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霸權:美國社會中的思想控制（一）

　　2003年6月華盛頓郵報、美國廣播公司（ABC）聯合進行的調查發現四分之一的美國人相信伊拉克在最近與美國的戰爭中使用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1] 在同一個月進行的另一場調查發現34%的美國人相信美國已經在伊拉克發現大規模殺傷性武器。[2] 在9月份進行的另一調查則發現69%的美國人相信薩達姆侯賽因個人與911事件有關。[3] 其實連布什政府自己都不得不承認這些指控都是不真實的。這些錯誤觀念就是稱之為“意識形態霸權”的思想控制體系導致的結果。這種霸權是通過諸如媒體、教育制度、新話等機制實施的，其主要功能就是確保在美國占主導地位的社會經濟制度得到支持。 　　在階級社會中，統治階級通過暴力以及或者意識形態來維持其控制。如果能夠說服大多數人其統治是合法的，那麼維護這種統治需要的暴力就少些。實現這種功能的意識形態包括君權神授，社會達爾文主義以及馬克思列寧主義。所有這些都是要解釋特定社會中特殊精英統治的合法性並幫助他們維持其權力。有些階級分明的社會更多地依賴暴力，有些則更多地依賴意識形態。美國更多地依賴意識形態，雖然也使用一定程度的暴力。 　　在1905年以前的俄國，延續多個世紀的多次大規模農民起義本有可能威脅君主的權力。然而，所有這些起義都不反君主制。他們認為是那些形形色色的“爛蘋果”而不是社會制度產生了問題。起義者相信朝廷的壓迫行為是受狗頭軍師、貪官污吏或其他惡勢力蠱惑的結果而不是君主制本身的結果。這種認為君主制無辜只是需要改良的信念有助於防止它被推翻。絕大多數反抗君主的起義並沒有試圖推翻他。君主制只是在多數人不再相信問題是“爛蘋果”造成的而不是君主制固有的時候才垮台的。 　　美國的意識形態霸權與此相似。有些根本的原則從來沒有被質疑過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國家，帝國主義等等。只要這些根本原則不受挑戰，辯論就可以激烈進行，任何不同的觀點都可以形成。辯論得越激烈就越能穩住現狀因為它會讓社會顯得比實際上更開放和多元。思想是有界限的，一邊為自由主義，一邊為保守主義，中間還有各色意識形態。（我把自由資本主義放到這個光譜上）私有財產，國家等的合法性總是不言自明的。 　　比如說，最近歷史上美國對其他國家的干涉都被看作是仁慈的好意的。也許有人會說這些干涉並沒有產生支持者所希望的好結果，或者得不償失，但是認定美國是出於好意，雖然有時會犯錯誤。對資本主義和國家也有類似的假定。雖然有人會覺得需要改進的地方很多，但大多數人並不懷疑它們的合法性。因此只要多數美國人認為美國的制度是牢固的，它就是牢固的，正如當大多數俄國人認為君主制是合法的，君主制就安然無恙一般。那些對現狀不滿的人會被各式各樣的改革計劃所吸引、會投票支持不同的政客而不是支持推翻整個制度。 　　這些觀念不僅為大多數美國人所共有還通過各種機制傳向全國。重要的是，霸權一旦建立就可以自我延續、不斷更新。那些相信該觀念的人在不同程度上會向外人宣揚傳播，向下一代灌輸。還可以通過電影、小說、研究、娛樂活動等交流形式間接地讓更多的人了解，雖然這種傳播未必是有意的，直白的。 　　批評家在延續意識形態霸權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那些最激烈反對現政權的人都認可這些基本觀念的話，這些觀念無疑會得到進一步鞏固、強化。因為如果連他們都贊同這些觀念，就更少有人願意去挑戰它們。那些對現狀不滿的人會投入到接受基本觀念的活動或意識形態中去，對占主導地位的社會經濟制度並不構成多大的威脅。 　　在美國出現的意識形態霸權和極權國家維護其統治的機制是不一樣的。極權國家傾向於更多地依靠暴力控制人民，雖然他們常常也擁有一個支持現狀的意識形態。美國確實僅偶爾採用暴力對付持不同政見者，比如謝爾曼奧斯汀誣陷案造成100名左右的政治犯。[4] 然而，使用暴力對付持不同政見者的程度顯然無法和極權國家相比，那裡政敵是系統地遭到清洗的。美國的異議人士批評政府不大可能為此坐牢。只要他們的觀點被邊緣化，只要絕大多數仍然相信該制度。而且，讓異議人士存在，排斥他們的觀點實際上鞏固了霸權，因為這樣做讓這個機制顯得自由和開放。在極權制度下，異端存在的空間就狹窄多了，所有的異議人士都受到壓制。在美國，意識形態霸權不是鎮壓異端而是讓異議人士邊緣化以確保多數人繼續相信這個制度。 　　美國的意識形態霸權還是精英統治階層的出現都不是一個巨大的陰謀，而是美國社會建立方式和長期歷史演變的結果。霸權是媒體、教育制度以及其他機構建立和演化的結果。這個機制的結構使得那些在自由保守光譜之外的人在爬上延續這個等級制度的位置如編輯、教師之前被剔除掉，這不是陰謀而是系統的運做方式的結果。沒有被剔除掉的則被邊緣化。任何一個社會只要有等級如有錢和無錢，有權和無權，在等級最上層的那些人就成為精英階層。現在統治美國的就是一些位於中心的、多等級的機構包括大公司，軍方、以及官僚體系。