"下降削弱"取代"四化強國" 那麼怎麼辦呢？看來只有採取這樣的解決辦法：在既不違反援越承諾，又能確保越南獲得其他大宗外援取得抗美戰爭勝利的前提下我國悄悄減少援助和撤出援越部隊,把要什麼給什麼、要多少給多少的援助政策，轉為實行不承諾式間接援助,儘快改變與美國的對抗政策，使之成為與美改善關係的和平外交。 那麼我國又如何才能做到這種要求的戰略退卻呢？檢查起來,我國之所以會去走這條國家戰略進攻之路的，其根本原因是在實施"四化強國"路線使國力增強的同時，又必須不斷增加對越南的無限援助，這是一條"水漲船高"使戰爭不斷升級的惡性循環之路。而只要中國國力和援越始終"水漲"，其越戰和中美戰爭之"船"一定會升高，這也是無法躲避的事實和趨勢。現在的問題是，既然"水漲"能使"船高",那麼"水落"也就能使"船低"。因此,我國要想做到這種要求的戰略退卻,只有不能再使"水漲船高"，而是要使"水落船低"，也就是採取"水落船低"之法,即立即停止執行"四化強國"路線,去實行與此相反的"下降削弱"路線,迅速把經濟建設停頓下來,使中國國家整體國力急劇下降變弱,使經濟建設的強大之"水"落下來，無力再行援助，由此援越的戰爭之"船"也就相應會低下去，這樣也就可以達到退卻目的,然後再去予以恢復和發展。因此變"水落船低"為"水漲船高",由"下降削弱"取代"四化強國"，使中國經濟由強變弱，這是在當時情況下我國唯一可走的一條可以避免滑向核戰爭災難之門和可以登上安全之梯的生存發展之路。毛澤東正是強行壓制"四化強國"和"無限援越"路線，實行了這條"水落船低"的"下降削弱"路線,使我國因國力停滯下降和倒退削弱而無力進行有求必應的援越，只能撤援退兵。與此同時，又把軍事大腕蘇聯給拖出來援越，以確保越南勝利。這樣才使我國成功地實行了這次整體性國家戰略大退卻,順利地突破和瓦解美蘇包圍的核戰爭危險，得以實現轉危為安的戰略大轉變。而這個以我國經濟停頓下降自弱為起步的戰略大退卻,就是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第一階段,這也就是毛澤東之所以要發動文化大革命從戰爭角度的起因。5、肯尼迪被暗殺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外部起始之因但是，如果追溯起來，由於這場文化大革命是因為肯尼迪被殺後美國戰略東移擴大越戰和中國無限援越引起的，而肯尼迪總統在臨死前已經下達了美國撤出越南、結束越戰的命令。因此，如果肯尼迪不被以共和黨人為首的極右勢力和強硬主戰派所暗殺，越戰肯定會在1965年年底以前結束的，於是就不會有這場越南戰爭，也不會發生中國在實施"四化強國"路線的同時又去無限援越之事，不會被捲入到這場援越抗美戰爭中去，毛澤東也就不會發動為避美核戰的文化大革命。因此可以說，肯尼迪被暗殺並取消他的從越撤軍令而使美國戰略東移擴大越戰，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真正的外部起始之因。九、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第一階段避美核戰的戰略、謀略和方法策略 根據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所劃定，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其第一階段是從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黨的"九大"召開,歷時三年。如果從1966年8月正式發動紅衛兵運動算起,則為時兩年半。在這第一階段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所要達到的軍事戰略目的是： 立即停止實行因為同時實施"四化強國"和無限援越所出現的對美戰略進攻總路線,迅速將它轉變成為戰略退卻路線,實行中國國家戰略大退卻。 