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國內，談論政治是一個很嚴肅的事。年輕一代喜歡上網的朋友們就知道，網上大多論壇都有一個紅色警告：“此版嚴禁談論政治相關內容，一經發現，未加解釋的予以刪除！”沿襲中國自古就有的“莫談國事”之封建專制傳統。

　　歷史車輪駛入二十一世紀，中共推行經濟改革開放二十多年，情況有所好轉，終不至於談政治於色變的程度。今我以十三億分之一，一個個人的名義，或者一介普通公民的角度談談政治——以史為鑑，推進改革。

　　我個人是理工科出身，相較文史類與理工科之區別，文史尤其政治哲學思想領域有許多概念的具有不確定性，或者說缺乏公認性。到現在一些基本概念在全世界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或者大家都認可的標準，譬如什麼叫政治，什麼叫政治權力，什麼叫合法性等等，不同主流意識形態的國家具有不同的解釋。完全不像物理學中的加速度，化學中的分子式，數學中的高斯定理，概念是非常明確而且全世界公認唯一的。儘管早在古希臘蘇格拉底時期就開始探討對事物的普遍定義了，然而真理的追尋過程究竟是漫長的。

　　這就給我們普通公民一個警惕：要用多元的眼光看待問題，不能再以原來教科書中的一元思維去認識和處理問題了。馬克思說：在事物眾多複雜的表象後面往往都藏着一個本質的東西，那就是真理。但是如何挖掘出這個真理呢？毛澤東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句話沒錯，然而他老人家似乎忘了一點：實踐的代價是昂貴的！錯誤思想的實踐給人類帶來的災難的是難以估計的。讓中國人夢魘般的文革便是其中一例。中華民族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再也經不起這樣的“實踐”了！

　　既然實踐的代價是昂貴的，但是我們不要忘了，歷史是一面鏡子，尤其西方先進發達國家之政治文明歷史。

　　往往改變歷史的，並非某一個特定的歷史行為，而是一種思想。

　　循世界各國朝代政體更換之歷史，可發現其手段一般有兩類：一類為漸進改革，以英美為代表；一類為暴力革命，以法俄為代表。首先我們要承認的一點是漸進改革要優於暴力革命。為何？因為漸進改革的成本是低的，而暴力革命國民要付出沉重的代價，且暴力革命後的結果誰能保證換來的不是另外一個專制？

　　何以英美可以推行漸進改革而法俄非得暴力革命，或者說英美政治改革比較穩定而法俄卻是如此血腥多變？這其中有一個很明顯的“秘密”——權利是權力獲得合法性最直接的基礎來源。建立於公民權利基礎上的國家權力其穩定性最高。（這裡所說的合法性（Legitimacy，也稱正當性）是民眾對一個政權的統治權利的認可程度，這裡的“法”是指在老百姓心中的不成文“法”，而非統治者制定的“法”。）

　　歐洲文藝復興以來最顯著的成果就是“權利政治觀”的提出與發展。還在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們擺脫統治西方政治社會的神學政治觀，開始用“人的眼光”觀察社會和國家。後來進一步又與權利結合起來，提出“天賦人權”觀念。並對政治社會與公共權力的目的提出了全新的詮釋：政治社會和公共權力的目的就是維護和促進個人權利，人們為了維護這種權利，才組成政治社會，建立公共權力和政治秩序。17世紀英國政治思想家霍布斯甚至提出“如果主權者侵害了個人權利，那麼對主權者的命令，個人有拒絕服從的自由，以至抵抗的權利。”

　　因此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英美之所以可以推行漸進革命，因為它們有着對個人權利足夠重視的歷史傳統。而法俄則相反。中國古代也是如此，老百姓連最基本的生存權都沒有，這樣的政治權力能夠穩定麼？面臨的必然是暴力革命（起義）。

　　今天的中國已全面進入社會轉型階段，體制改革的確需要一個穩定的環境。我國政府也一直在強調“穩定高於一切”，這點我贊同。但穩定何來？來自政府執政權力的合法性，這個合法性何來？主要來自公民權利。

　　國家穩定絕對不是來自壓制公民權利，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等等。這樣做只能是南轅北轍，最後得到的不是國家穩定，而是一觸即發的國家危機。

　　中國政府現今其政權的合法性主要來源於改革開放二十多年所取得的經濟成就。由於體制的弊病和對自然資源無限制的開發，未來中國經濟很有可能走下坡路。發展起來的經濟也是脆弱的，一旦發生經濟危機，中國公民對政府的執政能力產生了懷疑，政府執政權賴以維繫的合法性便失去了。這時的中國，面臨着的有可能是崩潰！我想，這是任何一個炎黃子孫都不願意看到的。

　　所以，政治體制改革迫在眉睫！

　　政治體制的改革如果從大的方面比如國家體制等方面入手確是有困難的，倒是從一些細節上出發，比如放開言論自由等公民最起碼的基本權利，營造一個全國共同討論共同商量的環境與平台，靠多數人的智慧和力量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向前發展。這樣不但政府的政權合法性得到了彌補，政治體制的改革也不再神秘，開始明朗起來了。　

　老康於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