這些機構最上層的人就是社會學家萊特米爾斯所說的權力精英，他們享有比下屬多得多的權力、財富、和名望。 　　霸權通過許多的機構和機制來運做。新聞媒體一方面對符合自由保守光譜的事實大肆報道，一方面對可能造成不良影響的事實輕描淡寫來強化霸權。教育體制則通過訓練人們服從權威，向孩子灌輸隱含霸權的基本觀念（在他們成人後將繼續認可）來鞏固霸權。這兩者基本上是排除異端觀點的。霸權體現在我們的語言結構中，體現在所謂的新話過程里。當然霸權還有別的因素，本文只談上述三點。另外，有些機構除了間接強化霸權之外還有別的功能。比如，教育體制是一種凱恩斯主義（實現充分就業和經濟增長），媒體幫助產生人為的緊缺等。這些功能我們在此不予探討，重點放在這些機構是如何產生和鞏固意識形態霸權的。 　　新聞媒體 新聞媒體的運行可以有很多模式解釋。其中之一是“客觀公正”模式認為媒體大部分是公正客觀地報道當天發生的事件，對現實進行準確的描述，總體上報道覆蓋面均衡沒有意識形態偏見。這個模式的變體是媒體對當權者要嚴厲批評暴露政府和企業的濫權和舞弊。另一模式是“自由偏見”理論認為媒體有喜歡自由的偏見。第三個模式是宣傳模式認為媒體既不是自由的也不是保守的而是為企業、政治、軍事精英利益服務的宣傳口舌。在媒體內部，“客觀公正”模式最受推崇。“自由偏見”模式媒體不是那麼推動，不過仍然有鼓動者。“宣傳”模式在媒體內部幾乎沒有被提及，偶爾為之也是對這種模式的批評。但“宣傳”模式遠遠較其他符合事實，完全否定“客觀公正”模式。 　　在美國，媒體是要賺錢的企業，通常為大公司所有。那些管理和控制這些公司的企業精英與其他商界人士和國家有共同的利益。媒體需要其他企業刊登廣告從中獲得利潤。他們的產品不是節目，而是受眾，他們賣給廣告商的受眾。廣告商更喜歡有錢的受眾而不是窮光蛋因為有錢人才買得起廣告商的產品。你不會看到有廣告是針對無家可歸者的。因此，媒體製作的東西是為了吸引有錢人的，要迎合他們的偏見和觀念。媒體也大量地依靠政府作為他們的信息來源，這些因素規定了媒體報道的內容。報道就在自由保守光譜之內，在此範圍之外的被邊緣化。和極權國家百分之百清除不同，這些內容被邊緣化。 　新聞媒體為企業所有造成巨大的利益衝突。美國廣播公司（ABC）被迪斯尼收購之後不久，經常批評迪斯尼的由吉姆海陶爾主持的左派脫口秀節目就被取消了。[5] 1998年ABC取消了20/20故事。該故事調查迪斯尼不作背景調查就僱傭臭名昭著的猥褻兒童分子在迪斯尼世界工作。[6] 雖然事情並不都這麼露骨。只有那些有錢人才能辦起有廣泛發行量和主要新聞網的報紙，其他人則被排斥在外，所以新聞就很容易反映富有的老闆的觀點，不那麼有錢的人的觀點就被排除在外，即使沒有明確的審查政策。 　　依靠廣告獲取利潤也影響報道範圍。在1992年的美國編輯作家協會會議上對55名會員進行的調查發現80%認為廣告商的壓力是個越來越大的問題， 45%知道新聞報道在廣告商壓力下做出讓步的事例。[7] 2001年，全國廣播公司（NBC）答應在其部分節目裡加上亞馬孫的廣告，包括在NBC，CNBC和MSNBC新聞節目如“今天”以換取由此產生的某個百分比的銷售額。加利福尼亞報業集團“河邊”在其2001年3月8日的報紙上有個方框裡面寫着：“超過125,000的該報讀者在過去的30天裡在墨西哥餐館吃飯。在‘河邊’和聖波那迪鬧上發布您餐館的廣告只需不到250美圓還可得一免費餐館特寫。” [8] 當然，廣告商的影響並不總是這麼直接和露骨。一家刊物上有批評企業權力和質疑主導地位的社會經濟制度的文章的話不可能指望從該公司拉來廣告，即使該類文章只占很小一個比例。因而它無法在市場上競爭，這樣一來親企業的文章就在媒體上占據主導地位。 　　媒體依賴政府及大公司為其提供“原材料”（信息）。比如，指控布什總統在國民警衛隊服役期間擅離職守的新聞已有好幾年了，2000年大選中在左翼圈子裡流傳，但大部分媒體充耳不聞。到了2004年早些時候媒體開始關注此事，因為一個強有力的民主黨人（約翰克里）決定以此攻擊布什，所以就成了大問題。媒體常不加思考地站在政府的立場上，指政府的部隊為“我們的”部隊，“我們的”戰士就好像媒體擁有他們似的。他們認同政府的行為。對伊拉克的侵略又是一個例子。美國廣播公司晚間世界新聞（ABC World News Tonight）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晚間新聞 （CBS Evening News）全國廣播公司晚間新聞 （NBC Nightly News）美國有線新聞電視網沃爾福布利茨報道 （CNN's Wolf Blitzer Reports）福克斯電視台的布里特休姆特別報道 （Fox's Special Report with Brit Hume）和美國公共廣播公司的吉姆萊勒新聞時間 （PBS's NewsHour With Jim Lehrer）在進攻的前三個星期中 63%的信息來自政府官員或前任官員使得報道有強烈的支持戰爭的傾向。反對戰爭的人員只占所有人員的10%，只占特邀佳賓的3%。這時的調查顯示超過 25%的美國人是反戰的。[9] 　　這些因素使得真相歪曲的例子還有很多。