毛澤東實施第一階段戰略退卻所採取的方法是：用文化大革命這種特殊方式,將正在全面實施的"四化強國"路線予以強制性地突然剎住,停止實施,由以自亂自壓自弱為特徵的"下降削弱"路線取而代之,由此把正在蓬勃發展的國民經濟強行搞亂和壓制下去,迫使其在"亂"中停頓癱瘓,並進一步使國民經濟連續幾年全面而又急劇地下降倒退,使國力削弱到最低限度,也就是文革後被媒體廣泛所稱的所謂"崩潰"邊緣，這是這次中國國家戰略大退卻的終點。 毛澤東在文革第一階段戰略退卻時所採取的謀略策略以及所要達到的具體效果是： 1、 虛張聲勢、示弱避敵、半宴撤席、水落石出 在反帝原則上繼續"示強"的聲威下,通過文革大亂，甚至倒退和內戰，在實際國力上向美國"示弱",使它覺得中國不會很快強大,中國並不可怕。於是予以放鬆和輕視,只把我國當作潛在敵人而不再視為主要敵人,逐漸放棄準備與我國交戰和發動核戰爭的打算；同時,因為我國的突然內亂而倒退,逐漸退出援越抗美第一線,使蘇聯無法再利用我國援越拖住美國,不敢再對歐洲採取攻勢，從而減輕一些美國的壓力； 2、 水落船低、示難避索、引友求富、另闢門路 在不違背承諾並繼續援助之下,以文革之亂造成國力削弱為由，向越南"示難",即顯示自己的困難,使越南知道我國因文革使經濟癱瘓倒退的巨大難處而不好對我國強索,無法再強求我國作無限的物資和出兵援助,只得另闢渠道去向軍事富豪蘇聯求助。我國則在此"家門遭災,難以傾囊"理由下,"水落船低"地逐步減援減兵和撤軍,越南則無法加以反對和阻撓；3、 提前守瓜、亂賊陣腳、調虎離山、引虎鬥熊我國逐漸減援退兵，大大減輕了美國的壓力，使它能夠提前抽出一部分力量赴歐頂蘇,從而打亂蘇聯借華拖美而可以在歐洲實行守攻戰略轉換的攻勢戰略計劃,迫使它只得親自出馬去援越拖美,於是也就使美國可以推開我國,騰出手去對付蘇聯； 4、 借友請君、補炭抽薪、請君入甕、拖熊斗虎 我國無力無限援越，促使越南向蘇求援,借越南之"請",把躲在越戰後面意欲"黃雀在後"、"漁翁得利"的蘇聯拖出來,把它拉到越南戰爭中,去與美國作第一線直接相碰，這樣也就使蘇美在歐亞兩線都展開爭奪較量； 5、 退主為客、知難而退、三十六計"走為上" 一旦使蘇聯被迫取代我國大量援越而可以確保越南取勝時,我國則立即撤出全部援越部隊,退出已經直接介入的越南戰爭,並對越南的承諾式無限包辦援助改變為不承諾式間接有限援助,對美國則也改變原來的戰爭對抗路線，而逐漸採取靠攏接近政策； 6、 虛實真假、兵不厭詐、瞞天過海、暗渡陳倉以文革自亂自弱和反修防修為掩護,做到既在虛上"聲張"、"示強",又在實上"示弱"、"示難",聲內而撤外,使美、蘇、越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無法發現和識破我國"自弱示弱退卻"的真實戰略退卻意圖，始終以為這是我國內部"權力鬥爭"的內亂而出現的"自相殘殺"和"癱瘓倒退",並不能覺察到這是我國在作戰略大退卻。都覺得文革與它們並沒有什麼針對性的利害關係,於是都會對我國放行通過。從而使我國可以以這種既"調虎離山"、又"放虎歸山"等韜略計謀，"瞞天過海"地"暗渡陳倉",從容退出和瓦解美蘇包圍圈而不會打草驚蛇,有損越南，禍及自己；也不會打蛇驚草,使越南驚慌。在這裡,對於此次戰略退卻意圖和謀略要做到絕對的保密,不能露出任何蛛絲馬跡，具有極端重要性,它將是決定整個退卻戰略成敗的關鍵。因為在這種謀略較量的智鬥戰爭中, 正如毛澤東所說的："可以因為僅僅是一個消息的走漏而使爾後的戰鬥失敗。"【注58】"何時何地我們這樣做,他們是不曉得的,這一點我們是保密的。紅軍作戰一般是奇襲。"【注59】也就是說,這次將力不能勝的戰略進攻轉變為"打不贏就走"的戰略退卻,所要達到的目的是以我國經濟國力下降削弱到最低點的"內亂示弱"為掩護手段,保證在不違背對越援助承諾和確保越南取勝的前提下順利撤回援越部隊,理由充足地退出已出兵介入的越南戰爭。"