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來：中國政治、經濟的三次大"崩潰"，第四次。。。

第一輪唱衰源於1989年後，大致可稱為“中國政治崩潰論”。當時，中國經濟過熱，通脹高企，通脹率高達18%。財政、貨幣政策雙緊，國家重點治理整頓“官倒”。而國際環境更加惡化，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多個社會主義國家相繼倒下。美國等加緊對中國的遏制與滲透。在所謂“西風全面壓倒東風”的大形勢下，美國積極倡導“華盛頓共識”，整個西方世界洋溢着“歷史終結”的判斷，認為下一個崩潰的國家一定是中國。然而20多年過去了，西方世界民主化浪潮席捲了東歐、西亞、北非，幾乎沒有一個國家轉型成功，甚至造成了部分國家長期經濟低迷，政局動盪、社會失序。“阿拉伯之春”即是轉型失敗的慘痛教訓。而中國在抵禦遏制西方意識形態的進程中，找到了適合自己的道路，實現了國家崛起。1978—2013年期間名義GDP增長了155倍，中國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政治崩潰論”從此破產。

第二輪唱衰源於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即所謂的“中國經濟崩潰論”。受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外部衝擊，中國出口銳減，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經濟增長短期內出現較大幅度的下滑。加之國有企業預算軟約束、效率低下負債沉重、銀行呆壞賬情況比較嚴重，中國經濟再次面臨嚴峻的下行風險。國際金融大鱷還乘機圍剿香港特區，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長期快速增長的態勢有可能就此中斷。恰在此時，美國華裔律師章家敦所著《中國即將崩潰》迎合了西方世界的需要，走俏歐美市場。這部2001年出版的書斷言：“中國現行的經濟制度，最多只能維持5年”、“中國的經濟正在衰退，並開始崩潰，時間會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前”。事實勝於雄辯，中國經濟不僅頂住了金融危機的衝擊，而且中國內地還出手相救香港，起到穩定亞洲經濟的作用。最終中國經濟成功走出了低谷。2003—2012年的10年間中國經濟保持高位增長的態勢，年均增長達10.5%，年均通貨膨脹率維持在3%的低水平。中國政府在危機面前，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承諾更是彰顯了中國負責任的大國的風範，贏得了東南亞國家的高度讚賞，增強了雙邊的政治互信。隨後開啟了中國-東盟合作的“黃金十年”。

第三輪唱衰源於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邏輯重心是“中國社會崩潰論”。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蔓延為全球金融危機。中國經濟再度受到外部的強烈衝擊，股市高位下泄，經濟急劇下降，出口大幅下滑，造成部分行業產能極度過剩，產品大量積壓，社會不滿情緒積聚。與此同時，互聯網2.0技術開始普及，2011年突尼斯、埃及、利比亞等北非國家由此陷入所謂的“阿拉伯之春”，整個社會幾近崩潰。中國社會在連續發生“郭美美事件”、“7·23動車追尾事件”之後也陷入各種不安中，一些人甚至放言要借微博“謠倒中國”，不少外媒還宣稱中國要爆發“茉莉花革命”。在國際壓力、經濟下行與社會恐慌的三重衝擊下，中國仍然挺過難關，果斷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和保民生的社會政策，實現了“保增長”的目標，不但實現了自身的穩增長，而且起到了全球金融穩定器的重要作用，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為世界經濟的穩定與復甦作出重大的貢獻。一時盛行的“奧運低谷效應”言論也隨之煙消雲散，“中國社會崩潰論”在黨的十八大平穩過渡後不攻自破。

三輪崩潰論都恰與中國經濟三次下行周期相重合，特別是在中國經濟最為困難、改革最為艱巨的時候，唱衰中國的論調也抬得越高。唱衰中國的言論與中國經濟暫時滑坡、風險累積等因素有一定的關聯，這導致部分國內外人士對中國產生悲觀預期。但這可能只是很小的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某些外部勢力想借中國經濟陷於危險境地之際，否定中國前景，打擊國際國內社會的信心，加劇對中國的恐慌心理，進而達到“預期自我實現”的目的。中國用35年的增長與發展的實踐，否定了上述三輪的崩潰論調。

如何看第四輪“中國金融崩潰論”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關於中國崩潰的論調並未終結。隨着2012、2013年中國經濟增長放緩，風險累積，新一輪對中國經濟悲觀預期的論調再度來襲，尤其是以房地產市場低迷、地方債難題和系統性金融危機的擔憂為主要邏輯的“中國金融崩潰論”悄然興起。2014年初，一家著名外國媒體甚至認為“中國金融體系出現了冰山崩塌的嘎嗒聲”。

摘自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王文《判斷經濟形勢失准 “中國崩潰論”的崩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