沒能在伊拉克找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引起很大爭議，但是在最近的記憶中證明總統發動戰爭的藉口是虛假的這已不是第一次了。克林頓轟炸南斯拉夫是在指控南斯拉夫在科索沃犯下種族滅絕罪行的名義下，但是後來北約調查發現所有各方包括軍人和平民在內總共不到3000具屍體。北約自己的數據顯示在轟炸之前的戰鬥中雙方死傷2000人。正如沒有證據表明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一樣也沒有證據表明南斯拉夫在科索沃進行種族滅絕。[10]沒有找到種族滅絕的證據並沒有給克林頓帶來麻煩，同樣的，戳穿老布什關於海灣戰爭的謊言也無損老布什一根毫毛。這是因為在伊拉克發生的針對美國兵的游擊戰爭並沒有在南斯拉夫或海灣戰爭期間出現。美國兵遇襲讓伊拉克總在新聞中出現同時也使得大部分精英（包括擁有媒體股份資助媒體的商界精英）得出入侵伊拉克是個錯誤或者是讓布什給搞糟了的結論。在野黨政客和對政府不滿的官員通過批評布什讓注意力集中在沒有找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及有關戰爭的其他爭議。在南斯拉夫或別的事件上政客和政府官員並沒有批評總統戰爭藉口的欺騙性，所以戰後媒體緊跟政府不再關注它們。政府官員或前任官員仍然占據新聞報道的絕大部分，不管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美國廣播公司晚間世界新聞（ABC World News Tonight）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晚間新聞 （CBS Evening News）全國廣播公司晚間新聞 （NBC Nightly News）2003年10月關於伊拉克的新聞報道中76%是現任或前任政府官員或軍方將領。[11] 　　2003年夏天媒體開始提出布什在美國國情演說中的“16個字”指控伊拉克試圖從非洲一國家購買鈾。用來支持這個指控的文件後來證明是國際原子能機構三月份赤裸裸地偽造出來的。但是媒體直到夏天才關注此事。原因是民主黨人到夏天用此來攻擊布什的，媒體也就開始關注這件事。民主黨充當左翼共和黨充當右翼在媒體上辯論。如果兩黨在某件事上達成一致，通常就不會有什麼爭論。 西方媒體很少報道反對美軍占領的游擊隊戰爭各類武裝的名稱。這有助於政府的宣傳稱他們為“薩達姆殘餘分子”或“外國恐怖分子”。下面是參與游擊戰的部分團體名單：[12] （略） 從這份名單可以看出從事游擊戰的組織各種各樣，並非政府宣稱的“薩達姆殘餘分子”或“外國恐怖分子”。這些組織可分為三類：忠實支持者（效忠薩達姆），伊斯蘭分子（希望在伊拉克建立穆斯林民主國家），民族主義者（非宗教人士反薩達姆但同時反對美國占領）。　　即使你沒有多少資源可用，發現這些也根本不難，只要在網上搜索“伊拉克武裝”就可發現很多信息。各大新聞媒體人員資源充足，如果願意，派人親赴伊拉克直接報道這些武裝都不成問題，他們不報道這些事實是因為幾乎完全依賴政府提供這方面的信息，而政府很少提及這些組織的名稱或意識形態。不能報道反抗組織更進一步說明媒體站在政府一面的傾向。 　　其實並不局限於伊拉克戰爭。一個經典的例子是柬埔寨和東帝汶的對比。兩者幾乎同時遭受種族滅絕然而媒體報道截然不同。在柬埔寨，紅色高棉在內戰中打敗美國支持的柬埔寨政府，承受美國大規模的轟炸造成幾十萬人傷亡。紅色高棉實行殘暴獨裁統治殺了很多柬埔寨人。1979年越南入侵將紅色高棉趕下台，終止了他們的屠殺。美國支持紅色高棉後來反對越南的游擊戰爭以損害越南，但沒有能將紅色高棉重新上台。 　　1975年12月，印度尼西亞在美國支持下入侵並占領了東帝汶。此後印尼在東帝汶屠殺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口。最殘暴的是在入侵後的前五年。美國支持入侵和屠殺，為在東帝汶的屠殺提供了絕大部分的武器。屠殺越來越嚴重，美國的武器也就源源不斷湧來確保屠殺能繼續進行，印尼沒有短缺武器的顧慮。其實美國只需切斷武器供應就可阻止這一切。此時的印尼政府其實是在1965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參與的政變中上台的。這次政變造成五十萬到一百萬印尼人的死亡。 　　這兩次種族滅絕幾乎在同時進行，有很多的相似之處但是媒體的報道大相徑庭。紅色高棉統治下的柬埔寨是國家的敵人，對屠殺的報道不遺餘力，對聲稱的滔天罪行很少質疑。對在東帝汶的屠殺的報道就少多了只是機械地重複國務院和印尼的謊言而已。隨着東帝汶罪行日漸嚴重，媒體的報道反而越來越少，屠殺最猖獗的時候，媒體徹底失聲了。在1975年到1979年之間紐約時報有70欄的篇幅報道東帝汶屠殺，但是有1175欄的篇幅報道柬埔寨屠殺。紐約時報還是在自由主義光譜一邊和其他媒體相比更傾向於批評美國外交政策。到了今天，大多數美國人根本就沒有聽說東帝汶屠殺事件。當美國的敵人犯罪，媒體就大肆渲染，當美國本身犯罪，媒體就輕描淡寫。 　　這方面還有很多例子說明媒體對美國的罪惡輕描淡寫對敵人的罪惡大肆渲染。九十年代美國支持對土耳其庫爾德人的屠殺。