不等罰酒，自喝敬酒",使美國不再把我國當作敵人,從而改變對越南的有求必應無限援助路線和對美國的軍事對抗政策。同時打亂蘇聯借華拖美進行守攻轉換的攻歐戰略計劃,借越南之"請"把它調遣出來,強迫它取代我國在越南去與美國相碰，我國則藉此機會由援越反美第一線退居到第二線,神鬼不知地跳出美蘇爭奪的"冷戰"圈子,使我國"走"得掉，並為以後能形成與美蘇三足鼎立之勢的獨立一極打下基礎。概括地說就是,這次毛澤東領導我國以文化大革命作掩護所實施的第一階段戰略大退卻,實際上是一種在對此戰略意圖絕對保密的情況下所實行的以"內亂示弱"、不戰而得以避美核戰的退卻戰略。 7、自己打爛自己的"罈罈罐罐"但是應當看到，由於我國原先"估計和處置的錯誤"已使自己處於被動地位,這次的戰略退卻是被迫以"走"的方式來努力脫出這種被動的，這種"走"，是一種糾正錯誤的被動的"走",所以難度極大。同時，因為"戰略退卻，在幹部和人民還沒有經驗時，在軍事領導的權威還沒有達到戰略退卻的決定權集中到最少數人乃至一個人的手裡而為幹部所信服的地步時，說服幹部和人民的問題是一個十分困難的問題。"【注60】"人民由於沒有經驗而不相信戰略退卻的必要。"【注61】而我國這次大退卻的戰略意圖和手段方法,是不能向任何人透露的,更是不可能以此去向幹部和人民進行停頓削弱的說服工作的,因為這畢竟不是真正實戰的戰爭,而是提前進行的鬥智斗計反核戰謀略戰爭，除毛澤東一人知其底里深淺外，其餘所有的人都是不知道的，難以理解的，所以其困難的程度是超出人們想象的。然而,"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時地打爛些罈罈罐罐,就要使全體人民長期地打爛罈罈罐罐。"【注62】"不這樣做,就會弄出遲疑坐困的錯誤,實際上適合了敵人的戰略要求,陷自己於被動地位。須知敵人的統帥部,是具有某種戰略眼光的。"【注63】因此，由我們自己動手"打爛"自己的一部分"罈罈罐罐",總比美蘇發動侵華戰爭和核戰爭來"打爛"中國全部的"罈罈罐罐"要好得多，"人民的吃苦,是暫時的。"【注64】因此,在中央一線領導和全黨全國全軍不懂得不理解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搞弱經濟的戰略退卻意圖不滿和反對時，為了確保我國這次國家戰略大退卻不出差錯,完全成功,毛澤東需要絕對保守此戰略意圖秘密,也就只能以他獨自一人去反對全體,強迫全體服從，也就是對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並把戰略退卻的領導權威和決定權力集中到他一個人手裡,這也是在被迫之下所必須要採取的。 十、毛澤東一人力挽狂瀾 1、列寧一人反對全體挽救了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毛澤東以一人反對和阻擋全體,與1918年3月蘇維埃共和國對德國的進攻是戰還是和的問題上以列寧一人反對俄共（布）全體的情形有些相似：當時俄國十月革命剛獲勝利,並已退出了一次大戰,但德國卻趁機向還沒有自己軍隊的新生蘇維埃共和國發動進攻。德軍攻城掠地，節節推進，在此情況下俄共(布)中央全體領導一致認為 應當予以武裝抵抗,迎頭反擊,但只有列寧一人堅決反對。他認為蘇俄還沒有自己的軍隊,在敵我力量對比如此懸殊的情況下,冒險抵抗只會失敗,只有妥協退讓去與德國媾和才是唯一可走的生存之路。可是俄共（布）中央全體領導全部反對列寧的意見,列寧一人反對全體的建議被否決。派去與德國談判的托洛茨基不僅不答應德國提出的割地停戰條件,反而以強硬立場與德國鬧翻,遂使談判破裂。德軍便又一次大舉進攻,直逼首都彼得堡,新生的蘇維埃共和國頓時陷於危急之中。敵強我弱無法取勝的嚴酷事實使包括斯大林在內的俄共（布）全體領導認識到列寧意見的正確性,便一致接受了列寧的意見,再去派代表與德國談判,終於以接受德方更為苛刻的條件、割讓出更多領土為代價,妥協退讓地與德國簽訂了"布列斯特和約",德軍隨即退兵,遂使蘇維埃共和國贏得了時間去鞏固政權,調整經濟,建立紅軍。