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和一個芬蘭客人談了一下業務，之後一起吃飯，隨便聊了一下，感慨頗多。 　　芬蘭客人約六十來歲，可以稱為老人了，有點胖，個子不高，但很挺直，負責中國市場的運作，平均每月都要來一次中國。老人來時帶了一個中國女翻譯，還帶了一個大箱子，接待時都不要人幫他提。談業務時基本上直入主題，不怎麼笑，老人似乎對中國市場很了解，給出的產品價格不算離譜，但使其讓步很難，給人感覺西方國家的人都很實在，也很固執。 　　後來按照中國習慣一起吃飯時，老人很健談，也很隨和，一掃剛才談生意時的嚴肅。當談起自己的幾個孩子時，老人很是自豪，她的大女兒在聯合國駐印度一個機構工作，二女兒在芬蘭政府做什麼部長，三女兒是時裝設計師，在法國開公司。我問她是否帶女兒到過中國，他說沒有，我表示了我的驚訝，他說她的女兒很忙，比如二女兒是部長，更忙，基本沒有什麼空閒，看來這個芬蘭老人對中國國情也有些了解，他可能知道我會不理解，他解釋說，在芬蘭，一個很普通的人都可以打電話讓一個部長為他辦事，所以一般很忙，事情很多。不象在中國，一個部長是個很重要的人物，不輕易和普通人打交道。他本人，就經常和有關政府部門打交道，他們只要打一個電話，該政府部門的部長都可以為他們去跑腿，把事情辦妥。雖然是生意上的，但看他對政治並不忌諱，而我本來沒有出過國，對西方非常感興趣，所以就問了他一些芬蘭的情況，老人一一認真解釋。他告訴我，芬蘭實行全免費的教育，從小學到大學到博士都是全免費的，連書本都免費。芬蘭五百萬人口，有30所大學，大學普及率很高，65%的人受過高等教育，年輕人中比率更高，大學生只需要帶上腦袋思考，不交任何學費，當然食宿大學是不管的，不僅如此，政府還每月發給每個學生約8000人民幣的津貼，並且按照芬蘭非常重視的平等觀念，不分貧富，對每個學生都一樣多。也就是說，芬蘭學生不僅不交學費，還從政府領錢！我聽後說，聽很多到過芬蘭的中國人說，芬蘭才是馬克思主義中名副其實的社會主義，沒想到老人當即否定，其隨行女翻譯也說，芬蘭不是社會主義，只是社會福利非常好。在芬蘭人眼中，社會主義是把人們控制起來，多種東西實行公有，芬蘭當然不是這樣的。我沒有繼續問，心裡卻想，馬克思主義中的社會主義應該還是比較好的，大概“社會主義”這個詞被現實中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給糟踏了，所以他們很反感這個詞。後來我又忍不住問了一句我一直希望得到證實或否定的問題：西方國家諸如芬蘭是否有政府官員貪污，他說他十年來沒有在芬蘭聽說一宗政府官員貪污的報道！他們的體制保證對政府官員的多種監督，貪污幾乎是不可能的。我表示了我的吃驚，不過老人的翻譯說，雖然我不可理解，但她完全能夠理解，她比較了解芬蘭，芬蘭的確就是這樣的。 　　送走芬蘭老人和他的翻譯，我感慨萬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靜。芬蘭政府才是名副其實的“為人民服務”。一個芬蘭人的話雖然不能完全代表整個芬蘭，但感覺應該基本符合事實。芬蘭的高福利，芬蘭的民主體制，政府的高效率，國民的平等關係，高度發達的教育系統，大概能夠解釋為什麼僅有500萬人口的芬蘭能連續多年在世界經濟競爭力方面排前三名的原因了。對比芬蘭，中國到底是個什麼樣的社會？中國的差距有多大？ 　　芬蘭一個普通人可以打電話給一個部長要他辦事，在中國，簡直是天方夜譚，別說部長，就是政府任何一個部門的一個小小的辦事員，你要讓他給你辦事，不親自上門拜訪是很難的，多數時候還要給點“小費”。就是一個大公司的老闆，平時在員工面前耀武揚威，對他們都要畢恭畢敬，他們才會給你辦事。如果是一個部長級的官員，電話都屬於機密，即使有公布的電話，也根本在電話里聽不到他的聲音。部長如果到地方去，一大堆人前呼後擁，所到之處，交通關閉，警車開道，被見者個個點頭哈腰，要提前關注好每一個細節，生怕得罪了部長和他的隨從。在中國，各種場合都要講級別，領導幹部永遠處於領導地位。君不見，新聞報道，不管發生了多麼重大的災情，不管人民可能對另外的事情更感興趣，但報道的順序永遠是嚴格按級別進行的，大領導在前，小領導在後，而普通小民，要麼沒有聲音，要麼是在發言感謝領導的“高度重視”；君不見，除了事發後一邊倒的譴責外，對在職的貪官、不作為的官員不能有任何質疑，而一旦好不容易出了一個按照中國標準還算得上合格的官員（按西方標準合不合格還難說），所有宣傳機構都開動起來進行大樹特樹，不僅在工作方面是一個完人，在其他方面如對待家庭、孩子、鄰居等都變成了完人，一方面是更大的領導題詞號召向xxx學習，一方面是名義上的國家主人，群群結隊的“自發”紀念自己花錢養着的“公僕”為自己的服務，高潮之處，則是樸實的農民或工人、老人甚至不懂事的小孩“痛哭流涕”的“感人場面”，更絕的是，有時候播音員或者主持人都眼含着淚花！ 　　