在鎮壓庫爾德工人黨爭取獨立的庫爾德國家的叛亂時，土耳其屠殺了數以萬計的庫爾德人，摧毀了3000個村莊，取締庫爾德語。美國支持這一切，提供了80%的武器。這場種族清洗幾乎就沒怎麼報道，就算報道也沒有把屠殺和美國支持聯繫起來。針對伊拉克的戰爭宣傳的標準說法是薩達姆使用毒氣殺害本國同胞。其實他用毒氣殺死的還有庫爾德人。 1990年到1999年洛杉磯時報，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新聞周刊，時代周刊等用“種族滅絕”這個詞描述伊拉克殺害庫爾德人132次，但是在同樣的媒體上描述土耳其屠殺庫爾德人僅僅14次。敵人伊拉克屠殺庫爾德人，就大肆渲染，盟友土耳其做同樣的事，就輕描淡寫。 　在土耳其進行種族滅絕的最後，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轟炸南斯拉夫，使用的藉口就是南斯拉夫在科索沃犯下種族滅絕的罪行。土耳其就是北約成員國之一，在自己的成員進行種族滅絕的情況下，北約用南斯拉夫犯下種族滅絕罪行為藉口發動侵略是站不住腳的。媒體對所謂的科索沃屠殺連篇累牘的報道正好和對美國支持的土耳其的屠殺所做的輕描淡寫形成對比。1998-1999兩年間洛杉磯時報，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新聞周刊，時代周刊等使用“種族滅絕”來描述南斯拉夫在科索沃的行動220次，來描述土耳其對庫爾德人的行動只有14次。[13] 難民逃離科索沃的大量報道又可以和幾年以後美國對塔里班戰爭中對難民逃離阿富汗閉口不提形成對比。 　　這一手法不僅適用於種族滅絕而且適用於謀殺持不同政見者。1984年10月19日波蘭警察謀殺了牧師和異議人士傑西珀皮盧斯卡。美國媒體對此野蠻的謀殺進行詳盡的報道，大部分是完全應該的。謀殺發生後的18個月中，紐約時報花1183欄的篇幅，刊載78篇文章（10篇在頭版）。時代周刊和新聞周刊用16篇文章313欄的篇幅進行報道。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為此做了46個新聞節目，23個晚間新聞節目。1980年的3月18日薩爾瓦多的天主教領袖奧斯卡羅彌羅被美國支持的薩爾瓦多獨裁政權謀殺，因為他對專制獨裁的毫無保留的批評。美國媒體的報道少得可憐。謀殺發生後的18個月中，紐約時報花604.5欄的篇幅，刊載57篇（其中8篇為頭版）文章進行報道。時代周刊和新聞周刊用10篇文章，247.5欄的篇幅進行報道。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為此做了13個新聞節目，4個晚間新聞節目。實際上，在19641985年間在拉丁美洲那些有美國支持的獨裁政權謀殺的宗教異己分子包括四名美國女宗教人士在內的所有報道加起來都趕不上對傑西珀皮盧斯卡謀殺案的報道。在所有100起謀殺事件中，謀殺發生後的18個月裡，紐約時報花219欄的篇幅，刊載16篇文章進行報道。時代周刊和新聞周刊用3篇文章，86.5欄的篇幅進行報道。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為此做了37個新聞節目，16個晚間新聞節目。美國的敵人，這裡指蘇聯的一個衛星國謀殺了一名牧師得到的報道比在拉丁美洲由美國支持的獨裁政權謀殺100名宗教異己人士得到的報道的總和還多。[14] 　　還有很多別的例子顯示媒體對美國支持的獨裁政權要麼粉飾掩蓋要麼充耳不聞。在推翻美國支持的尼加拉瓜獨裁者索摩查加西亞之前的10年中，美國電視，媒體花一個小時報道尼加拉瓜，而且全部都是關於1972年的地震。在19601978年間，紐約時報共有3篇關於尼加拉瓜的社論。[15]在1979年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推翻索摩查加西亞時報道開始增加，媒體開始妖魔化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桑地諾所謂的侵犯人權，殘暴獨裁遠遠沒有達到索摩查或者其周圍美國支持的獨裁政權（依賴極端的國家恐怖實施統治）的程度，但得到媒體格外的關注。 　　除了美國支持的獨裁政權之外，很多讓美國政府丟面子的事實都會被媒體視而不見或輕描淡寫。沒有廣泛報道的荷蘭官方對1995年斯萊不雷尼卡大屠殺的調查結論是美國支持的波斯尼亞伊斯蘭恐怖分子在90年代早期從阿富汗攜帶武器和穆加黑底（穆斯林基本教義派恐怖分子）進入波斯尼亞。這只是美國和北約聯合要將南斯拉夫支解成幾個西方附屬國的計劃的一部分。美國支持的這一行動的成員有些就是幾年後美國所謂的“反恐戰爭”要對付的人。在歐洲的媒體上還有這樣的報道，[16] 但是在美國的媒體上我還沒有見到哪怕一篇。 　　波斯尼亞不是美國支持伊斯蘭恐怖分子的第一個地方，美國早在阿富汗用同樣的方式對付蘇聯。蘇聯入侵阿富汗和美國入侵越南有太多的相似之處。在阿富汗，蘇聯聲稱它沒有侵略，它是應阿富汗合法政府的邀請來抵抗由巴基斯坦和美國支持的恐怖分子攻擊的。當然，“邀請”蘇聯的碰巧是蘇聯的衛星國。