列寧以他一人反對全體,最終證明他是正確的,也就成了在敵強我弱情況下必須要實行戰略退卻而不能冒險進攻的一個革命歷史範例。 2、毛澤東一人反對全體進攻打鼓新場而被迫辭職遭罷免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歷史上,也同樣發生過一人反對全體並最終證明此一人是正確的這種情況,這就是在1935年3月初紅軍攻下婁山關重新占領遵義以後,新當選的前敵總指揮毛澤東一人反對中央和軍委全體領導決定去進攻打鼓新場的重大事件。當時在遵義的北面有強敵川軍堵截,紅軍難渡長江天塹；南面有國民黨中央軍薛岳主力駐軍,依仗烏江天險擋住紅軍去路；東面有湘軍追擊部隊,郭勛祺三個旅準備在3月6日由桐梓向遵義東南地區進攻,周渾元三個師準備向遵義西南地區進攻,劉湘和周渾元部隊準備7日會攻遵義。我紅軍3月5日抓緊時間撤出遵義,唯有向西才是一條生路。毛澤東和朱德總司令決定向西面的周渾元部進攻,以進一步擴大戰果,積極創造條件,開闢新的根據地。但是當紅軍撤出遵義向西進發時,發現敵情有重大變化：蔣介石已判明紅軍西進意圖,令周渾元部在西邊的長干山西北一帶構築工事,誘使紅軍進攻。一旦紅軍進攻時,周部即向黔西北地區兜剿,吳奇偉軍則秘密行動,配合周部對付紅軍。蔣介石又將大量主力部隊部署在烏江一線,既防止紅軍西進,又防止紅軍南進。此時紅軍如果繼續西進去打周渾元部,則正好上了蔣介石的大當，落入會被圍殲的陷阱。於是毛澤東和朱德下令停止西進,尋找新的空隙和戰機。可是林彪、聶榮臻的第三軍團因婁山關之勝的鼓舞,求戰心切,認為此時可以避開中央軍,去攻打只有一兩個團駐守的打鼓新場（地名）。他們認為此處是通往黔西的必經之地,攻占此戰略要地,對紅軍西進開闢新的根據地極為有利。林、聶的這個建議得到了周恩來的同意。而毛澤東則認為此時打鼓新場雖然只有少數黔軍,但是滇軍主力正在向其地運動。如果冒然向此地進攻,勢必會與滇軍正面對壘,其他國民黨部隊也會蜂湧而至,紅軍不僅又會吃土城消耗戰之虧,而且還會陷入重圍無法走脫,很可能被敵軍剿滅。他覺得此仗關係重大,建議周恩來立即召開全體軍委委員和幾個軍團負責人再慎重研究一下。於是中央和軍委的洛甫、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葉劍英、劉少奇、王稼祥、政治部主任朱瑞以及軍委縱隊司令、政委等所有領導於當夜齊集在鴨溪的總部作戰室研究討論。在會上,所有的中央領導人全部主張採納林、聶建議,去進攻打鼓新場,只有毛澤東一人反對。他認為,在這種敵人增援大部隊很快會雲集於此的情況下,以疲弱紅軍去進攻打鼓新場,只會中敵人的圈套而失敗。可是全體與會者都不聽毛澤東的勸阻,彭德懷認為可以集中兵力,未嘗打不下來,林彪則諷刺毛澤東被土城消耗戰打怕了。會上,以絕大多數為一方,毛澤東一人為另一方,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造成了全體反對毛澤東一人的局面。毛澤東見無法說服大家,便毅然決定以辭職來反對全體。他說："你們硬要打,我就不當這個前敵總指揮了。你們既然要我負責,又不聽我的,我不干啦！"會中有人則把毛澤東頂了回去說："不干就不干！""少數服從多數！"主持會議的洛甫便以表決形式對林、聶建議和毛澤東的反對意見作出決定,結果除毛澤東一人外,二十多位領導人全都舉起手贊成進攻打鼓新場,毛澤東的意見被一致否決,同時也被罷官。3、毛澤東判斷和決定的正確挽救了中共和中央紅軍但是在會議以後的當晚,毛澤東為了避免紅軍失敗,不顧一切地到周恩來處再次加以勸阻不要去打打鼓新場。而事情的發展果然不出毛澤東所料：當周恩來正準備命令紅軍進攻打鼓新場時,突然得到情報說,敵軍主力正從多個方向向打鼓新場運動集結,周渾元部和川軍也正準備向紅軍側背部夾擊,紅軍如果真的按照這全體領導的決定前去攻打打鼓新場,也許就會鑽進敵人口袋而全軍覆沒。