芬蘭實行從小學到博士的免費教育，大學生不僅不交學費，還能領一筆可以保證基本食宿費（住單身公寓）的津貼！這太難想象了！在中國，別說大學教育，就是所謂的九年制“義務”教育，收費在90年代一路看漲，據我所知，在我家鄉所在的老區（貧窮的代名詞）湖北省麻城市，在最瘋狂的1998-2001年，2/3以上的農村小學，一個學生一期的學雜費達到了400-500元，初中700-800元，還要自帶桌子椅子，這還不包括各種名目繁多的收費：如教育集資費，擇校費，考試費，勤工儉學費等等。農村一個有兩個孩子的家庭，全家的收入基本上只能供孩子上小學，兩個孩子都上初中的話，就很多要借錢，或者把積蓄花光，如果有一個孩子上了不屬於義務教育範疇的高中或中專，經濟拮据更是可想而知。大學收費直到今天還在猛漲到平均5000元/年，如果再把食宿費算進去的話，幾乎100%的農村家庭都要借債。但可憐的有着重視孩子教育傳統的中國父母們，沒有任何渠道表達他們的苦難和不滿，主流媒體只是每天歌頌教育這些年來取得的“巨大成就”，對中國父母們欲哭無淚的無奈，要麼不提及，要麼輕描淡寫。這些年來，每年上千萬的農村娃在義務教育階段輟學，每年都有孩子考上大學後無錢上學父母或孩子自殺的報道，這是怎樣的中國？ 　　芬蘭10年來沒有貪污的報道，即使這個芬蘭老人可能自己沒有聽說過，但芬蘭官員貪污率至多不超過1%吧（嘿嘿，由於慣性思維，我都還懷疑芬蘭到底是不是“0”貪污）。對比之下，不知道應當用什麼詞語來形容中芬的差距。在中國，貪污幾百萬、幾千萬已經不是新聞，貪污過億才會引起些許的轟動，貪污幾十萬、幾萬的根本就不會上報紙電視。至於公款買車、旅遊、出國、豪賭、買官賣官、利用手中職權收受禮品更是比比皆是。如果把公款吃喝也算成貪污的話，人民共和國還有不貪污的官員嗎？還有那些不作為、渾渾霍霍的的官員，那些沒有揭露的大小貪污犯，也不知道有多少。各種令人啼笑皆非的規定，如“禁止買官賣官”、“禁止公款賭博”、“禁止借學習規定為名搞公款旅遊”、“禁止借節日搞腐敗”、“禁止老師姦淫女學生”在中國頻繁上演，其實這些規定本身就是荒謬絕倫。“誰影響嘉禾一陣子，我就影響他一輩子！”，“誰影響深圳形象，深圳不砸他飯碗也要搞臭他！”（當然這句話不是對官員說的）這樣的威脅，也不時出現在公僕們的嘴上，並堂而皇之的以大字標題的形式出現在地方媒體上。上世紀九十年代轟轟烈烈搞過的幾次反腐敗運動，不過是雷聲大、雨點小。在號稱改革最前沿的深圳，在傳言要作為試點按照香港模式進行政治改革的深圳，前不久剛發生了一件轟動全國的事件，最後以官方宣稱是“空殼公司”的結論收場，此事件很快成為被禁話題，甚至當事人的名字都成為過濾詞！這樣的態度反腐敗，總是給人懷疑。腐敗難反，官方現在又開始宣布要“提高執政能力建設”，這是個非常偉大的進步，不過我有疑問：如果腐敗反不了，如何提高執政能力呢？！ 　　有些人可能會說，芬蘭是中國沒有辦法比的，芬蘭只有幾百萬人口，中國這麼大，有十幾億人口，還有幾千年的封建制度，是的，我們沒有辦法和芬蘭比，我想多數中國人也不會要求和芬蘭比，不會要求和德國比（德國一高官因一公司請客讓他在旅館住了一晚就被迫引咎辭職），當然我們也不要求和我們的鄰國日本比（日本官房長官福田康夫因沒有繳納養老保險金而引咎辭職），我們的要求也不高啊，如果有80%的官員不貪污，並在認真幹活，我想多數中國人也就滿足了。可是官方向公眾公布財產的勇氣都沒有，禁止媒體評論官員的所作所為，這離人民的要求也太遠了啊！是的，中國不能和芬蘭比，不能和任何一個西方國家比，那根本就不在一個檔次，可有些人，控制着輿論，非要說自己這種出現了人民看不起病、上不起學、道德淪喪、各色騙子遍全國、謊言滿天飛、環境惡化、礦難頻繁、城鄉二元隔離、貧富懸殊等各種現象的體制具有“無比優越性”，這又是多麼的無恥！ 　　歷史已經邁入二十一世紀，在科技日新月異、信息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適應形勢，自我變革，才有出路！反省一下吧，為什麼一個歷史上的偉大民族，今天淪落到現在這個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