每當阿富汗政府不願聽從莫斯科指令的時候，阿富汗政府就一再被推翻。在蘇維埃神話里，蘇聯沒有入侵阿富汗，而是蘇聯保衛阿富汗。 　　在南部越南，美國聲稱它沒有侵略，它是應越南合法政府的邀請來抵抗由外部勢力支持的恐怖分子攻擊的。當然，“邀請”美國的碰巧是美國的衛星國。每當南越政府不願聽從華盛頓指令的時候，南越政府就一再被推翻。在美國神話里，美國沒有入侵南越，而是美國保衛南越。 　　每個政府編造的故事就像侵略本身一樣非常相似。在阿富汗，美國媒體嘲弄蘇聯的宣傳和謊言，稱侵略就是侵略。蘇聯媒體堅持政府的立場。在對南越的侵略中，美國媒體從沒有說是侵略，相反堅持美國政府不是侵略的立場。媒體反戰的神話只不過是自吹自擂。（參見愛德華荷曼和喬姆斯基著《生產同意》第5，6章）實際上，媒體基本上站在政府立場上，認為美國在保衛越南，在和由外部勢力支持的游擊隊作戰。媒體上對戰爭的批評僅局限於它是一個“錯誤”，“保衛南越”得不償失，是基於錯誤的分析等等。這與和平運動的反戰立場是天壤之別。和平運動認為侵略是完全不道德的，但這些觀點在媒體的辯論中大都被排除掉。 美國媒體在多數情況下稱蘇聯的衛星國為衛星國是不錯的，但是美國的衛星國從沒有被提起。當蘇聯入侵別的國家，強迫他們服從命令，這些國家當然可以稱為蘇聯的衛星國。但當美國入侵別的國家做同樣的事的時候，這些國家並沒有被稱為衛星國，侵略常常也不叫侵略。 美國支持的在阿富汗反抗蘇聯入侵的武裝大部分是穆斯林基本教義派恐怖分子（穆加黑底），他們中的大部分後來開始反抗美國。本拉登就是其中之一，其他還有很多是聯邦調查局所說的基地組織成員。穆加黑底在反抗蘇聯人的鬥爭中，使用了很多的恐怖手段如襲擊平民，暗殺蘇聯官員，向不戴面紗的婦女臉上潑硫酸。當他們用這些手段對付蘇聯人的時候，美國媒體稱他們為“自由戰士”，他們是蘭玻三號的好人。當他們對美國人做同樣的事時，這些人不再是“自由戰士”而是“恐怖分子”。使用同樣的手段，敵人被稱為“恐怖分子”，盟友則為“自由戰士。” 　　然而，人們不應該得到這樣的印象：美國的媒體就像極權國家一樣。這個機制基本是自我審查。因為沒有極權國家的報刊審查制度，偶爾會有漏網之魚出現在超越自由保守光譜之外的媒體上。比如，2003年11月26日華盛頓郵報網站舉行了在線討論，由喬姆斯基談他的新書《霸權與生存》。[17]喬姆斯基是個無政府主義者，可能也是美國最有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在極權國家他的觀點可能遭到徹底封殺。但是在美國媒體將他邊緣化只有少數人才能接觸到而不是100%驅除。這樣實際上讓體制更加有效，因為體制顯得比實際上更開放掩蓋其思想控制的功能。 　　與遭到邊緣化的持不同政見者相對照的是極度依賴權貴，反映權貴觀點的媒體。2001年1月1日到12月31日一年內美國廣播公司晚間世界新聞（ABC World News Tonight）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晚間新聞 （CBS Evening News）全國廣播公司晚間新聞 （NBC Nightly News）里引用的美國人講話中超過三分之一是華盛頓的政界人士。這些政界人士中75%的政黨背景為共和黨，24%為民主黨，只有1%為其他黨或獨立人士。中立派人士佛蒙特州原共和黨人詹姆斯傑弗茨投向民主黨在轉型中暫時作為中立派占獨立派人士的83%。9-11襲擊增加了對共和黨人士的依賴。在此之前共和黨人68%，民主黨人31%，獨立人士1%，911之後，共和黨人87%，民主黨人13%，獨立人士1%。對共和黨人的青睞是由於他們控制政府的行政部門，媒體傾向於依賴他們，引用總統、內閣成員的講話等。如果把那個因素計入的話，共和黨人51%，民主黨人48%，獨立人士2%。喬治布什一人占引用話語的9%和政黨消息的33%。在“專家”作為消息來源方面，公司代表和經濟學家最常見（各占7%），非政府組織和工會非常少（3%和2%）。大公司的代表被引用的是勞工的35倍之多。企業、經濟議題占總報道量的15%，只有1%是關於勞工問題的。而在勞工問題報道中被引用的企業代表26%，經濟學家19%，政界人士15% 遠遠超過勞工代表2%。這些新聞報道也傾向男人和白人。[18] 　　新聞報道向有利於權貴者傾斜不僅發生在對外政策上而且發生在國內事物上，如針對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反全球化”抗議。是媒體而不是“反全球化”積極分子發明了“反全球化”標籤。媒體一般喜歡關注有關抗議者暴力類的聳人聽聞的報道，或花邊新聞之類，而不是關注積極分子對這些機構的批評。要是沒有示威者暴力或財產破壞媒體基本上充耳不聞。（即使有很多警察暴力）但是一旦有示威者暴力和財產破壞媒體就大量報道，然而多數並不提及他們抗議的內容是什麼。普通的觀眾並不知道IMF, WTO 和WorldBank是什麼，更不用說為什麼很多人反對他們。4月16日華盛頓郵報頭版的一篇報道反映抗議IMF和WorldBank的示威遊行，討論示威者的“體臭”聲稱“狂熱因素不可否認”，並錯誤地聲稱抗議是個“沒有要求的示威”。