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民主為何沒能拯救雅典？


    西方中心論的核心闡述之一是：因為西方有人類文明史上獨一無二的民主，因而決定了西方能夠領先於世界，成為世界的領導者，成為人類文明的標杆。在這樣一種闡述中，西方的民主精神與東方專制主義形成對比，意思是說，民主是西方特有的，除此之外的“東方”都是專制主義，民主因此也成為西方占領道德制高點的核心價值觀，成為西方的特徵。落實到具體的歷史中，西方文明的民主起源就是被西方歷史大書特書的古希臘民主，尤其是古希臘城邦中的雅典，梭倫、伯利克里等，成為營造“民主西方起源論、特有論”的重要依據。

 　　我認為“民主是西方特有的”這一結論並不正確。民主是人類社會長期存在的普遍現象，不同歷史階段、不同制度下，民主呈現出不同的制度方式。從社會發展的角度說，母系社會比父系社會更民主，多神崇拜比一神崇拜更民主。獨裁專制倒是較晚出現的權力形態。因此，民主的起源很早，也絕不是西方特有的。本文不對此問題展開全面討論。即便站在西方的立場，把古希臘當成民主的搖籃，我們也可能討論一個問題：為何被學者描述得那麼美好、先進的雅典民主，沒能拯救雅典？

 　　雅典民主未能拯救雅典，大致可以從三個層面來看。第一，古希臘另一個城邦斯巴達算不算民主？雖然斯巴達也有類似投票的方式，例如歡呼，好比現在的鼓掌，但一般認為，雅典是民主，斯巴達是專制。歐洲啟蒙運動時很多人對斯巴達的讚美也沒有影響這個結論。古希臘歷史的核心之一便是雅典與斯巴達的爭霸。希波戰爭時，雅典與斯巴達是同盟，戰爭取得勝利後，雅典一時間成為古希臘的霸主。但是，民主的雅典維持其霸主地位的時間並不長，很快，專制的斯巴達打敗民主的雅典，成為古希臘新的霸主。換句話說，在爭奪古希臘霸權的角逐中，民主的雅典並沒有多少優勢。斯巴達後來的衰落也不是因為雅典發揮了民主的作用，而是因為出現了更為專制的馬其頓。

 　　第二，古希臘並不是一個國家，而是獨立的各個城邦，彼此間互相征戰或結盟而形成不同的勢力幫派。古羅馬最初也是一個城邦，性質上與雅典沒什麼區別。古羅馬也有民主的美譽，但這並不影響古羅馬一個個征服古希臘城邦，包括同樣民主的雅典。雅典隨同古希臘城邦被羅馬征服，一方面說明某些人聲稱的“民主國家之間不打仗”純屬夢囈，另一方面也說明民主未能拯救雅典。別說是因為雅典太小，古羅馬原來也不大，它怎麼就由小到大、由弱到強，最終成為羅馬帝國？當然，到那時，羅馬也拋棄了早期曾經實施的民主，變成專制了。早知道這樣，雅典早點變成專制，能拯救自己嗎？

 　　第三，說起雅典的民主，任何歷史書都不會忘記讚美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古希臘哲學家。有意思的是，古希臘各種學者、智者，集中在雅典的確實不少。然而，一個令人深思的現象是，古希臘的大多數哲學家、學者都反對雅典民主。有的雖身為雅典公民，也生活在雅典，卻拒絕參加雅典的民主政治。更為嚴重的是，雅典的民主制度處死了蘇格拉底。那麼，雅典民主為何與知識、智慧不合？如果雅典民主制度能夠獲得哲學家、學者、智者們的支持，它能拯救自己嗎？不知道，但有件事值得一說。蘇格拉底一個挺出名的學生是雅典的僭主，也就是連上台程序都不合法的獨裁者。蘇格拉底被處死與此也有關，因為雅典民主認為，蘇格拉底把年輕人教壞了。所以，假設雅典民主與一流大腦的學者、智者搞好關係而能使雅典民主長久，是一件不現實的事，這種可能性幾乎不存在。

 　　上述三點說明，雅典民主註定拯救不了自己，註定要滅亡。歷史沒有假設，再怎麼假設也沒用。那麼，今天人們謳歌雅典民主還有意義嗎？在我看來，空洞地謳歌雅典民主，不如分析一下雅典民主的毛病出在哪裡。雅典民主掌權後經常干一件事：通過投票將某些人處死或流放。這一現象表面上看是不給不同意見者說話的機會，所謂“反對你的觀點，但維護你說話的權力”的說法基本不存在。這種現象今天又怎樣？把不同意見者統統趕走或除掉，剩下的要麼是觀點一致的人，要麼是不敢再發表不同意見的人，這是雅典民主的弊病之一。但在這弊病之後有一個更本質的問題。