剛得到這個情報的周恩來此時也才感到事情的嚴重性而有些不知所措,聽了毛澤東的再次解釋和勸阻以後才恍然大悟,深表自責地說:"你考慮的是對的,野戰軍不能進攻打鼓新場,明天一早趕快開會說服大家。"於是中央軍委很快發出停止進攻打鼓新場的指令,並再次集合所有領導成員召開第二次鴨溪會議,轉達毛澤東的意見。事實證明，毛澤東一人反對全體的意見是正確的,大家對毛澤東料敵如神的先見之明和在關鍵時刻以他一人力挽狂瀾扭轉危局也口服心服,一致同意了他的主張,重又恢復了他的前敵總指揮領導職務,並組建了以他為實際最高領導的"三人團"軍事指揮小組。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最為危急的關鍵時刻,以他一人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和紅軍。毛澤東一人反對全體進攻打鼓新場,也像列寧一人反對全體去反擊德國進攻一樣,成為中國革命戰爭在敵強我弱情況下不能去冒險進攻而只能實行戰略退卻的革命歷史典範。從避免進攻打鼓新場的第二次鴨溪會議起,毛澤東在我黨我軍的最高領導地位才被正式得到公認和確立【注65】4、第二次鴨溪會議確立毛澤東的最高領導地位是中國革命真正的歷史轉折點在遵義會議以後關於是進攻還是不去進攻打鼓新場的第一次鴨溪會議,是決定黨和中央紅軍生死存亡命運的一次關鍵性會議。毛澤東因為他一人反對全體的錯誤決定而辭職,全體中央領導一致表決同意去進攻打鼓場,並以絕對多數的一致意見撤去了毛澤東的前敵總指揮職務,這實際上是中央全體領導已經否定了毛澤東的正確路線和領導地位,並且已經開始執行進攻打鼓新場的錯誤決定。只是在如果繼續去進攻打鼓新場就會被敵人包圍聚殲的嚴酷事實得到情報證實,以及毛澤東的再次勸阻,從而證明了毛澤東預見的正確以後,才在第二次鴨溪會議上採納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和正式確立了他在"三人團"軍事指揮小組中的最高實際領導地位,使黨和紅軍在千鈞一髮的最危險時刻避免了失敗,並轉兵突圍,使中國革命從此走向了勝利。因此,遵義會議以後的打鼓新場事件,即毛澤東一人反對全體進攻打鼓新場的第一次鴨溪會議和全體重新擁護毛澤東主張並確立他為實際最高領導地位的第二次鴨溪會議,才是中國革命真正的歷史轉折點。否則遵義會議的成果將會化為烏有,黨中央全體領導和紅一方面軍即中央紅軍也將遭受到重大失敗和犧牲，甚至可能全軍覆滅。由此可見,毛澤東在黨內的最高領導地位的正式確立,是靠他超過所有中央領導的真本事打出來的。5、毛澤東以一人反對全體斷然發動文化大革命而三十一年後,毛澤東一人所反對的,仍是在打鼓新場事件中曾反對過他的中央大多數原班領導人,這中央大多數原班領導人的一線全體又一致反對他一人。毛澤東有過打鼓新場事件的親身經歷,所以也才敢於再次由他一人反對原全體領導,並果斷地發動了這場規模氣勢宏大、改變中國和世界歷史進程的超級文化大革命。 但是與毛澤東這次發動文化大革命不同的是,當時的俄國和中國革命是實際戰爭,列寧和毛澤東的戰略退卻意圖和方案可以在內部公開討論和爭論,甚至在被否決後還可以再予改正,毛澤東的職務也可以撤銷後再予恢復。而這次則是此戰略意圖部署絕對不能暴露的謀略戰爭,只有毛澤東他一人知道,其戰略退卻的絕對領導權也不能象以前那樣可以放棄。此次退卻只許成功,不能失敗,甚至不允許有半點差錯,因此其難度比列寧的不知要大多少倍,比當年公開反對和阻止進攻打鼓新場也不知要難多少倍。儘管如此,文化大革命這第一階段自己"打爛"自己"罈罈罐罐"的"自亂示弱"之舉,在毛澤東果斷決然的執行之下,其以"下降削弱"為特徵的戰略大退卻的目的得到了完全的實現。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