其實抗議者的要求被華盛頓郵報以及別的媒體選擇性忽略，只留下抗議者的“體臭”、酗酒、和服裝款式。媒體常常指反對自由貿易的人是反對貿易，這是個誤解因為多數人並不是反對貿易，只是反對現行的貿易做法。 　　紐約時報刊出針對4月16日反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示威遊行的5項觀點，沒有一項是正面的。華盛頓郵報上反對示威遊行的觀點3780個字，支持遊行的觀點1825個字。而且，出現在媒體上的反全球化的觀點往往來自其中的溫和派。比較激進的反全球化分子一般都不被理睬。無政府主義者在這些遊行中起主要作用，但他們的觀點都沒有在媒體上準確地報道出來，不能上主要的報紙。相反，無政府主義者被描述成專門扔炸彈、搞搗亂的狂熱分子。 　　對暴力的關注也是片面的。對媒體來說，抗議者的暴力是大事，警察的暴力不是。警察攜帶盔甲，催淚彈，或別的武器，媒體什麼也不說，但是如果示威者帶同樣的東西，媒體就會視之為洪水猛獸。警察即使對示威者或其他人使用暴力，媒體也不會說警察施暴，他們是合法的。警察的暴力一般不稱為暴力，即使有也輕描淡寫，示威者的暴力則被大肆渲染和譴責。針對11月30日開始的在西雅圖發生的反對世界貿易組織的示威遊行，美國公民自由協會的報告是這樣的：“幾天以來，在西雅圖的市中心公開表達反對世界貿易組織是違法的。有報道說數十名市民被警察阻止不得參加在特定區域和平、合法的表達意見。警察命令他們摘掉扣子，交出小刀，沒收標語牌，傳單，封鎖進入市中心的路口。和警察、媒體的描述相反，世界貿易組織開會期間的示威遊行並沒有成為暴亂。示威者是很嘈雜，混亂，但總體上是和平的。警察就不一樣了，他們使用催淚彈，辣椒水，橡皮子彈，警棒打和平的示威者，沒聽見或準備按警察命令做的示威者，旁觀者，去平息由警察自己引起的騷動。西雅圖警察局為保護公共安全和官員安全在根本沒有必要的時候對群眾大量使用催淚氣體，對公共安全或官員安全不夠成任何威脅的非暴力示威者使用辣椒水，橡皮子彈，基層警官的野蠻毆打，胡亂抓人，不經審訊就拘留數天。在反對世界貿易組織的示威遊行時被抓的人遭受虐待，並親眼目睹監獄官對犯人的暴行。”[19] 　　這和媒體對警察對付暴亂抗議者的描述形成鮮明對比。媒體的報道顛倒了時間順序，先報道少數示威者毀壞公共財物，再報道警察使用辣椒水、催淚彈好像是對破壞行為做出的反應。有很多的目擊者說是警察先襲擊示威者，在這之後才出現毀壞公物的。西雅圖的警官蘭迪胡斯里克承認先對非暴力示威者使用辣椒水，之後才出現破壞公物的情況的。媒體盲目地炮製了一個有利於警察的故事。[20]媒體對破壞公司財物描述為“暴力”也暗示他們認可私有財產不可侵犯。 　　類似的情況存在於報道其他“反全球化”示威遊行。有關在意大利的熱那亞舉行的工業8國集團會議的抗議活動，媒體基本上忽視示威者的立場，依然是過分地專注於示威者的暴力，對警察導致一名示威者殘死的野蠻暴行掩蓋和粉飾。媒體盲目地重複警察對自己行為的辯護，等到真相大白顯示警察撒謊時，媒體置之不理。一名高級警官皮埃羅拖亦阿尼承認警方在示威者中間安置炸彈以便有藉口對示威者進行襲擊，但美國的媒體從沒有報道過這樣的事。[21] 　　美國公共廣播公司（PBS）和國內公用無線電台（NPR）的結構和其他媒體有點不一樣但是和商業媒體有相似的原則。雖然不是大公司直接擁有，但指望大公司贊助資金，同時也從政府部門獲得大量資金包括公共資源局。因此他們像別的媒體一樣歪曲事實，儘管他們在自由保守光譜上在自由這邊不象有些別的媒體那麼寡廉鮮恥。 　　比如，在國內公用無線電台（NPR）1991年9月到12月間“全景分析”“上午版”的廣播節目有26%的來源是政府信息。華盛頓新聞中有53%以行政官員或國會議員的講話開頭。27名新聞評論員中有26名為白人，只有21%的記者為婦女。[22] 公共廣播公司（PBS）在科索沃戰爭中的“新聞時間”報道明顯偏向政府。從3月25日到4月8日，對北約轟炸的批評只占報道的10%。南斯拉夫政府官員，塞爾維亞人，或塞爾維亞裔美國人，及團體中最有可能批評北約轟炸的只占報道的6%。非塞爾維亞裔美國人反對轟炸的報道占4%。39%的記者和42%的現場受訪佳賓是現任或前任政府官員。阿爾巴尼亞難民和科索沃解放軍發言人占報道的17%。[23] 　　地方媒體和學生媒體總體上傾向於採取類似於商業媒體的路線，但是由於結構不同，並不總是完全一樣。有些情況下，大公司直接擁有媒體，這樣他們就合其他媒體沒什麼區別。有些情況下，他們歸小公司所有，並非精英控制。精英通常也不擁有學生自辦的新聞媒體。地方媒體和學生媒體都跟隨大新聞媒體的焦點。如果紐約時報或其他大報頭版報道了什麼，地方和學生媒體上也要刊登在頭版上。而且，他們傾向於依賴政府提供信息，依賴廣告作為收入來源，更容易受到地方企業，地方政府，學校當局的影響。這使得他們的報道面受到限制。但是信息透漏也更容易，因為他們不受大公司直接擁有。在大報上刊登讀者來信鼓吹共產主義是非常困難的，但地方、學生媒體有時候對發表不同意見往往更開通。 　　所有這些造成的結果就是讓人們對世界上發生的事按有利於精英的方式進行解讀。雖然不是完全有效，但是成功率是很高的。位於阿默斯特的馬薩諸塞大學傳播學中心進行的調查發現： 　“看海灣戰爭電視最多的人對這個地區的基本生活事實了解最少。