 　　雅典民主制度在用投票處死或流放某人的同時，常常還伴隨沒收此人的財產。因此，雅典民主制度的實質是，占大多數的窮人投票反對富人，從而得以沒收富人的財產。當然，這裡的窮人是指貧窮的公民，而非數量更多的奴隸，因為奴隸沒有投票權。事實上，今天人們說美國的民主制度是“選舉人制”，而非民眾直接投票的直接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避免這種現象。由此也可以看出，被描繪得神乎其神的雅典民主其實有比較嚴重的問題。但這個結論依然不是雅典民主弊端的根本。我們不得不問：雅典民主為何會出現這種弊端？

 　　首先我們應明白一個事實，無論雅典民主還是當今的其他民主，都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例如，在雅典民主中，將軍之類軍事首領並非由民主投票決定。那麼，民主能決定什麼呢？我認為，多數人投票的民主，在很多問題上都難以達成共識，例如關於知識和智慧。所以當蘇格拉底用他的“詰問法”、“反詰法”弄得那些民主政治的擁護者灰頭土臉、狼狽不堪時，他們討厭知識和智慧，從而討厭蘇格拉底這個令他們難堪的智者，也就在情理之中。但為此投票處死蘇格拉底，實在也太過分了。那麼，當多數人投票既不能決定軍事也不能決定知識時，能夠決定的只有財富。

 　　當今民主國家的一大特徵是高福利，面對不景氣，很多國家已深深感到高福利難以為繼。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原因就在於，多數人投票面對很多問題實際上都難以達成共識，唯獨在大家發財、共同分得財富上比較容易達成共識。這也成為民主權力最重要的實施領域。雅典民主制度掌權時，一般都會出現一個聲音，要求在公民之間重新分配土地，但幾乎沒有一次成功。這一現象說明，雅典的貧富分化已經很嚴重，貧窮的公民希望用重新分配土地資源的方式體現民主的本質。但是，雅典的民主制度並不能實現這一點。換句話說，民主的本質實際上在於經濟民主，但雅典只給公民以政治民主。當政治民主不能帶來經濟民主時，大多數貧窮的公民便用其它理由，例如叛國等，流放富人，以便剝奪富人的財產。以至於被判流放的富人人數之多，最終可以在城邦外組成軍隊打回雅典、奪取權力，成為所謂僭主。

 　　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借用法律詞彙可以稱之為“實質民主”和“程序民主”。任何民主的本質其實就是要求實現經濟民主。但是，很多民主，包括當今西方國家所施行的民主更多只是政治民主。當然，二次大戰後歐洲福利國家的出現，說明西方的經濟民主有所體現。但由於實施方法有缺陷，使得高福利的經濟民主形式難以長期維持。當今美國與歐洲在這個問題上不太一樣，如果說歐洲福利已感到支撐乏力，不得不削減福利，那麼美國民主則顯得福利不足，2010年的美國基尼係數達到0.47。2011年美國爆發“占領華爾街”運動，就是對這一貧富差距現象的抗議，同時也伴隨如雅典民主一樣要求重新分配財產的聲音，只不過這種聲音如同當初在雅典一樣，沒有下文。如果經濟民主這一民主本質得以充分實現，很多人並不在乎政治民主這一民主程序。反過來說，如果民主程序對於實現經濟民主這一本質沒有幫助，人們便不得不採取其他方式。在古希臘，由於雅典的經濟民主難以實現，多數貧窮公民便不得不利用法律權力，變相地剝奪富人的財富，成為民主制度中所謂“多數人暴政”。美國從建國開始就時刻防範着這一局面，但如果貧富差距問題不解決，美國出現“多數人暴政”並非不可能。為了避免與反對這一局面，雅典與民主制度相對應的便是出現獨裁的僭主專制。事實上，這種現象在當今美國也有跡象，例如格林斯潘執掌美聯儲18年，某種程度上就與雅典長期掌權的僭主類似。格林斯潘的任命是民主選舉的結果嗎？如今人們評論格林斯潘的成果，不得不承認，正是在格林斯潘的任上，美國社會的貧富分化日益加劇了。

 　　我在新書《中國自信》中，有一個章節專門討論經濟民主問題。我認為，如果只強調政治民主，實際上是本末倒置。因此，當我們看到社會上的貧富差距加大，富人卻在強調政治民主時，我們不得不懷疑這種政治民主只是空頭支票，因為選票不能代替鈔票。如果一個社會經濟民主實現得相對比較充分、比較公平，那麼，政治民主的作用及需求會下降。這就好比在西方國家，經濟形勢較好時，投票率就低，經濟形勢較差時，投票率就高。由此我們也能理解中國政府提出的“共同富裕”以及近年來對民生問題的高度重視，實際上就是直接抓住民主的本質——實現經濟民主，而非政治民主花架子。當然，我們並不是說經濟民主、政治民主只能二選一。計劃經濟就是把經濟民主放到了絕對重要的位置上，而過於忽視政治民主，實踐表明並不很成功。今天我們需要理性地認識到，政治民主同樣不能絕對，政治民主不可能自動地等同於經濟民主。經濟民主和政治民主，或者說實質民主和程序民主，需要調和與折中，走向任何一個極端都不妥。當我們說“大鍋飯”有弊病，同時也應該認識到，選票也不是萬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