在那些看電視最多的觀眾中，32%認為科威特是個民主國家，只有23%的人意識到在中東除了伊拉克還有別的國家對他人的占領，只有10%聽說過因提發塔（巴勒斯坦抵抗運動，巴勒斯坦解放軍(譯者注）現代中東歷史上持續最久的暴亂。當被問及哪三個國家否決最近聯合國召開國際和平會議的決議時（美國、以色列、多米尼加），14%的人正確地指出美國，另有12%的人認為是伊拉克。該中心的調查顯示只有13%的電視觀眾知道在8月2日入侵之前美國官方對待伊拉克的政策是什麼。”[24] 　　國際政策態度項目（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 (PIPA)在2003年10月的報告調查了在公眾中存在的三大錯誤認識：薩達姆候塞因與911襲擊有直接聯繫，已經在伊拉克發現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世界輿論支持美國領導的伊拉克戰爭。大量的證據證明這些都是虛假的，甚至連布什政府都承認這不是真的。它還發現這三大認識與支持戰爭有正相關關係。而這些錯誤認識正是布什政府2002年夏末發動大規模宣傳攻勢的副產品，這些宣傳試圖利用911來獲得戰爭的正義性，成功說服美國人薩達姆支持恐怖主義、要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攻擊美國人是美國的嚴重威脅等。它還搭克林頓和老布什政府先前戰爭宣傳對伊拉克的負面印象的便車。（當美國支持薩達姆時，政府沒有反伊拉克宣傳，但在美國和伊拉克的薩達姆交惡後，薩達姆就被妖魔化為第二個希特勒）政府的宣傳攻勢被媒體盲目的機械複製。媒體幾乎沒有什麼例外的在侵略完成之前對政府沒有任何懷疑。到2003年9月，70%的美國人開始相信薩達姆直接與9-11襲擊有關。 　　國際政策態度項目（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 (PIPA)還發現對大多數媒體而言，看更多的新聞不會減少對這些錯誤觀念的認識，相反，新聞看得越多，這種錯誤認識就越進一步加強，再次說明媒體作為錯誤觀念傳播者的作用是有利於當權者的。對這些錯誤觀念的信任程度隨着這個人的新聞來源的不同而有所區別。福克斯電視台最糟糕有80%的觀眾相信一個或多個錯誤認識。國內公用無線電台（NPR）和美國公共廣播公司（PBS）最好，但是他們也有23%的觀眾相信一個或多個錯誤認識。[25] 　　國內公用無線電台（NPR）和美國公共廣播公司（PBS）這些讓人產生最少錯誤認識的媒體碰巧是最經常被保守的批評家挑出來指責其帶有自由主義偏見的。大部分的用以支持自由主義偏見的證據都是有缺陷的。自由主義偏見模式背後的基本理論是大部分記者都是自由主義者，在他們的報道中自然要反映出來。調查發現多數記者是溫和派，不是自由主義者，[26]然而即使我們不理會這個模式是錯誤的，因為它沒有考慮權力在哪裡。普通的記者沒有多少控制媒體的作用；權力集中在少數大公司即媒體所有者手裡。 　　另外，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一樣贊同資本主義，國家權力，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美國有權干涉別國。自由主義者贊同現行制度的主要特徵，只是希望有些改進而已。因為自由派、保守派、中間派都贊同資本主義等，相信這些的記者要遠遠超過不相信者。按照他們的邏輯，媒體應該具備極端自由主義或國家主義的偏見以便超過所謂的自由主義偏見。 　　自由主義偏見，或表面上的自由主義偏見實際上有助於支持這個制度，因為它進一步確定可以接受的思想的界限。如果媒體在攻擊當權者時被認為過分自由主義，過於引起爭議，那麼，那些質疑基本價值如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等將被看作不配在這個世界呆着。指責媒體帶有自由主義偏見有助於將媒體區別開來，確保它繼續增強其霸權。一旦有媒體偏離自由保守光譜，對自由媒體的批評就會迫使它回歸基本架構。 　　其中一個例子是紐約時報第一暢銷書，由波拿德勾德伯葛寫的《偏見》鼓吹自由主義偏見理論。這本書不是認真研究的結果，甚至沒有腳註、尾注、參考書目、和索引。他的好多觀點沒有證據支撐，只是籠統的感想。“不是數據或帶有偏見的報道的具體事例，勾德伯葛更喜歡一般的概括。”[27]有些說法實際上支持宣傳模式而不是自由主義偏見模式，比如聲稱新聞機構主要關注利潤和以白人為中心。許多引用沒有腳註或尾注，沒有提供足夠的信息進行研究。 　　他的很多主張是針對媒體的中間或自由主義一邊。誠然部分媒體是自由主義的（紐約時報，國內公共無線電台等）但這並不等於所有的媒體都是自由主義的。《偏見》的附錄包括他在華爾街雜誌上發表的指責媒體帶有自由主義偏見的社論。華爾街雜誌有沒有自由主義偏見？談話電台和福克斯新聞有沒有偏見？他並沒有提供任何證據支持他的說法。顯示即使比較保守的部分媒體是自由主義的對證明他的說法非常重要如果他們是自由主義的，那剩下的當然也是自由主義的了。反過來本文所持的模式也應該是正確的，也就是說，媒體是當權者的附庸。如果那樣的話，即使對當權者批評的報道如紐約時報也很容易為當權者歪曲真相。前文提到的東帝汶和柬埔寨的對比就是證據。勾德伯葛卻沒有提供證據顯示媒體中保守一邊的（華爾街雜誌，福克斯新聞/談話電台）有對保守派的偏見。 　　或許有人會說商業媒體為人們提供了所需的東西，新聞媒體的現狀不管有沒有偏見都滿足了人們的需要。這是基於一種神話即只要與市場搭界就是反映人民的需要就是某種民主。難怪在市場上被買賣的奴隸要反對這個觀點。市場常常對有錢人有利，因為通過滿足他們的願望和需求就能賺取更多的利潤。這是“一美圓，一票”美圓多的人自然影響就大。對媒體來說，顧客不是普通大眾而是廣告商。廣告商關注的是更有錢的顧客，因為他們有可能購買更多的產品。沒有多少廣告是針對無家可歸者的。因而媒體就要反映廣告商的意見和偏見，重點服務有錢者以及控制媒體的企業精英。 　此外，好幾個例子說明媒體的偏見並不是反映了廣大民眾的觀點。在對伊拉克的入侵上，只有10%報道是來自反戰陣營的，而實際上超過25%的民眾是反對戰爭的（參見上文）在90年代早期的醫療衛生辯論中，媒體主要報道克林頓的建議和保守派的反對。大部分民眾贊同單個支付方案，但除了個別例外，媒體基本上都避而不談。辯論的內容大大壓縮，大部分民眾的主張被排除在外。[28]這顯示媒體並不是簡單地反映民意。儘管媒體在凝聚民意方面常常很有效，但是從醫療衛生辯論這件事看出並非總是如此。美國人並非不想知道在伊拉克和美軍打游擊戰的各類武裝的名稱和主張，並非不想知道美國支持的在東帝汶進行的種族滅絕。他們不能知道----因為媒體沒有報道。 　　這種媒體的機制並非突然出現，而是經過很長時間才形成的。19世紀後期，隨着工業資本逐漸贏得控制地位形成少數掌握行業命運的寡頭，媒體也變得更集中。大公司開始收購報紙或者抽走那些批評公司權力的媒體的廣告。這並非大公司老闆們協商勾結的巨大陰謀，而是針對相似的處境採用的相似手法而已。 　　第一次世界大戰對造成我們今天這樣的媒體機制邁出了巨大的一步。威爾遜政府“建立了政府宣傳機構叫做魚籠委員會（Creel Commission）要在6個月之內成功地將主張和平的民眾變成歇斯底里的戰爭狂熱分子，要摧毀德國的任何東西，徹底消滅德國人，要參加戰爭拯救世界。”[29]魚籠委員會首次採用公共關係技巧操縱公眾輿論利用商業媒體煽動戰爭熱情。它發現向媒體大量提供“事實”（官方消息）使他們能夠控制新聞報道。戰爭期間政府加大審查力度，積極壓制反戰媒體和團體，其中多數為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原先迅速壯大的美國社會黨（Socialist Party, USA）被解散，再也沒有恢復，有無政府主義傾向的世界產業工人組織（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變得緘默不語。對持不同政見者的壓制在戰爭結束之後仍然持續，類似的宣傳技巧被用來製造紅色恐怖。通過打擊異己組織和媒體加速了媒體進一步集中在少數大公司手中的進程。 　　新媒體出現時，政府的干預在使媒體置於公司控制之下和效忠政府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二十世紀20年代後期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的前身主要向公司、企業發放開辦無線電台的許可證，基本上排除了非商業電台。而在此之前對電台很少有什麼限制，非商業團體，尤其是教育機構往往在電台占主導地位。此後幾年有場很多人參加的運動企圖改變這個決定但沒有成功。[30]後來電視台許可證的發放採取類似的對公司有利對非贏利機構不利的做法。大公司主導新聞媒體是因為政府選擇要讓大公司這樣。政府的政策和法律，如1996年的電信法，加上形形色色的補貼，包括免費乘坐國營航空公司飛機，都對媒體的結構產生持續至今的影響。 　　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媒體和社會的構成方式。媒體的負責人並非湊在煙霧繚繞的大房間密謀如何愚弄美國人。偏見的產生是媒體結構性矛盾所致，而不是巨大陰謀。有些團體確實有意識地試圖操縱媒體，有時候以密謀的方式進行。（一伙人秘密聚在一起要達到一個目標）比如，人們知道中央情報局（CIA）滲入媒體機構擁有他們的在職記者名單，它“還在全世界擁有數十家的報紙和雜誌”。[31] 中央情報局（CIA）改變了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1984》和《動物農莊》兩部電影版本將其中“詛咒兩座房子”的信息輕描淡寫，讓他們看起來是反共產主義的而非反資本主義的。[32]１９９９年有線新聞電視網（CNN）允許部隊心理戰軍官，政府宣傳專家在其亞特蘭大總部的新聞部工作。[33]有線新聞電視網（CNN）最終承認了這一點，[34]但大部分媒體對此不予報道。然而這是異於常規的特例。多數媒體偏見是結構性矛盾的結果。同樣的結構也使得它更容易讓當權者通過密謀或別的方式操縱媒體，擴大他們的影響。